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炼丹家们把这种“点化”的铜美其名曰“红银”，在炼丹术中正式出现了浸铜法。唐明皇时的内丹家刘知古曾上《日月玄枢论》，其中便说道：“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按即前述白青、曾青、石胆之类含铜物质）结水银以为红银。”这种“以诸青结水银以为红银”的方法在唐代后期炼丹家金陵子（可能为金陵人）所撰炼丹术专著《龙虎还丹诀》中有翔实的记载，他曾利用了15种不同的含铜物质炼制“红银”，其中“结石胆砂子法”的操作要领如下：将水银及少量水放在铁制平底锅中加热，到水微沸，投入胆矾，于是铁锅底便将硫酸铜中的铜取代出来，而在搅拌下生成的铜便与水银生成铜汞齐，而使铁锅底重新裸露出铁表面，得以使置换反应持续进行下去。当生成的铜足够多时，铜汞齐便会凝固而成砂粒状，被称为“红银砂子”。将“砂子”取出，置于炼丹炉中加热，蒸出水银，就得到“红银”了。因资料难得，兹将此要诀的原文中结红银砂子部分节录如下。
结石胆砂子法：句容（含江苏句容县）石胆子一斤、水银一斤。右先取一平底铛，受五六升或一斗已（以）下者，以瓦石尽日揩磨铛内底上，令白净。就中拣取铛底平细者，即易揩磨，切忌油腻，如用旧铛，即需烧过，与火色同止。磨洗亦中。水没汞半寸已来（左右），令容得汞药即得，不可令深。即下药一两颗块，投.于汞上。以文火鱼沸已（以）下。如水少，以匙抄热水散泻于铛缘，令散流入，煮两炊久一度纟戾（以粗麻布过滤），计得一两砂子，已（以）上须着气力紧纟戾为佳，遍遍如此，以尽为限，所结一炊久即可纟戾，大抵不多时。其句容［石胆子］每度下二两亦得，药多结［砂］亦校［较］多。口诀是：水须浅，火须文为妙。入此法只用一味清水，不兼诸药。结时成不同诸方，甚是。上法结，以口次水面开，当见水银自遍散如煎饼状，满铛底。加火，药临时更秤，意其水银直上铛四缘来，故知药力气感化也。收砂子时每度须以瓷片于铛底熟刮下，令净收之，遍遍如此，以尽为度。如用铫子中结亦得。
金陵子对这个化学变化居然做过定量研究，他说：“余曾各称诸色，分明记录。一度煮结，铛欠五两，红银只得四两半，故都是铁，不虚也。”然而他仍错误地认为红银是铁受“药力气感化”而变成的“上上精华铁”——红银。金陵子还引述了天目山徐真人对“石胆红银法”的赞歌，其前四句是：“白珠（水银）碧水（胆水）平铛中，文武微微声渐雄。一伏（一伏时即一昼夜）三时成半死，再烹经宿变成铜。”看来唐代炼丹家们对这种新颖的浸铜法已普遍有所了解。
至五代时（也可能在唐代后期），这种浸铜法发展成为一种生产铜的方法，当时南汉人轩辕述在其所撰《宝藏畅微论》已提到：
铁铜，以苦胆水浸至生赤煤，熬炼而成黑坚。
到了北宋时期，逐步出现了规模相当宏大的胆水冶铜工场。宋太平兴国年间成书的《太平御览》（卷九八八）“药部·白青”条中已提到：“取矾石、白青分等冶炼台铁，即成铜矣。”在哲宗元祐、绍圣及徽宗崇宁年间这种生产达到了高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负责江南炼钢业的官员（提举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诸路铜事）游经曾统计当时胆水浸铜的地区，主要有11处，即韶州岑水（在今广东翁源县）、潭州浏阳（在今湖南浏阳县）、信州铅（音沿）山（今江西铅山县）、饶州德兴（今江西东北德兴县）、建州蔡池（在今福建北部建阳附近）、婺州铜山（今浙江永康县）、汀州赤水（在今福建长汀县附近）、邵武军黄齐（在今福建西北邵武市附近）、潭州矾山（当在今湖南浏阳附近）、温州南溪（在今浙江南部永嘉县附近）、池州铜山（在今安徽铜陵市附近）。不过规模较大，生产持久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三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十八》记载了崇宁年间东南潼川府、湖南、利州、广东、浙东等九路的铜产情况，谓“铜场岁收租额（当指崇宁二年）总七百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三斤八两（以火法冶炼为主）。［内计］饶州兴利场胆铜五万一千二十九斤八两；信州铅山场胆铜三十八万斤；池州铜陵县胆铜一千三百九十八斤；韶州岑水场胆铜八十万斤；潭州永兴场（在浏阳，参见《宋史·食货志》）胆铜六十四万斤；婺州永康县胆铜两千斤”。也就是说崇宁初六个胆铜场的定额为1874427斤，占到当时东南诸路、州铜产量的25.84％，约占当时全国铜产量的12％，已是相当可观了。
在北宋元丰、元祐年间，在江西饶州府有一位生产胆铜的技术能手，名叫张潜，总结了这种经验，写成《浸铜要略》一书。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饶之张潜通方伎，得变铁为铜之法，使其子（按名张甲）诣阙献之，朝廷行之。饶之兴利、韶之岑水，皆其法也。”。可见这部书对宋代胆铜业的兴起、发展曾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可惜它已佚传。至元代时，他的后人张理于至正十二年“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宰相认其书之有益绝费，为复置兴利场”。于是张理被“授理为场官”，并请危素写了一篇《浸铜要略序》，使我们今日才得以知该书缘由之大略。
现将北宋年间三个规模较大的胆铜场的基本情况略作说明：
信州铅山场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记载：“信州铅山县铜宝山……县治西南，石窍中胆泉涌出，浸铁成铜。天久晴有矾可拾。一名七宝山，宋建隆三年（962）置铜场。”但该铜场还不是胆水浸铜场。北宋时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撰于1086～1093）中已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所以至迟在元祐年间那里已经试行浸铜法生产，大概已有了小型的作坊了。而在“绍圣元年，其利渐兴”（《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在绍圣三年（1096年）或四年正式建成胆水浸铜场（《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二：“绍圣三年又置信州铅山场。”《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广信府铅山县锁山门……宋时为浸铜之所，有沟槽七十七处，兴于绍圣四年。”）。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记载：“崇宁元年（1102）户部言：游经申，白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以来，收及八十九万八千八十九斤八两。”于是在次年规定其岁额为三十八万斤。
（2）饶州兴利场。在今江西东北，景德镇与上饶之间。《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谓：“饶州府德兴县大茅山……铜山在县北三十里，唐置铜场处。山麓有胆泉，土人汲以浸铁，数日辄类朽木，刮取其屑，煅炼成铜。”据《浸铜要略序》对当时兴利场的情况有过一些介绍，谓：“盖元祐元年（1086）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七日一举洗者十有四，十日一举洗者十有七。”说明了兴利场的泉数及各泉所含胆矾浓度的相对差异。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二）记载：“元祐（1086～1094）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余斤。”它大概是兴建最早的胆水浸铜场。
韶州岑水场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记载：“翁源县，岑水在县北，源出羊迳，一名铜水，可浸铁为铜，水极腥恶，两旁石色皆赭，不生鱼鳖、禾稼之属，与曲江县胆矾水同源异流。”故知岑水场在今翁源县。如前文所说，岑水场也是在张甲建议下，并依其父张潜推荐的浸铜法兴建的。建场亦当在元祐至绍圣年间，崇宁中岁产胆铜额为八十万斤。
关于宋代的浸铜工艺，也有一些记载，表明各铜场因地制宜，各有创新，并不断在改进。明代谈迁所撰《枣林杂俎》（中集）记载了铅山场在初时所采用的方法，谓：
铅山县西七里铜宝山，有貌平坑，石窍中胆泉流出，浸铁可为铜。又鹅湖乡，去县治七十里，有沟槽七十所，取本地水积为池，随地开沟，碎铁铺之，浸染色变，锻则为铜。
《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则更为翔实些，谓：
有沟槽七十七处，各积水为池，随地形高下深浅，用木板闸之，以茅席铺底，取生铁击碎，入沟排砌，引入通流浸染，候其色变，锻之则为铜，余水不可再用。
用这种方法让还原出的铜沉积在茅席上，将席取出，即可收集“铜煤”，似乎很方便。但实际不然，因为必然有残余碎铁与“铜煤”混在一起，“锻之为铜”时，铁将混入铜中，影响了铜的质量，而且从草席上刮取下“铜煤”也并不省事。《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一之三》则介绍了另一种工艺。
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赤）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这种方法较少地使碎铁引入赤煤，有益于胆铜质量的提高，当是对前法的改进。《宋史·食货志》（卷一三三）说：采用这种方法，在绍兴十三年（1143）时“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并指出是根据饶州兴利场和信州铅山场的记录，表明这是铅山场后期（南宋时）采用的工艺。
据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下卷）记载，乾道年间韶州岑水场每年用百万斤铁，浸得二十万斤铜，即每斤铜需耗铁五斤，与饶州、信州相比，要超出一倍了。不过这时岑水场已是采用下文所说的“淋铜法”了。
除了浸铜法以外，游经还在崇宁元年提出（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五》）利用胆土的煎铜法：
古矿有水处为胆水，无水处为胆土。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采掘铜矿石，以火法冶炼），其利己厚。
由于浸铜法需依赖胆泉，在天旱之年无法生产，所以才发展出煎铜法，即所谓“水有限，土无穷”。胆土当是开采铜矿时的碎矿渣及硫铜贫矿经风化氧化后而变成的硫酸铜与土质的混合物，即金陵子所说的“土绿”之类。因此，为取得胆土，则先开采硫铜贫矿，堆积起来，使之风化氧化，然后再置于盆中，用水浸出胆水，再浸渍铁片。当然，在经开采过的老铜矿区，想必也常可直接掘到这类胆土。宋人洪咨夔曾作《大冶赋》，对此法也有所描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四之二八》记载，“韶州岑水场措置创兴是法”，始于政和五年，到了乾道八年（1172年）时，那里“增置淋铜盆槽四十所，得铜两万斤”。可估算出每所盆槽平均年产铜500斤左右。
在金人南侵，赵宋偏安江南以后，铜坑冶从此一蹶不振，到了绍兴末年（1162）南宋所领江南十州岁产铜仅263000余斤，才及元丰元年1.8％，即使与崇宁初年江南地区产铜额比较，也只有3.7％。而乾道元年胆铜产量为212770.3斤（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也只及崇宁初年的11.4％，但若相对地看，它却占到当时南宋铜产量的80.8％，可见胆铜生产在南宋时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胆铜在南宋时期主要用来铸币。从南宋钱币的检测来看，其中含铁量高达1％以上，较北宋铜钱中含铁高出一二十倍，说明胆铜质量是不高的。《宋史·食货志》也说：“［端平］元年（1234）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
到了南宋后期，胆水浸铜便完全没落了。在元代时，据《元史·顺帝本纪》记载，至正十二年曾恢复饶州德兴三处的胆铜生产，但此后的胆铜生产始终规模不大，浸铜之所，逐渐废弃，淋铜生产法也渐趋终结。及至明代，胆铜生产又曾一度有所恢复，《明史·地理志》说：“［江西］德兴县北有铜山，山麓有胆泉，浸铁可以为铜；铅山县西南有铜宝山，涌泉浸铁，可以为铜；［浙江］上杭县有金山，上有胆泉，浸铁能为铜。”又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宣德三年九月，免江西德兴、铅山浸铜丁夫杂役。二县铜产岁浸铜五十余斤。”但总的来看，明代胆铜生产在铜冶中仍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天工开物》对此法已不再介绍。胆铜业衰退，究其原因，有资源枯竭的问题，但含铁过多，质地虚脆，精炼又费时费工，在经济上也不大合算，这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对宋代的胆铜生产也当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南青北白”的唐代瓷艺
隋末所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疆域辽阔的李唐帝国南北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融合。唐代陆上、海上交通也很发达，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唐代的政治、文化影响远远地跨出了国门。陶瓷和丝绸一样，既是商品，又是礼品，在国与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经济、商品的交往无疑地又促进了陶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