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者：《芝加哥论坛报》杰夫·莱昂、比德·戈纳
获奖理由→
“由于阐明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释性报道的一个杰出范例……”
——普利策奖委员会
奖项概览→
解释性报道奖（the Explanatory Journalism Category）设立于1985年。从十余年来的获奖情况看，获奖作品的体裁有时与调查性报道难以区分（如1988年获奖者、《华尔街日报》的丹尼尔·赫茨伯格和詹姆斯·斯图尔特报道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被控进行内部交易的黑幕）。但是大部分是属于正宗的解释性报道，即对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复杂的社会现象和艰深的专业问题进行探析、解释，以揭示其深层意义的报道样式。以下这组关于基因疗法前景的作品即是一个范例。
美国新闻认为，伴随着解释性报道而来的，是记者可能发表议论这种危险。基于客观性原理，属于报道的文体只应陈述事实，而必须与记者个人意见、看法分离。为此，美国学者提出，构成所谓“解释”的，通常有以下五类事实：
（1）历史性的事实：即与新闻相关的纵向事实。（2）环境性事实：即与新闻相关的横向事实。（3）简历性事实：主要指新闻人物的生平、性格特性、趣闻轶事等。（4）数据性事实：即能够反映事物概貌的统计数字和材料。（5）反应性事实：即外界对新闻的反响、评价、意见等。
获奖者简介→
杰夫（杰弗里）·莱昂[Jeff（rey）Lyon]，1943年11月28日生于芝加哥。1965年获西北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1965—1966年任《迈阿密先驱报》记者。1966—1974年任《芝加哥今日报》记者。1974年转入《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1974—1976年任该报记者，1976—1980年任专栏作家，1980年至今任科学专题特稿撰稿人，1994年起兼任专栏作家，现任《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副主编。1987年兼任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副教授，讲授创造性新闻写作，还兼任科学与新闻学联合项目的协调人。1988年起任该项目主管。他获得的其他奖项有：1984年大西洋城新闻俱乐部全国标题制作人奖，1987年芝加哥医学研究所公民会员奖，1990年彼得·利萨戈奖。
彼得·戈纳（Peter Gorner），1942年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曾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音乐评论。1959年从事新闻工作。1967年加入《芝加哥论坛报》，先后任评论员、编辑和特稿撰稿人。他从事过许多领域的报道，包括糖尿病研究、对芝加哥离婚制度的调查以及艺术和科学主题。在为《芝加哥论坛报》工作40年后，他于2007年6月27日因肺癌逝世于芝加哥。
八、解释性报道奖
主译评评语→
这一组报道的题材令一般记者却步。其理由很简单：从一名医学院本科生需修学5～8年可以看出，医学是一个艰深的学科，更不用说医学门下某个尖端领域的最新发展了。正如作者所言，相关报道中屡屡出现“令人望而生畏的”名词（其最极端者为：次黄嘌呤鸟嘌呤转移酶）。然而正如其他科学发展一样，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正在给越来越多的民众带来福音，新闻界能够回避这一报道领域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正如在中国一样，美国各新闻媒介对从事专业报道的记者知识结构的要求就不那么一致了，或者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导取向。具体而言，某些媒介倾向于以受过某个专业教育的记者从事专业报道工作，有的媒介则一如既往地强调新闻学专业与其他专业的通融性。在此本人无意于评价孰优孰劣，所要说的是：尽管国内新闻界目前有更多的吸纳非新闻专业人才的倾向，不过新闻学专业学生大可不必自叹弗如。眼前即有明证：写出这组报道的两名记者不是医学院毕业生，而均拥有新闻学学位。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新闻院校和媒介除了培养未来记者们敏锐的观察反应能力之外，还必须使之具有统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开阔视野，培养一批摒弃急功近利之心、常年沉浸于专业报道领域而又不为专业所囿的撰稿人。正像普利策奖所昭示的那样，“它主要是根据作品在采访中作出努力的大小来取舍的。”
《芝加哥论坛报》副主编科林·迪申在致普利策奖委员会的提名信中写道：“1 200多万美国人受到遗传性杀手和致残者这些致残疾病的折磨。5年前，遗传性疾病的受害者了无希望。现在有了。彼得·戈纳和杰夫·莱昂解释了基因疗法的进展以及尚待清除的障碍。”
译者林木为这组报道的中文表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中还蕴涵着他与一些美籍学者的交流成果。
获奖者自述→
之所以为《芝加哥论坛报》撰写系列文章《改变命运：基因疗法的前景》，是因为我们和编辑们确信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医学革命。
我们两人长期撰写医学领域的特稿。通过此前为报纸撰写的一些文章，我们对分子医学有了初步了解。我们注意到一个意义尤为重大的情况：有史以来，科学首次向一些最可怕的疾病——遗传性死亡和残疾——发动了切实的攻击。
我们认为《芝加哥论坛报》应该追踪这一情况，引起人们的警醒，并努力向人们介绍复杂而迷人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
每年，遗传疾病折磨着大约1 200万美国人，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近一半的儿科疾病，五分之一的婴儿死亡，一半的堕胎以及高达80%的智力迟钝，都是由遗传疾病造成的。
多年来，社会对这些不幸的儿童一直爱莫能助。很少有什么事像一出生就患有遗传性疾病那样无可挽回——或者说残酷。这样的婴儿每年有将近4 000人，全都无法治愈。他们给父母带来了无法衡量的痛苦和内疚，因为是父母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疾病传给了孩子。
唐氏综合征、肌肉萎缩症、孢囊纤维化、镰状细胞性贫血、血友病、家族性白痴、亨廷顿舞蹈病——人们心情压抑地祈祷、祈祷。在能找到治疗多数遗传性疾病的基因疗法之前，人们要对胎儿是否患有遗传疾病进行甄别，由此社会还不得不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如隐私和不断增多的堕胎。
不仅如此，恶性基因还日益与令美国人最为头痛的一些疾病——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各种硬化症、关节炎、早老性痴呆病、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疾病——纠缠在一起。
在对这一领域历时数月，行程12 000多英里的漫长探索中，我们发现分子医学研究者中洋溢着振奋之情和明显的紧迫感。
由于掌握了DNA重组技术，科学家们突然发现他们日益接近于取得根本性的发现，首次了解了这种疾病并对其源头发起了进攻。如果医学能真正治愈人类遗传性疾病——从而改变人们的命运——将使人类的一个长期夙愿得以实现。
艰苦的基础研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找到了糖尿病和心脏疾病基因；历史性地发现了亨廷顿舞蹈病基因；确定了导致孢囊纤维化和肌肉萎缩症等致命疾病的基因；确定了据信导致狂郁症、早老性痴呆、视网膜癌、骨癌以及其他一系列疾病的基因。
发现罪魁祸首仅仅是根除这些苦难的第一步，但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个令人充满希望的清单每星期都在增添新的发现。
作为记者，我们面临着的更大难题是题材的复杂性。在实验室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摸不到，也没什么可以描述的。整个实验室的中心就是一些奇怪的机器，石头碟子和电脑打出的计算结果——有关基因分裂而形成的病毒和微生物的奇妙叙述；在这里生命形式是如此的微小，常常只能靠直觉才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医学图书馆开始了我们的研究，从电脑中调阅所有涉及分子医学的材料。我们得到了一张囊括500多篇专业论文的单子，这些还只是过去两年中所撰写的论文。我们尽可能多地筛选出一批论文，但是发现这些文章难以索解，整个是一团乱麻。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弄明白有关的术语，使我们能分清什么是重要的论文，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材料。
我们研究的下一站是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全国健康研究所，在这里，DNA重组研究办公室——今后基因疗法的联邦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向我们全面介绍了基因研究领域的竞争者以及有关规定。
按照这一线索，我们制定了一长串旅行计划：到得克萨斯去采访贝勒大学的研究小组；到加利福尼亚去采访霍普城、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和脊髓灰质炎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到波士顿去采访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和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小组。
最后，我们还整理出了60多位科学家的采访录音，这些科学家每人都专攻这一难题的一个不同方面。此外，我们访问了数十名伦理学家、其他专家和许多家庭。为我们的报道提供了支持的机构还有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犹他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全国癌症研究所。
在写作中我们作了分工，每人分别撰写一个完整的部分。为确保清楚易懂，文章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幅图片都经过了编辑们的反复斟酌。文章中使用了大量的图片和美术作品，这样不仅有助于对文章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调动读者阅读的兴趣。“改变命运”绝不会是一篇干巴巴的科学论文。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必须看到这项伟大的冒险及其人性的一面。这些专栏文章描述的是一群孤军奋战、不屈不挠的勇士。在写作中，我们还不得不处理许多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
例如，第一次基因疗法试验的头号目标，是所谓的“气泡少年”病。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一般称作ADA，即腺苷脱氨基酶缺陷，脱氨基酶是白血球生产过程中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患有先天性ADA缺陷的儿童体内没有免疫系统，一场流感足以要了他们的命。
尽管这种病非常罕见，我们还是发现了3个病例。两名儿童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死去了，另一名还在苦苦挣扎之中。我们从没想过乘机从孩子们的亲人那里淘点材料。文章被一再推迟。我们很理解他们的痛苦。
1986年的3月和4月，《论坛报》的“节奏”（Tempo）组连续7天以全部篇幅发表了我们的5万字的系列文章。一个字也没有删改。我们不禁开始担心文章的反响会怎么样，因为文章的篇幅浩大，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多。得知我们采访过的人和机构都迅速来联系索要文章的副本，加印的报纸也很快卖光，全国健康研究所还要求重新发表这些文章，我们觉得，一番努力大概没有白费。
正如我们一再提醒读者的，基因疗法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这一天不远了，遗传学研究的迅猛发展给数百万原本不抱任何希望的人带来了希望。这项工作终将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彼得·戈纳、杰夫·莱昂
（林木 译）
（Gene Therapy Reshaping Our Future）
《芝加哥论坛报》1986年3月2日，星期日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电]在全国健康研究所散乱的院落中，一个实验室正在进行一项会彻底改变医学面貌的实验。
如果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描述，这项实验听起来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重要性，可能还透着些古怪甚至是残忍。从9月初以来，研究人员一直在抽取罗猴的骨髓，故意使其感染上癌病毒，然后再注回罗猴的血液中。
但是实验的目的并不是让罗猴患癌症。实际上，这些病毒都被改动过，不会导致肿瘤。其目的是为了缓解人类的疾病——以一种迄今为止只有上帝才拥有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
如果这项实验的负责人W·弗伦奇·安德森得到了预期的结果，那么接下来的数月之内他会申请在另一类实验对象上进行同样的实验：一名儿童。
这项实验将成为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重要性无法估量。它将是对基因疗法的首次正式尝试——对遗传性疾病根源的一次大胆进攻。
随着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最新发现异乎寻常地丰富起来，研究人员们也加快了他们的步伐。仅仅不到5年之前，他们的想法可能还像是天方夜谭，他们想深入到患者体细胞内部，将一个出毛病的基因更换掉。
最初的实验对象最有可能是一种叫做ADA缺陷的罕见疾病，休斯敦有名的“气泡少年”（“Bubble Boy”）就死于此病，它能破坏儿童的免疫系统。
如果实验获得成功，这项技术最终将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给人类造成重大生命和财产损失的遗传疾病。
很多遗传学研究人员都预言，将来的某一天，基因疗法可以控制和治愈那些致人死亡和残疾的遗传性疾病，如孢囊纤维化、肌肉萎缩症、血友病、镰状细胞性贫血、地中海贫血、家族性黑蒙性白痴、苯丙酮酸尿症、亨廷顿舞蹈病和神经纤维瘤等。
这些疾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体细胞所携带的成千上万个基因中的某一个发生了异常，尽管现代医学在其他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对这些疾病一直无能为力。
将来，基因疗法可能还会被用来对付其他疾病，如心脏病、癌症甚至精神分裂。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们也表示，基因疗法还处于萌芽阶段，真正成熟起来尚需时日。与此同时，分子技术的进展会带来更为精密的仪器，使人们能发现和治疗婴儿及胎儿的遗传性缺陷。
遗传医学的成熟还将面对一系列会引起激烈争论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遗传疾病造成了五分之一的婴儿死亡，近一半的堕胎以及高达80%的智力障碍。在医院的病人中，40%的儿童和13%的成年人都是遗传疾病患者。
八、解释性报道奖
这些疾病不但给患者带来无穷的痛苦，还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每年，近1 200万美国人因患先天性疾病而住进医院，治疗费用达到23.5亿美元。还有数百万病人在其他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每人每年的治疗费用高达3万美元。
就个案来说，大多数遗传性疾病都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合在一起，他们就显得极为普遍了。5%的婴儿一出生便患有遗传性疾病，如道恩综合征等染色体异常病变。如果把糖尿病和精神分裂症等成年以后才发作的疾病也包括进来，多达15%的人受困于基因缺陷所导致的疾病。
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还有数百万病人的病因一度被认为是环境因素，现在则据信主要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
这些疾病包括某些类型的心脏病，以及癌症、糖尿病、多种硬化病、关节炎，一些神经精神疾病如早老性痴呆、狂郁症、精神分裂、临床抑郁症和酗酒等。
从来到人间的第一刻，这些不幸的人就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小小年纪即离开人世，其原因就是由于父母们常常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遗传缺陷传给了这些孩子。这些基因缺陷可能源于父母基因的自发改变或突然变异，也可能上溯到遥远的祖先。一个人是否会患上遗传疾病就像一场无法逃避的摸彩，其结果决定于孕育生命的那一刹那——决定于哪一颗精子使哪一颗卵子受精。
如今，经过多年学习如何切除、连接、混合、粉碎，以及对所有东西——从果蝇和烟草到老鼠、山羊和太平洋鲑鱼——的基因进行控制，科学家们即将迈出改变人类基因的第一步。
生物科学正面临着一次重大变革，其重要性不亚于航天探索时代的前夜物理学所面对的变革。
正用老鼠和罗猴进行基因疗法实验的不仅有全国健康研究所，还有其他一系列机构，如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贝勒医学院、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即将到来的人体实验倒计时的一部分。
“估计六个月到一年之内我们会收到基因疗法实验的申请。”全国健康研究所重组DNA咨询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小威廉·加特兰说。由于全国健康研究所资助着美国几乎所有的生物医学研究，任何一个实验室进行某项研究之前都必须得到这个委员会的同意。
加特兰说：“一直到最近，研究人员都缺少足够的科学数据来确证可以在病人身上尝试基因疗法。不过现在，我想他们快要证明这项实验的可行性了。”
尽管基因疗法的技术极为复杂，其原理非常简单。“它基本上就是移植。”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和分子研究人员斯图尔特·奥金说。
不过，这一疗法与心脏或肾脏移植的区别之处在于，要植入体内的器官——基因——是只有几十万个原子大小的分子，小得用倍数最大的显微镜也看不到。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内都有一套相同的基因，其数量在5万至10万之间，由一种叫做染色体的弯弯曲曲的组织把它们像一串珠子一样连在一起。
基因和染色体都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的，DNA是一种令人称奇且又变幻莫测的物质，它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核心和决定力量。
DNA存在于每一个生物体的细胞内，它控制着生物体的生长和重要的功能，调节着智力活动，并使生物体得以繁殖。
当一个基因内的DNA发出了错误的生化信息时，某一项重要的人体机能就会失常。
要想通过基因疗法来修补这些遗传缺陷，有两个障碍必须克服。首先，科学家们必须确定到底是哪些基因需要修正，其次要破译它们的生物化学信息。目前，科学家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进展。
例如，波士顿和多伦多的研究人员最近确定了造成最常见的肌肉萎缩症的基因的位置，每4 000名男孩中就有一名患有这种致命的疾病。
感恩节那天，3个实验室联合宣布发现了一种基因，他们相信这个基因与造成孢囊纤维化——西方国家最常见的致命遗传性疾病——的基因极为接近。他们目前正集中注意力于孢囊纤维化基因本身。
“基因发现技术的发展速度简直让人目眩，”孢囊纤维化基金会全国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德雷辛说。他将孢囊纤维化形容为一种“可怕”的疾病。
研究的进展速度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随便到哪个实验室去看一下，人们都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刚刚发现了一个新的基因。例如，《论坛报》记者到贝勒医学院去采访研究人员萨维奥·吴的那个星期，吴的实验助手发现了一个导致苯丙酮酸尿症的基因变异，苯丙酮酸尿症是一种新陈代谢紊乱，它在整整几代儿童中造成了智力迟钝。
遗传疾病资料学家维克托·迈库西克说，在基因“地图”上被确定了具体位置的基因大致有900个。“这个领域的研究简直是在向前飞奔。”迈库西克说。迈库西克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负责人，他撰写了一本遗传疾病教材，书中囊括了所有已知的人类遗传疾病知识。
有一件事表明了研究的进展是多么迅速：1966年，迈库西克的书第一次出版时有344页，现在的版本则有1 378页。
但是仅仅找到有缺陷的基因并确定其生化特性并不能治愈疾病，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
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健康”的基因植入病人体内，而且其数量要足以起到治疗作用。基因不能简单地注入病人体内或像药丸一样吃下去。基因必须直接进入人体细胞中，再由细胞里的染色体将其吸收。
而且只把基因植入几个细胞也是不够的，必须植入所有的细胞。
为解决这一难题，科学界正尝试利用人类最古老的敌人之一：病毒。
病毒是一种天然的基因传送组织，科学家们正着手利用病毒的这一特性。病毒的常见手法是侵入一个细胞，把自己的基因塞进寄主的DNA并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强占整个细胞。
病毒学家现在掌握了一种方法，可以把病毒像核桃一样破开，把病毒本身的基因拿出来，再把他们想植入病人体内的基因放到病毒里。这样病毒就成了一辆运货马车，当它向人体发动进攻时，也就把基因送到了指定的细胞里。
理论上来说就是这样。而且对于老鼠和实验器皿中的人体细胞所做的实验是比较成功的，但在一个活生生的人体身上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
不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基因疗法是不会问世的。基因疗法的首例人体实验不仅需要取得全国健康研究所DNA重组咨询委员会的同意，还要经过许多常设机构的审批。医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项实验在进行之前需要经过如此严密的审查。
这是由于这项实验面临着严肃的伦理问题。对于伦理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源于过去20年中两次未经官方授权的人体基因疗法实验。这两次实验被认为是很不成熟的，而且以失败告终，其研究者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不仅如此，有些人还担心，有一天这项技术会被用来改动疾病基因以外的基因，即改动那些涉及智力、行为、外貌等的基因。他们设想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将来基因“完美化”会成为通例，从而危及了人类的多样化，甚至可能将某些民族和种族打入另册。持这一想法的人说，所有的新技术最终都会被滥用。
其他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改动这些人类属性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像智力一类的大多数人类属性是数十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还有一些巨大而根本的疑问加深了人们对伦理问题的担心。如加特兰自己也承认对基因的缝缝补补还是一个“黑匣子”——没有人能断言把一个新基因植入人体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
此外，在基因疗法能够广泛应用于医疗以前，还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如研究人员几乎没有办法使基因“有的放矢”地到达相应的器官或染色体。
尽管如此，如果基因疗法能经受住最初的考验，并最终证明是一种成功的医疗手段，它将彻底结束遗传疾病患者所受的折磨，使目前已知的近4 000种遗传疾病再也不会成为人们心头的梦魇。
不过在基因疗法能够广泛应用之前，科学家们掌握的基因知识在临床诊断上将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
每个基因都有着自己的生化序列，从这一点来说，基因就像人的脸一样易于辨认。一旦知道了某个基因的序列，即使它躲在病人染色体的汪洋大海中，科学家也能利用相应的放射性探针确定其位置。
所以，如果想检查一个人的体内是否有病变基因——或者检查一个正常基因是否发生病变——所需要的全部材料就是这个人的一份DNA样本以供释放探针之用。
实际上，甚至也没必要去看清基因本身的“容貌”。知道染色体上紧邻异常基因的那个基因的特性就足够了，因为如果基因的位置非常紧密，它们一般也会一起被传给下一代。DNA中这种泄露天机的东西被称作“标签”。
这种诊断手法的应用之一是检查胎儿是否患有遗传疾病。从胎儿身上取得遗传物质样本可以采用羊膜刺穿术，也可以采用一种叫做纤毛膜分泌物样本的新技术，这项技术在妊娠的早期就可以使用。不管人们担心的疾病是什么，都可以通过用探针对样本进行测试而检查出来。
万一测试结果是阳性，这种诊断使数百万美国人有了结束妊娠的选择。
类似地，从儿童身上采集的血液样本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否患有潜在的遗传疾病，这有助于确诊一些常被误诊的疾病，如孢囊纤维化等。在决定要孩子之前，成年人可以了解到他们是不是“携带者”——即他们是否带有会遗传给下一代的异常基因。
也许最神奇的地方还在于，现在越来越有可能判定某个人是否会患癌症、心血管疾病，乃至他对周围刺激物的过敏程度。
了解了自身的生理弱点，人们就可以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避开那些与基因相互作用后会给自己造成伤害的东西。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基因使自己对癌症的抵抗力很低，他决不会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不用别人说他就有戒烟的强大动力。另一个人，得知他对某些化学物质的过敏反应将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换一份工作。
但是，笼罩在所有研究工作上的一个阴影是，许多科学家担心，第一次人体基因疗法实验要是失败了该如何是好。考虑到这项实验会引起广泛注意，实验万一失败不仅会使实验者个人非常难堪，也会使整个基因研究领域丢个大丑。
所以，人们认为，在医生真正开始人体实验之前，科学家先做好全面准备是至关重要的。人们都非常谨慎，没有十足把握，决不进行实验。
“大家都想做这个首例实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道格拉斯·乔利说，“大家又都不想冒首例实验的风险。”
（林木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