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官员到赵匡义那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将领们已经闯了进来，亮出明晃晃的刀，嚷着说：“我们已经商量定了，非请点检即位不可。”赵匡义和赵普听了，暗暗高兴，一面叮嘱大家一定要安定军心，不要造成混乱，一面赶快派赵匡胤的亲信郭延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留守在京城的大将石守信和王审琦管好京城内外大门。
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龙袍的黄袍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
赵匡胤就是赵匡胤，其言行显出他不同于五代被军士拥立的皇帝。赵匡胤骑在马上，开口说：“你们既然立我做天子，我的命令，你们都能听从吗？”将士们齐声回答说：“自然听陛下命令。”于是赵匡胤就发布命令：到了京城以后，要保护好周朝太后和幼主，不许侵犯朝廷大臣，不准抢掠国家仓库。执行命令的将来有重赏，否则就要严办。
赵匡胤本来就是禁军统帅，再加上有将领们拥护，谁敢不听号令！将士们排好队伍开往京城，一路上军容整齐，秋毫无犯。
到了汴京，又有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作内应，没费多大劲儿就拿下了京城。唯一的败笔是王彦升杀死了试图组织抵抗的韩通和他的家人，给赵匡胤的和平演变涂上了后周忠臣的鲜血。
赵匡胤与范质、王溥的见面比较富有戏剧性。他先是派潘美去告诉范质等，当时早朝还没有结束，宰相范质抓住王溥的手说：“仓促谴将，吾辈之罪也。”手指掐着王溥的手，几乎出血。王溥一句话也不敢说。
赵匡胤见他们时，装出为难的模样说：“世宗待我恩义深重。现在我被将士逼成这个样子，你们说怎么办？”范质等不知该怎么回答。有个将领声色俱厉地叫了起来：“我们没有主人，今天大家一定要请点检当天子！”范质、王溥吓得赶快下拜。
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的“禅位制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因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所以，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平定二李 巧释兵权
赵匡胤做了皇帝，当大臣们向他的母亲杜太后祝贺时，杜太后却皱起眉头，显出很忧愁的样子。等大臣退了朝，侍从们问太后：“皇上即位，您怎么还不快活？”太后说：“我听说做天子很不容易，能够把国家管理好，这个位子才是很尊贵的；要是管理不好，出了乱子，再想做一个老百姓还做不成呢。”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赵匡胤虽然即了位，但是全国还没有统一，别说周围还有一个个割据政权，就是原来后周统治的中原地区，也还有一些节度使对赵匡胤即位很不服气。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后的宋太祖赵匡胤“车驾初出”，随行的队伍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扇上，卫士大惊。赵匡胤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带刺，不仅威慑了刺客，也暗暗警告了步辇背后一大批口服心不服的后周旧臣。
赵匡胤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打消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面对这种局势，赵匡胤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依据这一方针，赵匡胤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旧相范质继任。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赵匡胤还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赵匡胤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一些后周旧臣不吃这一套。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赵匡胤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今山西晋城），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
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赵匡胤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殉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殉却偷偷来到东京，将此事报告给了赵匡胤。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赵匡胤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像李筠那样想做天子，故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殉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第二，让皇弟赵光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赵匡胤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赵匡胤对赵光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别作一家计度。”可见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赵匡胤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赵匡胤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经过暂短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赵匡胤基本解决了新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但他并未因此而感到安心，相反，他更时时刻刻感到另一种潜在的威胁。赵匡胤的后顾之忧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和兵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
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臣属太强。特别是那些领兵大帅，依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赵匡胤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收缴兵权历来都是件极为敏感而棘手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兵变，造成混乱。历史上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是太多了。
有一次，赵匡胤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天下自唐末以来，不过才过了数十年，帝王的姓氏已经换了八个，战斗不息，百姓惨死，生灵涂炭，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朕想结束天下征战不已的局面，为国家做长久的打算，但却不知应该如何去做。”
赵普说：“陛下能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社稷百姓的福气。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只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大，君弱臣强，时间久了，就积重难返，局势自然无法控制。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逐步削夺藩镇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入，将藩镇的精兵尽收于陛下手中，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了。”赵匡胤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为此，他在扑灭了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派慕容延钊到外地去当节度使。禁军将领石守信，因为拥立有功，宋太祖没有立即罢免他。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有朝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赵匡胤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于是，他就定下了“杯酒释兵权”的方针。
一日晚朝后，赵匡胤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席上，君臣痛饮，大家都十分高兴，酒到半酣，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让侍立四周的人都退下，悄悄地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来。
赵匡胤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赵匡胤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这在当时是最为敏感的话，谁沾上了谋反的边，都会被诛灭九族。一听这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二心？”宋太祖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指一条路。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造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地过完这一辈子呢？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和睦相安，这该有多好！”赵匡胤的这一番话拨云见日，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年老多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十分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节度使。这即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开国皇帝杀功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后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是这样的典型。赵匡胤采取了这样一种和平省力的方式，避免了血腥的屠杀，让大家都得到了很好的结局。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赵匡胤不但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赵匡胤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赵匡胤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得到较为合理的解决。
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赵匡胤在御花园举行宴会。赵匡胤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也有个别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叼叼地夸说自己立过的功劳。赵匡胤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赵匡胤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至此，所有高级将领的兵权都被解除。
赵匡胤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并制定了“更戍法”，规定除了警卫皇室的殿前班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换防，将领经常调动，军队和将帅的调动权也归中央，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接着，他又实行了“内外相制”的策略，各地行政长官由朝廷委派，大大削弱了藩镇的实力和实权（包括兵权、政权和财权）。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逐渐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