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刚刚去世，对他的评价和争论就开始了。誉之者众多，毁之者也众多。班固在《汉书·武帝纪》最后的评论中间，对汉武帝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评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雄才大略”。我们一直用到今天，都认定班固这个评价很准确。但是班固在论述的时候，只讲汉武帝的文治，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而不提的本身就是一种委婉的批评。
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司马光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司马光的评价几乎全部是负面的。基本上否定了汉武帝在内外政策上的许多方面。
当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也有两句非常有名评价，他说汉武帝“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所以汉武帝这一生走完以后，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成为一个争议最大的皇帝之一。
当我们今天用文治武功去衡量汉武帝时，首先在武功方面，王立群先生认为汉武帝武功方面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汉武帝作为一代君主，他有干大事的魄力。一个帝王，每一代帝王上台以后，都有一些要做的事情，作为汉武帝来说，他所做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拓展中国的版图。
第二件事，汉武帝在继位第八年，就正式拉开了对匈奴作战的序幕，他抛弃了从高祖开始，行了将近七十多年的和亲政策，启用了新的政策，这也是一代帝王具有极大魄力的表现，没有魄力的人，是不敢变祖宗之法的。
武帝一朝人才辈出，但是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能善始善终者屈指可数，这说明汉武帝是个生性多疑的皇帝，但是在汉武帝的晚年，却有一个人得到了武帝极大的信任，他的出现彻底改写了武帝朝的后期历史。这个人就是江充。他出身市井，一度还是被通缉的罪犯，却在穷途末路之时，一夜发迹，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那么江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又是如何赢得汉武帝极大的宠信的呢？
西汉时期的赵国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封国，而赵王刘彭祖更是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江充一介平民，竟然敢状告赵国太子刘丹，他和赵国太子到底有着什么深仇大恨呢？
状告皇亲国戚，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江充仅仅凭着一纸御状就扳倒了赵国太子。江充的成功，要是因为汉武帝本来就想找机会遏制打击飞扬跋扈的诸侯王。所以其实在汉武帝的眼中，江充不过是一个打击赵王的借口而已。然而根据《史记》记载，江充在事后，竟然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关注，并且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当朝宠臣。
江充一上任就大举打击那些贵戚重臣，甚至连长公主和太子都敢收拾，这使得他不惧权贵的名声一下子威震全京城，此时的江充登上了一生中权力的顶峰。而汉武帝更是在朝堂上对江充大嘉赞赏，夸奖江充是个尽职尽责的好臣子。
千古文治，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儒家对民众心理：且不论到了宋明理学，儒家学说走向极端。单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国人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来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元鼎五年，汉武帝又以诸侯酎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濠之叛乱。明世宗以藩王入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由此可见，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大司农颜异与张汤意见不合，张汤竟然以“腹诽”罪名杀了颜异。什么叫“腹诽”？就是肚子里有意见。这较之一千年多年以后，秦桧构陷岳飞的“莫须有”之罪，一样的荒诞，一样的恐怖！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矣。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当然，封建执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汉武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这位大汉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批评、表扬兼而有之：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他的好发自本心，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