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景
有位史学先贤曾说，翻阅中国近代史如同体会“五味”，透过满是辛酸的漫漫长夜，追溯给“东方睡狮”带来黎明前曙光的人们，便绕不开一个名字——张之洞，其字孝达，号香涛、壶公，河北省南皮县人，也称“张南皮”。一个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从封疆大吏到国之柱石，被誉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他出身“清流”、崇尚实业救国，所到之处，兴利除弊，推新政、御外辱、强教育、练新军、办工厂、修铁路，且为官几十年两袖清风，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因此，孙中山、毛泽东、习近平都给予其高度的评价。
一
甲午春日，我是接了走访国内名校对接“产学研”的活儿，才踏进武汉三镇的。适逢雨季，雨丝淅淅沥沥地飘洒，心头也是湿漉漉的。每到一处，接待者听说是张之洞家乡人，便热情倍增，领我走张之洞路，拜张公祠，访张公纪念馆，观张公实业遗址等等，让一个先贤乡党瞬间占据心间的每个角落。
一个人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两千年前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就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当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张之洞是不会打如此诳语的。“他是一个矮小而简朴的人，平易可亲，质朴的服装表现了庄严的气质。这种卓越的风度显出他是一个完美的最高地方长官。尽管身躯矮小，可是决不有损于大官的气质。我不相信中国别的官员都像他这样充满中国人的美德和富有裨益于人民的运筹。”——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当时就是这样描述新任总督的。是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张之洞无疑是一个思维独到、执着坚定的人。故尔，踌躇满志、一腔抱负，大有撑危势于既倒的志向。
那时的武汉人怎么也不会知道这个其貌不扬的新总督的到来，对于他们意味着怎样的前途和未来。但史实却向人们展示了它真实的情景：武汉命运的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十九年呀，从1889年岁暮到1907年中秋，张之洞越发的枯瘦干练了，确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状，当年的锐气勃勃已变得老气横秋，布满沧桑的面庞，深邃的目光透出沉思的神情。倘若从来时的路捡拾，一路的成就确实亮灿三镇：开办了炼铁厂，为武汉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夯实了坚实的根基；主持修建了芦汉铁路即后来的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九省通衢之城；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兵工厂，“汉阳造”曾经是中国最为著名的现代武器；修建堤防，使武汉成为今天这样规模的城市；重教兴学，倡办学之风，使今日之武汉成为大学林立之城。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形容，就叫作“改革开放”。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长江中游、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飞跃。
2013年河北省评选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张之洞赫然位列其中。尽管红尘滚滚已过百年，但车辙的印迹越发的清晰起来。
张公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湖北新政”造福鄂域，全国效仿，创新制度是为至要。此间增加各类机构众多，大都按张之洞理念设置，依据鄂地治理实际而自主创新的。这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产生的冲击，波及各个阶层，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都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坐拥一方能开风气之先，是胆魄更是高瞻远瞩的理念所系，张之洞便是晚清政坛那株会思想的芦苇！
二
倘若把晚清政治比作抛物线的话，虽时有起伏，但衰落已是大势。张之洞从中探花入翰林院，便面临选择，是随波逐流与腐朽为伍，还是跻身清流？他选择了后者。与翰林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御史刘恩溥等结友，闲时诗酒唱酬，书画金石，但凡遇事，联翩上疏，奔走呼号，鞭挞权贵，弹劾督抚，呈“一时清气”。
如果说他在山西巡抚任内，禁罂粟，兴农桑，查藩库，劾贪官，整饬吏治，兴办洋务皆为“牛刀小试”，那么总督两广时，中法战争爆发，他力排众议，几番上书朝廷坚定主战，并三顾茅庐启用老将冯子材挂帅出征，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谅山大捷，为朝野侧目，始为“能臣”之开端。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南皮书家魏春阁先生曾书张之洞诗悬于办公室北墙：日观宝剑夜观书，纬地经天展鸿图。万世师表孔圣在，敢借两江荡百污。书者已去，行草条幅仍在，每每仰视便为先贤的豪迈气概击节鼓掌。
张公先后督两湖、两广，十九载踏遍鄂域山水，达练一方人文，功绩可圈可点。其中，首推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北伐时京汉铁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是其毕生之作。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产总额约一千多万两白银。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结构，武汉也一跃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由此奠定。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汉阳造”至今仍闻名于世。源于张之洞创建的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的步枪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枪”。从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开始，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而不衰，为新中国“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光绪三十年，来鄂已经五年的张之洞在修好武昌南北两条长堤之后，决定修建汉口的后湖长堤。那时的汉口，始终受后湖水患威胁。汉口堡之外的大片土地，夏天汛期来时白浪滔天，冬季水退之后泥泞没胫，让汉口人十分头疼。张之洞为修此堤劳躬亲至，据说他们在后湖中搭了一个高台，张之洞站在台上，用望远镜四下一望，扬手指定，上到哪里，下达哪里，中间经由何处。大堤的走向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后湖大堤不仅解除了威胁汉口的水患，同时也将汉口的面积扩大了几十倍，它将汉口真正变成了一个大汉口。人们后来为了纪念张之洞，在堤边修过一座张公祠，又将长堤称为张公堤。长堤历经百年仍屹立，依然是汉口一道重要的抑水屏障。
步行在当年的张公堤上，心间油然而生的是对乡党先贤的崇敬景仰与感念。漫长的仕途中，尤其湖广总督任上，他“夜睡仅四五刻，每饭一瓯，仍不消化”，以致诸病齐发。因此，张之洞七十一岁奉诏进京入相时，武汉街头百官揖手、万民含泪相送的场面甚为壮观。
应该承认，在武汉人心中，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完人、圣人，但却是一个永远忘不掉的人。
三
每个卓越的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过人之长，宛若历史长河中一叶扁舟，操橹扬帆者才会勇立潮头，荡起浪花。
作为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当然明白中国非变革不能自立的现实。从中法战争之后，他更多地接受了西学知识，其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从传统学术中求致用，转变为从中西学术中求致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培养人才的学制上更多地侧重于“西学为用”，进而达到“融贯中西”的目标。自甲午至戊戌时期，主张吸收西学、会通中西的思想成为时代主潮。他虽然倡导吸收西学，但始终坚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的立场。当他认识到维新派康有为以经学形式输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理论根据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便赶紧与之划清界限。
于是，1898年，在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进行到白热化之时，张之洞抛出了呕心沥血之作——《劝学篇》，两难之中的光绪皇帝如获至宝，大加赞赏。接着，将《劝学篇》颁至各省督抚学政，在全国四处刊刻流传，一时洛阳纸贵。这说明，张之洞的《劝学篇》同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一样，并不是单纯论学的文章，而是一篇警世的政论之作。
张之洞在自序中指出《劝学篇》的主旨要义在于“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劝学篇》里流露着明显的忠君爱国思想，希望中国一天天强大起来，极力避免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张之洞始终认为，中学是“根底”，西学是作为“补阙”而存在的。讲西学必须先通中学，强中国不可少西学。中学是根本，是主；西学是末节，是从。只有在通中学的基础上学西学，才能补中学之不足。
如何让理想的种子开花结果，让理念变为现实？不仅要坐着谈，还重在起来行。张之洞可谓煞费苦心。
他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起了试验田。自强学堂是著名学堂之一。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张之洞深切意识到新型人才匮乏。在《劝学篇》外篇里，张之洞着重论述了发展留学及改造旧书院、设立新式学堂的新理念。他设立了两湖书院、江汉书院、湖北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等等，从初等学堂到高等学堂的相当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已具雏形。
栽下梧桐树，引来凤凰栖。张公唯才是举，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在推荐之列。他以为：方今世变日亟，需才方殷。国家安攘兼筹，则用人难拘一格。登高而招一呼百应，一时间学子云集，科技、教育、文化等专业人才也汇聚在湖北。武汉因此成为中部最重要的文教中心。
另外，张之洞极力推动游学，全国每年派几万人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游学。他提出：外面学一年，比在国内学三年好。激励有志之士去国外长见识，学成报国。仅鄂地每年输出学生几百人，张之洞亲自挑选，并设宴送行，殷切寄望自不待言。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数学泰斗华蘅芳等俊彦均为此期受益留洋，学成国之重器。难怪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竟如此评价：“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四
招堤，是张之洞生长地的一处景观。乙酉之秋，黔西南州安龙县举办“张之洞诞辰180周年研讨会”，我有幸被邀前往。朋友引导便沿了招堤浏览，堤下有百亩荷塘甚为气派，只是临了深秋，百草凋敝，残荷满目。登上半山亭瞻张公幼年奇文《半山亭记》，竟然不敢弄出半点声响，只在心中默念：张公，家乡后学看你来了。
在安龙，才知道张之洞是有两个家乡的。河北省南皮县为其祖籍，贵州省安龙是其生长地。一南一北遥遥相望，虽隔几千里，张公情系两地，一线两牵，不分伯仲，留下许多传说佳话。
1903年，张之洞来京述职，慈禧太后早闻其任总督多年依然两袖清风，恩赐五千两白银以赏，他返鄂时顺道回南皮祭祖，见家乡学堂破落便捐出了朝廷给他的五千两赏银，还有数年来积累的一万二千两俸银，动议在家乡南皮县双庙村兴办新式学堂。张公以慈禧太后的赏银为由始建，故学堂定名为“慈恩学堂”。占地四十多亩，建筑工料十分考究。墙壁卧砖到顶，磨砖对缝，起脊挂瓦，外观只有顺砌没有丁砖，木料多是红松，十分坚固。各房均有前廊后厦，天廊通向各室，屋顶起脊很缓，覆盖着灰色的阴阳小片瓦，颇显学堂的威严肃穆。屋脊和屋檐上雕刻着各种鸟兽花草的图案，真是栩栩如生，惹人怜爱。学堂里教室、寝室、伙房、餐厅、图书馆、议事厅、储藏室、警厅等一应俱全。大门坐北朝南，门前设有照壁，下是砌砖实墙，上是十字透景墙，东西各有上圆下方的月亮门，显得格外雅观。南墙照壁上雕刻二龙戏珠，粉白的墙壁，青色的蛟龙，火红的宝珠，彼此相互映衬，寓意着喜乐吉祥。门前蹲放着两头半米多高的麒麟式青灰石狮，门洞硕大宽敞，庄重典雅。正门上方悬挂光绪帝手书“慈恩学堂”的硕大紫檀木鎏金大匾，中间有光绪皇帝的印章；二门悬挂慈禧太后亲题的“振民育德”四字的紫檀木鎏金大匾。百年沧桑，热土仍在，昔日学堂已变为高楼林立之学府，张之洞的家乡情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天天向上，其后学众多，桃李满天下。
无独有偶，在安龙有句俗语：人看从小，三岁看老。人生三分靠天赋，七分是童年少年及后天的积累，往往少小时形成的道德趋向和世界观是难以改变的，决定其一生的运程。张之洞在安龙，有名师的传授，有严父的督促，有良好的家风，还有龙城纯朴的民风熏陶，奠定了他一生事业成就的基础。
1907年在慈恩学堂落成的同时，张之洞对安龙也不敢忘怀，命家人购置数千银元的实用书籍和教学仪器，派专人押运到南盘江和洪江，再雇请驮马挑夫送到安龙。接着又捐银千两，在安龙置田收租五十六石，交给府城学堂作常年经费。张之洞意犹未尽，便委托原故友之子、原督府慕僚补用知县宋绍锡回安龙，带亲笔信给兴义府知府陈鸿年，请他去府城考选10名青年学生，到武汉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张之洞担心安龙的家长不放心子弟远行，又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告家乡父老书》。陈鸿年用大字抄录张贴在府衙门口，全城父老无不感激万分。陈鸿年主持考选宋炯、洗国琮、王立斋、黄定三、陆天香、郑子立等十余人，由宋绍锡带到武汉，入武汉两湖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所需各项用费约二千银元，全部由张之洞自掏腰包付账。
有人说乡愁是游子的心煎熬出来的。张之洞确实再现了超时空存在的乡愁。
在安龙，他少年时写有《半山亭记》《吊十八先生文》并勒石以表。其身居南国，却常念故里，十岁时曾赋诗表露心境：燕赵名士遍春秋，代有奇才如水流。生在兴义思故里，十龄未曾到沧州。
在祖籍南皮，他曾流连焦山寺、慈恩学堂，为县志作序，为乡人写铭，并在和王壬秋的信中写道：文晏曹吴乐，南皮不可忘。七年京洛客，一顷故园荒。甘脃憎多雨，青莹扫薄霜。只应南馆下，钩带已缘冈。回南皮乡试时，醉心故乡盛景，写有七律抒怀：最是家乡好画图，千里平畴一展铺。风吹小麦层层浪，雨润高粱穗穗珠。绿树梢头挂红枣，青柯腰里挎玉菽。若问父老今何在？南北皮城守淀湖。
我时常在南皮的香涛公园行走，多次在张公像前默然伫立，他依然那样高傲地屹立着，眉心微凝，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远方。
张春景 笔名南冰，河北省南皮县人。对文学孜孜不倦，半生追求，主要著作：《热土之魂》《远行的目光》《南皮古今书画选》《镜未磨》，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