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海涅曼著（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公司出版）
《洛杉矶时报》1986年12月7日
理查德·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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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科蒂斯·海涅曼（Larry Curtiss Heinemann，1944—），生于芝加哥。1966—1968年在越南服役。1971年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71年起在该学院讲授写作。
最重大的社会差别要算生与死之别了。鬼已跌入下等阶层。它们像拉尔夫·埃利森的《隐身人》和高档餐馆中的拉美裔侍者助手那样难以觉察，或者像《阿肯菲尔德》的英国萨福克郡劳工那样仿制工作时间表，这样庄园主就不会因为看到他们而烦恼。
同其他近年来写越战题材小说的人一样，拉里·海涅曼为这场战争结束十几年后就销声匿迹所困扰。几十万越战老兵——其中几万人已死去——生活在黑暗的美国阴影之下：不再合乎时宜，不再热情澎湃，不再血气方刚。
《帕科的故事》以其简洁明了和非凡的艺术激情竭力强调那些确实死去的人的社会权利，以及那些虽幸存下来、但他们的历史就今天所处的地位而言形同死亡的人的社会权利。用极简单的故事情节——一位身负重伤的老兵在得克萨斯州一座小镇走下公共汽车，找工作，逗留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海涅曼写出了在我国并存的两个世界：记不住的大世界，忘不掉的小世界。
海涅曼缩短了记忆和忘却之间的距离。帕科·沙利文在得克萨斯州布恩的短暂逗留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战争仍在进行之时，或者也许是刚刚结束之时。
甚至在当时，处于和平状态者和处于战争状态者之间的界限也极为分明。
帕科的西班牙名字和爱尔兰姓氏除了表明他是没有特权的普通人外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他是阿尔法连的唯一幸存者。阿尔法连在保卫受越共进攻的前哨时被密集的“支援”火力毁于一旦。
帕科伤势极重，以至于“幸存者”这个词几乎对他不适用。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使帕科的遭遇成为反映这样一个主题的生动隐喻也是神来之笔。
海涅曼通过帕科已经死去的同伴之口来叙述帕科在布恩的逗留。《帕科的故事》似乎是由鬼魂叙述的。尽管这是故意的模棱两可，但我想作者并非真正写鬼。
更有可能的是，帕科也把自己当作一名死者，并代表死者们来讲述他的故事。他以第三人称来诉说自己，好像活着的帕科是死去的帕科意外残存的肢体。就好比我们说的被摘除的阑尾一样。不是“我被分离”，而是“我的阑尾被分离”。
海涅曼想从遗忘状态中唤醒的恐怖体现在：不是死亡把罹难者从幸存者中分离开，而是生存把幸存者从死去的同伴中分隔开。
鬼魂的声音以通俗、残忍、猥亵和异常欢快的语调交替出现于全书，向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假想听众陈述——我一点也不知道詹姆斯是谁——开始时设想大多数人都不想听它的故事。它很清楚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
接着鬼魂简洁生动地叙述了阿尔法连覆灭的可怕场景。鬼魂叙述了在帕科同伴的尸体碎块中发现帕科血肉模糊的身体，以及他在医院里缓慢而又痛苦的治疗。他的康复如同拉撒路一样纯属侥幸。
接下来作者叙述了帕科抵达布恩的情况——只不过是把他的所有的钱都给了公共汽车驾驶员，让他能开多远就开多远。接着，又转向战争年代。好像只有可怕的过去才是可信的，好像布恩的日常生活是痴人说梦。
伤痕累累的帕科痛苦地、一瘸一拐地挨家挨户找工作。这是一系列极漂亮的小花饰。他去访问了一家古玩店，店主曾是集中营的难民，产生了帕科是自己儿子的幻觉。帕科到一家理发店时，那里的人盯着他看，就好像他来是外星人。最后，当地一家餐馆的老板，一位二战老兵，雇他做洗碗工，老板还没听帕科的故事，就对帕科讲述自己在太平洋上血雨腥风的故事。
帕科努力抓住这种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就像一个移植的器官（海涅曼大胆而又奇特地用6页的篇幅，对帕科如何振作起来、如何洗刷和撤换碗盘作了细致的描写）。但是移植并未成功。
帕科及他所代表的更大现象对镇上的居民来说是不真实的；他们对他来说也是不真实的。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鱼类，在同一个水族池中并排游动。
他住在摇摇欲坠的旅馆。他被住在隔壁的一个年轻姑娘迷住了，她也为他和他的伤疤所吸引。但对她来说，这只是当她与男友做爱时所沉溺的幻想。帕科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听着他们大声做爱，心中充满了欲望。但欲望将他引开，回到真实的记忆世界。这种记忆以可怕的细节再现了一个越共女俘被阿尔法连奸杀。
帕科的隔壁女郎只是在梦中才接近他。她梦见了做爱，梦见她为他去除了几百个疤痕并把疤痕轻轻地放在自己身上。这种想象可能是怪诞的；但又是精妙的和让人心碎的。
海涅曼在他的非常独特而又动人的书中说，要沟通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被冷落、被遗忘的历史，梦是我们最方便可取的手段。
（吴庆俊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