一
发生在黄埔江边的这起对大批走私文物的成功拦截事件,最终成为这个秋天,甚至整个一九四八年轰动上海滩的爆炸性新闻。在各大媒体报刊成篇累牍的报道中,独树一帜的剑齿象门齿化石格外引人注目,漳源龙骨因此而再度名声大噪!
新中国建立后,众多的中外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把探寻的目光,落在了太行山麓的这个弹丸小县。一九五六年秋,距大龙骨在上海滩驻足整整八年之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首次揭开漳源龙骨神秘面纱者之一的原北平地质调查所教授、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生代研究室教授刘道纯的陪同下,来漳源对县境内的化石分布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之后,国内、省内及苏联、德国、法国、美国、瑞典等众多的地质和古生物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们接踵而至,乐不思蜀。
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将漳源全境列为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浩劫。炽烈的红旗挟裹着人们疯狂的呼号和林立的拳头,漫向大江南北,畸形的激情将国土和国土上的天空染成一样的血色。
历史已经注定“文化大革命”永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就在这个大运动开始的第一个冬天,数百名红卫兵小将,从原省立第八中学——现在的漳源中学,一路声嘶力竭地高唱革命歌曲,高呼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浩浩荡荡行至老龙岭上,在捣毁了张村的文昌庙后,又烧了老龙圪塔上的关帝庙,之后,又攀上庙岭山,将金厢寺中留存不多的十几尊泥塑佛像,尽兴挥拳舞棒,一砸而光。接着,又将寺内所住十位和尚揪斗拷打几近半死,并严辞以告:“即刻还俗解散,否则仍将打倒。”当晚,除一王姓和尚仓皇出逃至五台山之外,余众九人,全部于寺前枯枣老杏之上效明崇祯煤山之路去了。
未几,造反夺权,两派纷争,武斗突起。在山西,以红总站和红联站总部两大派的武斗尤为骇人听闻。初为小打小闹,拳脚棍棒,至一九六七年,正式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在晋东南、晋中等地,已由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大杀伤力武器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
漳源两派,与上对应,其一为“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参加者以机关干部、伤残和退伍军人居多;其二为“红旗飘飘联络总站”,参加者多为知识分子、学生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乡人称前者为“指挥部”,后者为“飘飘家”。
一九六七年夏天某日,一个头裹白毛巾,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的是非人物,乘着一辆大卡车,一路颠簸来到漳源“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了一通极具号召力的讲话。讲话完毕,在悄声问过身边人“红旗飘飘的飘字怎么写”之后,便在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大纸上写下了歪歪扭扭的四个黑色大字:“红旗飘飘。”随之,“飘飘家”的红袖章上全部换上了这位“白毛巾”的“书法作品”。
这一年,于一九五五年由县政府易名的县人委,也因“造反派”的夺权而被迫停止工作。十月,成立了县革委会筹备组。“白毛巾”走后,漳源武斗迅速升温,“指挥部”雄踞占尽地利的县革委大院,“飘飘家”则固守在可自行生产枪支、手榴弹的加工厂,并以累累沙袋构筑工事,以生铁火炉满盛炸药密布四周,以链轨拖拉机改装铁甲车而严阵以待。县城之内,日日闻枪声,夜夜有炮响,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热闹之下,横尸街头、血溅路途的惨事时有发生。
这其间,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诸多人物,或是其本人,或是其子女,也多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大动荡者。已在县里参加工作的老龙岭上老赵家两兄弟赵俊明和赵新明,跟着曾经打过日本鬼子,又在解放战争之初光荣负伤的革命残废军人(现已改称残疾军人)刘狗吃,一同加入到指挥部的阵营。与他们一同并肩战斗的还有时任县革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张愣蛮。而另一位与老龙岭也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物,是那个在战争年代表现得并不是很抢眼的张贵生,虽执掌着漳源县革委筹备委员会主任之大印,却因家庭成分问题而另起炉灶,成为“飘飘家”一派的核心人物。其后,刘狗吃终因不忍与同乡手足以刀枪相见,便掂着枪跑回了老龙岭,而他的儿子刘粮海却对他带回来的长枪爱不释手,终在一天夜里背着他和王月英偷偷跑进城里投了张愣蛮。
值得特别记下的是,为了寻访父亲当年战斗过的足迹,在山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漳源中学任教的原县委书记岳必泰的儿子岳子峰,则参加了“飘飘家”,并凭着“学毛著积极分子”等特殊的政治身份,成为这一派中仅次于张贵生的又一个核心人物。
其时,官至省某厅副厅长的李梦楼,亦已被“打倒”,并与妻子赵凤娇一同被遣送回漳源老家“下放改造”。随同他们一起归来的还有他们的一双儿女冰玉和雪玉。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一个给漳源许多家庭带来永久伤痛的日子。
这一日,被“指挥部”打出县境的“飘飘家”近千人的队伍,由平遥向漳源潜回,在行至漳源边界黄花岭上的马陵关时,忽然与逆向而来闻讯堵截的百余名“指挥部”战斗队员遭遇。双方激战数小时,死十六人,伤无数。此时,一直担负着队伍后勤和宣传工作的岳子峰,正在和休息的后队人员下象棋,当听到前方传来“打死人”的消息时,他当下大惊失色,将手中捏着的一只黑“将”,猛地摔碎在一块大青石上,并茫然而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此后不多时,正在左权县参加会议的张贵生也接到消息……
黄花岭一役,首次参加武斗的刘粮海不幸饮弹身亡。赵俊明则身负重伤,住进医院。一同被乱枪打死的还有庙岭镇上陈德仁的一个参加了“飘飘家”的孙子。
第二天,刘粮海年轻的尸体被箍着“指挥部”红袖章的战友,一路从悟云山的小道上抬回老龙坡顶上的老松树下,交给痛不欲生的刘狗吃和王月英。闻讯而至的赵凤堂抚尸大哭,数度昏死。
就在操办刘粮海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老人一直呆呆地守在不远处苍松翠柏簇拥着的烈士亭里。当大家从安葬刘粮海的坟里回来时,发现老人已伏在那被他擦拭得油光黑亮的烈士碑前,静静地去了。
他就是赵磨锁老汉,终时享年八十五岁。
山西的武斗仍在持续,并最终激怒了中央。漳源黄花岭事件发生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针对山西武斗发出措辞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立即停止武斗,进行大联合,“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主席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大笔一挥,在上面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时,县革委会筹备组被正式成立的县革委代替;之后不久,县核心小组与县革委会合并成立县革委核心小组,由张愣蛮任组长。不日,张贵生、岳子峰等十余名“飘飘家”被捕入狱,并每日戴着手铐脚镣,站在敞篷大卡车上,或冰寒,或炎热,在全县城乡各类大小会上巡回揪斗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其时,被揪斗者多已遍体鳞伤,体无完肤。而屡经拷打审问,始终坚持自己并未直接参与指挥黄花岭事件的岳子峰,终被打得腰折腿断,不得站立。一九七零年隆冬的一天,岳子峰、张贵生等六人被公安人员从监房押出,准备执行枪决。此时,他们的手脚都还戴着镣铐,脚踝处已被镣端笨重的铁箍硌得白骨裸露。枪毙是需提前去掉刑具的,但镣口早已锈死,公安人员只好找来几把铁锤和钢錾开镣。一时间,惨烈的叫声响彻整个漳源城。
岳子峰自知命已不保,却硬是咬着牙不发一声喊,直到被人抬到大卡车上时,方仰望苍天朗声大笑,笑罢,便高吟漳源革命前辈赵凤章在狱中写的七律《感怀》:
男儿生世何所求,鹏程万里任去留。
精诚高洒化为日,浩气长存漫空游。
尽我心力为信仰,誓洒热血不空流。
共产主义早日至,青春寿短又何忧!
这首诗是他的父亲从贺玉庭那里学的。来漳源时,父亲又逐字逐句亲授于他。然而,谁又能想得到,一样是为了这诗中的伟大理想,一样是在这一片土地上,父亲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了,而他却要倒在阴谋、嫉恨和荒唐所编织的戕杀中了。
就在大卡车载着“死刑犯”们驶向公判大会会场的时候,张愣蛮忽然被通知到办公室去接一个紧急电话。
电话是地区革委核心小组副组长杨连明打来的。他说,上面已有通知,对身背命案的杀人犯们要严惩不贷,而像张贵生、岳子峰这类只负有指挥责任的人,即使是把他们审成反革命事件的主犯,也是不可以处以极刑的。
杨连明说完,又加重语气重新问道:“听明白了吗?我告诉你,正式的文件通知马上就要送下去了。”
张愣蛮说:“明白了。”
杨连明又说:“我看你未必明白。”
张愣蛮便说:“你也没打这个电话,我也没接这个电话。”言罢,向公判大会匆匆赶去。
不多时,痛彻整个漳源的枪声已在浊漳滩上的孤魂台下响起……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之后,各地供销合作社开始大量收购药用龙骨。漳源龙骨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社员们常于雨天歇工或是其他空余时间,三三两两,荷锹扛镢,走沟串岭寻找龙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