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中看到：抗战时期，彭德怀召开会议，大家兴冲冲赶来了，以为开会就能吃饭，没想到彭德怀也没有吃的，大家饿得坐不住，就躺在炕上开会。
抗战早期，八路军能够从国民政府领取粮饷，按照三个师的配置。后来，八路军扩充非常快，但是领取到的，还是三个师的粮饷配置。那时候，整个中国军队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国军也常常吃不饱，一直到1944年滇缅反攻的时候，大量的国军连棉衣都穿不上，冻死在云南的高黎贡山上。
1939年南岳会议结束后，抗战由防御转入了相持，国军和八路军有了摩擦，国民政府就停止了对八路军三个师的供应。
八路军只能选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抗战开始之初，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在经过同意后，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因为八路军的游击战有着悠久的传统。
游击战术是红军和八路军的传家宝，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更是将游击战发挥得炉火纯青。
彭德怀对游击战推崇备至，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说：
只有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使深入我区之敌，行不安，坐不稳，耳目不灵，手足不敏，造成有利于运动战的条件与机会。不仅如此，即对付敌人武装便衣队的袭击，保卫抗日政权，保卫根据地治安，亦无一不依赖游击战争，这是敌后战争环境与我们的任务决定的。
游击战让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游击战也让日军处处捉襟见肘，被动挨打。
时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也看出了游击战的妙处，他在1937年冬的武汉军事会议上这样说：“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白崇禧的建议被采纳，各战区陆续将部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
在抗战之初，当国军处处被动挨打，而八路军的游击战却很快就收到了奇效。115师的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千余人；129师夜袭阳明堡，摧毁敌机24架；120师雁门关设伏，摧毁汽车500辆；刘伯承在七亘村三天内两次设伏，歼敌400人……尽管每次歼敌数量不多，但是累积起来，这一时期八路军歼敌将近一个联队，而此时的国军却没有成建制地消灭过一个日军联队，八路军的战果可谓异常辉煌。
国军开始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但是国军的游击战和八路军的游击战有很大不同。八路军的战术是依靠群众，藏兵于民，在白天，每一个八路军都是拿着锄头的农民；而到了夜晚，每一个农民都是拿起枪支的八路军。而国军的游击战，则没有八路军这样的奇思妙想。八路军的游击战主要是小规模的设伏袭击，后来发展到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果辉煌。这就是白崇禧所说的“积小胜为大胜”。
八路军的游击战比国军的游击战更进一步，也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八路军的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间自卫武装，灵活机动，作风飘忽，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些，都是国军的游击队没有做到的。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符合游击战的特点，而国军的游击战，还是敌后阵地战。
1935年，一个名叫埃文森·卡尔逊的美国人来到中国观摩战法，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的。
卡尔逊在台儿庄战役中看到了中国军队如何奋勇杀敌，深为感动。后来，他遇到了另外一个名叫斯诺的美国人，两人相谈甚欢。斯诺，就是写出了《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红军的那个美国记者。在斯诺的介绍下，卡尔逊来到了八路军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卡尔逊眼中的八路军是信心满怀的，他们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没有抱怨，卡尔逊说，这些八路军能够熟练运用游击战的战术，他们的枪法很准，奔跑起来像一阵风，而且飞檐走壁。
外公说过，抗战的时候，八路军的脚后跟绑着两双火筷子，火筷子现在几乎消失了，就是用来夹煤块的筷子样的铁条，八路军脚后跟绑上火筷子后，退后几步，然后一跃而起，踩着土墙就攀上了墙头。北方的土墙高一丈左右，我每次看到土墙就会想起外公的话，现在即使给我十双火筷子，我也攀不上墙头。
卡尔逊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翻译是周立波，这是一个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家，写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翻译有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精通俄语和英语。几乎所有老外来到解放区，都是周立波担任翻译，除了卡尔逊，他还担任史沫特莱和苏联塔斯社驻华军事记者瓦西里耶夫的翻译。这个周立波是一代文学大家，现在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很少。
周立波陪着卡尔逊在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了50天，依靠步行和骑马行走了2500里，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极为感兴趣，他对晋察冀根据地司令聂荣臻说：“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无非是蹲在战壕里打枪打炮，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们这些士兵都像机器人一样，根本不动脑子，枯燥得很。你们这种搞法，实在有味道，很有战争艺术，一面打仗，一面考虑许多问题，不单着眼于军事，还搞政治、搞经济、搞文化，这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卡尔逊还说，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如果有战争，也要这样打游击。
周立波则把这次考察写成了一本书，叫作《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1938年的汉口出版了，很快就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汉口还没有沦陷。
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劫后的东冶头》，文章写道：
我们走进镇里，不见一个人影；原有好几百家烟火的市镇，凄凉像坟墓；许多房子虽然没有经过火烧和炮轰，但是门窗和一切木器，都被敌人用作柴薪烧掉了。睡觉的炕，都被捣毁，烧饭的锅炉上，撒上了许多大便。
我们走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看，那里有一小仓小米，被敌人烧掉，细粒的小米，变成了整块的焦炭。
日军不但烧光，而且还杀光，这篇文章继续写道：
多看他们一眼，他们杀，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杀。
东冶头并不是个例，还有比这个村庄更为凄惨的：
像崔家庄，简直烧成了一片焦土；被轮奸致死的女人，裸露地横尸在路上。有许多女人，裤子被扯得稀烂，可以想见当时挣扎的情形。在长岭，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遭受了青年妇女同样的悲运。
周立波的这本书籍也写到了八路军的战法：
我们的步兵在山路上移动很迅速，惯于奇袭、突击、夜战和埋伏。
我们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蔽，可以迅速获得敌人行动的情报，又可以机密地封锁自己的军情。
我们的将领和士兵，对于各处的地理和地形都十分熟悉。
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手持梭镖的儿童，这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实有其事。抗战时期，中国已经无兵可战，连正在贪玩年龄的儿童，也不得不卷入战争。
《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有一篇文章《小哨兵》，这样写道：
壮丁不够的乡村，在路上放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拿着刀矛，固执地检查路人，一定要看到你的路条毫无问题的时候，才放你走。”“北方的小溪流，冬天都结了冰。手持刀矛的小哨兵，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在溪流里滑冰，有了行人来，他们马上走上来。
卡尔逊回国后也写了一本书，记录他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观感，但是远远不如周立波写得好。
八路军的徒弟卡尔逊是美国“二战”历史中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决心成立一支游击队，美国海军陆战队任命他为第二近战营上校营长，运用在中国学到的游击战，无限度地接近敌人，然后突然袭击，在敌人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卡尔逊依靠这种在中国学来的和美国截然不同的江湖绿林战法，取得了一连串让人吃惊的战果，所以这支部队被美国人称为“卡尔逊的近战兵”。
卡尔逊最著名的战例是奇袭马金岛，马金岛其实是一场佯攻，目的是让守岛日军把瓜岛的日军调过来，以便取得瓜岛反攻战的胜利。卡尔逊带着他的营先乘坐潜艇，偷偷潜上马金岛，然后突然袭击，直取日军指挥部，炸毁军事设施，当瓜岛的大批日军赶来时，卡尔逊的营突然消失了，他们返回潜艇，沉在水下。在这次奇袭中，卡尔逊运用的都是八路军的战法。准确地说，这只是八路军游击战的皮毛，但是美国人就依靠这点皮毛打胜了。
奇袭马金岛后来被拍成一部叫作《工合》的电影，其实就是工农合作的意思，卡尔逊一知半解地把工农合作叫作“工合”，而美国人也以为“工合”的意思就是游击战。
如果美国人觉得奇袭马金岛值得拍成电影，那么中国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中，值得拍成电影的太多了，只是我们那时候的中国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里有心思和设备拍电影。
卡尔逊以后还参加了塔拉瓦岛、塞班岛、硫磺岛的登陆战，“卡尔逊的近战兵”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后来，他被提升为准将。
八路军的战法这么好，自然是不缺徒弟的，美国人学，日本人也学，可是美国人学成功了，日本人却失败了。
日本人败在生搬硬套，败在他们的榆木疙瘩脑壳。
跟着八路军学游击战的是日军59师团，这个师团建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八路军，师团部设在山东。1942年，日军以在中国的独立混成第10旅团和在日本国内的留守第1师团为基干组建第59师团。
59师团有一个独立讨伐大队，专门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准备以游击对付游击。他们觉得研究成熟后，就出动便衣队去根据地寻找八路军，这群便衣队衣衫褴褛，冒充拾粪老汉，却每人顶着一顶崭新的瓜皮帽。八路军一看这副打扮，打！便衣队几乎被全歼。
那时候的日军便衣队经常冒充根据地的老百姓，有的还冒充八路军。我们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地道战》中都能看到。
八路军的游击战，更是在接下来的百团大战中发挥出色。
“三枪八路”
百团大战，最先是从井陉煤矿开始的。
山西是煤矿储存大省，1937年8月，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开始一个月，板垣征四郎率领第五师团就沿着太行八陉偷袭山西，进攻大同。晋绥军与日军激战，无法抵挡日军飞机、坦克的强大攻势，晋北重镇大同失守。
大同失守后，日军就开始疯狂掠夺中国的煤炭资源。
彭家集是当年为日军在大同煤矿挖煤的劳工。他出生在河南固始，日军占领了固始后，就哄骗他们说，要修铁路，给工钱，他就和同村庄的18名少年报了名，“那时候，等在村子里就是死，没有吃的，不去就不能活命。”
报名后，日军就把他们拉到了一千里外的大同，下井挖煤。不但不给工钱，而且不能吃饱，经常遭受毒打。
18名乡党都死在了矿井里，活着的只剩下了彭家集一个人。
在大同煤矿里，彭家集的工作是端着铁锨给推车里装煤，一铁锨煤有十几斤重，动作稍微慢一点，就遭到监工的鞭打，每天天没有亮就下矿井，出来的时候已经满天星星，躺在地上浑身疼痛，连一步也迈不动。
当年，大同煤矿的矿工成千上万，操着不同的口音，后来据资料记载，矿工们来源于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因为大同煤矿储量丰富，而大同本地的人难以满足日军贪婪的胃口。
彭家集至今还能记得，有一年夏天，因为空气污染，环境恶劣，大同煤矿开始蔓延传染病，矿工身上长满黑黄色的脓包，正在干活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日军挖掘了一个大坑，把那些他们认为有病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统统推进了大坑里，然后浇上汽油烧死，哀号声通宵达旦。当年的报纸登载，仅一次烧死的劳工就有2000人。
20年后，大同农村战天斗地改造梯田，翻出了一具具白骨，这就是以后资料中所说的“万人坑”。日军在抗战时期，仅仅在大同煤矿，被残害致死的中国劳工就达到15万人。
在日军的眼中，中国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中国人是给他们创造财富的工具。日军的眼中只有能够带来巨额财富的，能够让战争机器运转的煤炭。普通的日本士兵是这样，日本的将领也是这样。
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据说在此地西面，隔着中条山脉的山西省东南部潞安高原一带有大煤田，储藏量在2000亿吨以上。山西省大同煤矿的缺点是离海远，但其储藏量极为丰富，而且和日本煤矿比，第一，绝对不进水，不需要排水设备，坑口是个简单的斜坡；第二，绝对不会发生瓦斯爆炸等事故；第三，煤层坚实，不需要坑木。
冈村宁次说大同煤矿的煤炭距离大海远，这是为了将煤炭走海路运往日本的。
日军在山西各处疯狂挖掘，为了防止八路军偷袭，日军进行了防范措施。冈村宁次写道：在场地周围圈上大围墙、铁丝网等，并设置枪眼；在外围冲要设置据点，昼夜警卫；警卫队员一般数百人，其中大部分仍用华人，以当地退伍的日本兵为骨干。
这里所说的场地，就是煤矿。
日军占领下的煤矿惨无人道，每天都有大量的中国劳工被残害致死。
这些苦难的劳工，每天都等待着八路军来解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