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脸不黑的，姓周的老师的最有能耐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挖苦人，如果你考试成绩不理想，他既不打你，也不骂你，但是很会冷嘲热讽你，让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如果山里的土地太硬，找不到地缝，老鼠洞也可以。所以，我们的头顶上悬着的，不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是周老师之嘴，两者一样的锋利，只是形状有些不同；另外，一个要的是命，另一个割的是心。
也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琢磨的，他居然从全班五十几个人中抽三个人去参加全市的数学竞赛，更为糟糕的是，名单里居然有我！天哪，我至今认为，这是我20世纪遇到的最为离奇、最为黑暗，也最为悲哀的事情，堪比中世纪的黑暗。如果中世纪的黑暗是因为宗教，那么现在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称为教育这个劳什子，有时候会青面獠牙地折磨人，这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的。
我也尝试着从周老师的角度看，我估计周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应该和这个选择有关，因为他不能识别出数学真正拔尖的学生，而只能搞群众运动，结果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他后来眼看转正无望（就是变成“端铁饭碗”的老师），当上了行政村的书记，然而再也没办法往上走了，你想想，他选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选错了的。这样的概率，这样的眼光，意味着他的管理能力和对重要精英人物的嗅觉是致命的缺陷，怎么可能能管好比一个行政村更广阔的天地呢？
去乡里参加抽考的那天早晨，漫天大雾，老天爷似乎以这样的开场预示着开局不利而当时的我虽然觉得参加数学竞赛有点心虚和忐忑，却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这样类似的际遇在后来的生活中也不是很少见，生活从来由不得你我，而更多地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母亲就起床，给我炒了个菜籽油炒米饭，我吃了后，就往学校跑。路上的雾不是一般的重，充斥着大自然的每一片毛孔，且凝重得化不开，向是横呈在我眼前的一堵白墙，人走进那片雾里，像是陷进了没有质感的棉花阵里。漫山遍野一片白，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远近处从里到外全是这些白白且潮湿的感觉。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头钻进了雾里，脚下的田埂路扭曲着蜿蜒向前延伸，我完全看不到两米以外的地方。这时，我猛然想起村里的老人们常说，对面林场山上的狼会在大雾天到村子里来偷牲口。而且，人有人道，狼有狼路，它们在两边山穿行的必经之路正好横穿我们的上学路，而且我大约知道这个狼道的位置在哪，顿时我的心里像是村戏里花旦上台时咚咚锵锵的鼓，一直敲个不停。农村的孩子上学，家长是不送的，我也习惯性地没让家长送。从那以后，我敢一个人走无论多么晚的夜路，无论多么犄角旮旯的夜路，我练出来了。
现在看来，我当天的行走路线安排实在是滑稽的。学校在离我家约四里地的地方，也在离乡里我们竞赛考试的中心小学约8里路的地方，而我的家离中心小学大约6里路。这样，我的学校、乡中心小学、还有我的家就组成了个三角形，而我要按学校的组织先步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乡里。因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竞赛，那就要跟着组织走，带队的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现在看起来，听话的学生不一定是好学生，一个明显的例证就在于此。现在，我告诉我的女儿，你不要太听话，可是，当她真的不那么听话时，我又啰嗦她，哎，这是逻辑的悲哀，还是我的悲哀？我也不知道，你如果知道麻烦立即告诉我。到了学校后，我们一行四人沿着那条土公路，往乡里中心小学走。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没坐车？其实我也想问，只不过当时不知道问，因为我们的默认出行方式就是靠两条腿，连我们老师都没有自行车，何况我们。当然，这样的通行方式对我们的好处就是，步行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肺活量非常地大，这在多年以后，我们在上海歌城卡拉OK时，有很多人领略了我的底气和男高音的功力，什么刘欢，韩红，斯琴格日乐，一一拿下，我也乐此不疲，让他们打心眼里承认，山里出来的，除了有狼，还有我。
我们到了乡中心小学的考场，掏出准考证，放到课桌的右上角，一抬头，发现今天的监考老师一个个面目可憎，凶神恶煞一样，不知道他们是按照什么标准、怎么被挑出来的，这么像是寺庙里的韦陀，或者钟馗的竖像。我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个趴在桌上，像是在等待蚊子飞过来的壁虎，只是我们伸出来的舌头是由于受到惊吓，不是要捕食。
考完后，我很快将这次考试置之脑后了，日子照旧，阳光照样地灿烂，仿佛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然而，有一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周老师黑着脸，快步走到到班上，也不讲话，随手掐起个粉笔头，奋力在黑板上一行行写着：
周国华 51
金松友 42
张二宝
写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环顾班级四周，确认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班里后，在我的名字旁边，写上了一个大大的“19”！
班上出奇地静，周围出奇地静，连微风吹树叶的声音都没有，这个世界在那一刹那没有预告地戛然而止，坚决卓绝地泯然倒塌，没有一丝潦草。多年来我一直在纳闷，是人类居然能进化到呼吸但不用出声，即使那么多人同时在呼吸。伴随着死一般寂静的，是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过了半晌，我才回过神来，百分之百确信这个时候只有蚂蚁是我的救世主，因为这个小小的生灵知道确切地哪里有洞穴，我要向它学习的，只是如何钻进去就万事大吉了。可是我低头找了半天，就是不知道这些平时神气活现的小神仙，现在到哪个爪哇国里旅游去了。只能一个劲地埋怨我那些前一天值日的同学，为什么把教室打扫得那么一尘不染，连一只幼小孱弱的蚂蚁也不肯放过，真是呜呼哀哉，要了我的小命。
那天傍晚的放学路上，残阳如血，惨淡的光辉向湖水一样，一直铺到了天边
三十多年后，当我想到这次抽考时，我仍然觉得，上帝从来就没有公平过，尤其对我。我在被抽中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命运多舛，岁月艰难。我其实模糊地知道我自己的特点，我曾经考过语文100分，数学60。在普通的考试中，我的数学是班里的上等成绩，然而附加题等拔高性质的题，我向来是望而却步的。周国华考了51分，是全乡第一名，后来这个人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本科生，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我们的神州6号上有他们单位研发出来的零件。
所以，老家有句话，三岁看老，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不是那块料，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就像他也写不出来超过两千字的文章，除了抄。他后来偷偷告诉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基本上都是抄的。读研后我们就再也没遇到过了，只有他自己知道毕业论文是如何精致地构造的。还有一个例子，结婚时，我满怀雄心壮志想要把未来的老婆好好地改造一下，可是七八年过去了，我发现她如果有些空闲时间，还是宁愿给自己的指甲抹抹油，也不会看看哪怕半张报纸。还让那些抹得血红的手指甲在寒风朔朔、并敲打着我们家窗户的半夜，张牙舞爪地打着哈欠，向我搭过来，让我以为自己是聊斋里的书生遇上了不小心露出獠牙的狐仙。----对的，我是农民，根本不是那块当小资的料，我想，这是我们后来终于分道扬镳的简章却至为深刻的原因，这世界上的事，从来就没那么复杂，之所以弄复杂了，全是避简就繁，人为导致，却又羞于承认。
如果三十多年前的这次抽考之痛现在已经渐渐远去，那么现在的另一件事在总是让我耿耿于怀，如秋冬季节变换的天气，冷冽而顽强，且每况愈下。我那十几岁的女儿，即便是在学校的例行考试中成绩倒数，她仍然顾我，反倒是我，咬牙切齿地提问，为什么这么不像我，然而好像只有老天爷知道答案，却不肯告诉我，多么吝啬的老天爷，我时常恨恨地想。
谢天谢地，五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终于在考完升学考试后结束了。这个升学考试照例是在乡里举行的，因为中心小学的座位不够用，我们被安排在初中的教室里考试。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肯定能考上，当时，考试是选拔性的，不超过录取线是不能读初中的。这样的考试，把班上的五十多人变成了初中的三十个，当时的我，也没完全搞明白为什么。反正只要有空，我的时间都全部毫不吝啬地用在了玩上面，也不爱琢磨那么多事儿。
我自己到学校拿的录取通知书。发通知单的老师看到我，笑嘻嘻的，眼睛从斜戴着的眼镜框上面的斜缝里瞅瞅我，说，“我们学校第一名，全乡第二名，不要骄傲哦”，我虽然感觉考得还好，显然没料到能拿第一名。我“噢”了一声。他顺手递过来一张通知单：
张三宝同学：
经过小升初考试，你的成绩如下：
语文 86
数学 82
自然 40
达到我校录取分数线，现通知你于1990年9月1日凭本通知单前来我校报到。
底下是公章。我看到后，很紧张，通知单上写的是张三宝，而我是张二宝，怎么办，到底是不是我呢？
“老师，我的名字写错了”，
老师显然也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啊？回去告诉你爸爸，让他到乡教委去改吧”。
我这个时候知道了有个叫乡教委的地方，听起来权力还很大。起码比老师和我爸的权力大。
过了几天，父亲告诉我，他去了乡教委，那里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不要改了，太繁琐。小学升初中的花名册是已经报到了县教委备案，建学籍档案的，还要到县教委改。他们在备案时，派出所也会留下一份记录，这样意味着还要去派出所。父亲说完看着我，我虽内心充满委屈和无辜，也只好作罢。后来，我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不顺的事情的原因都归咎于那位不知名的老师的笔误，由于他历史性地错把”二”写成了”三”，那个原本属于张二宝的小孩的好运气全没了。当然，如果前途顺畅，我当然不会这么想的，我想，这是你懂的--这件事让我体会到所有的心理学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都在于人生的不可逆和道路崎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