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5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康熙帝重视史籍，下令编纂《清文鉴》（满文字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皇舆全览图》等，开一代整理与雕印文化典籍之风。他还有《御制文集》（三集）、《御制诗集》、《几暇格物编》等传世，留下1147首诗词。
康熙皇帝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说自己“年力盛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体格强健、长于弓马。他也得过几场大病，使他很早留心医药学。康熙40岁那年得了疟疾，中医药未能治愈，耶稣会教士洪若翰、刘应进金鸡纳霜（奎宁）。康熙服用后，很灵验，病好了。他召见洪若翰、刘应等，在西安门内赏赐房屋，后这里成为天主教北堂。曹寅得了疟疾，康熙赐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病。此后，康熙便对西药发生兴趣，命在京城内炼制西药，还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亲自临观。他提倡种痘以防天花。关外的游牧族群，特别怕患上天花。顺治因患天花而死，康熙也出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清朝在塞外建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原因之一是蒙古贵族可以不入京朝觐，减少出天花的机会。他破除因循，推广种痘，命先给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种痘，还给蒙古49旗及喀尔喀蒙古部民种痘，这就使千万人因种痘而免去患天花死亡或不死而留下麻子的悲剧。
康熙帝命耶稣会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书籍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动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处理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历法的大争论。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虚心接纳。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康熙皇帝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位严父。康熙帝的子女，在清帝中算是最多的，共有35子、20女。有学者统计，康熙的皇孙共97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也像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教子，望子成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上学是康熙教育子孙的基本方式。
清朝皇子的教育，《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的时间，“寅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准散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今日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确定了皇子皇孙的教育制度。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文字狱盛行，株连广泛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要使你因此而获罪，很容易，找出你的章表诗文，然后寻章摘句，旁牵侧引，罗织罪名，这样你就死得成了。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间极为盛行。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清朝17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1645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也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比较典型的，有下面几起：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