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是入关后的清帝国的实际缔造者，是顺治帝的摄政王，同时事实上也是他的继父。但遗憾的是，他却未得善终。
（1）智勇过人，屡立奇功
爱新觉罗·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与多尔衮同母者有二，兄阿济格，弟多铎。
世祖福临（即顺治帝），冲龄即位，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清入关创业，开国立基，皆由多尔衮一手所为；在顺治七年（1650年）世祖亲政以前，清廷的军国大事，多独断于摄政王，因此，多尔衮是清帝国的实际缔造者，功勋卓越，声势显赫。多尔衮虽然没有称帝，但拥有皇帝的权威。多尔衮一生封爵甚多，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初封贝勒，后封墨尔根戴青（即聪明王）、睿亲王，世祖福临即位后，称摄政王、皇父摄政王，死后曾一度追封为诚敬义皇帝，不久被贬削爵，乾隆朝时仍复睿亲王爵。当时朝鲜人多称之“九王”，西人著述中皆名之“阿玛王”，明人记载中有时称之为“九酋”。
多尔衮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给多尔衮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幼年的多尔衮，就已锋芒初露，颇受努尔哈赤的器重。天命十一年（1636年），努尔哈赤死于瑗鸡堡（距沈阳四十里），皇太极登基称帝，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多尔衮，被封为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敖木轮大捷，多尔衮颇立战功，由此而被晋封为墨尔根戴青，并逐渐跃居于后金军队的主要统帅之列。聪慧多智、谋略过人而且英勇善战的多尔衮，深获皇太极的宠信，多次被委以重任，参与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东征西战，屡建奇功。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利用察哈尔林丹汗去世这一有利时机，命多尔衮等为元帅，率精兵万余进攻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多尔衮基于“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方针，利用族亲关系，兵不血刃，降服额哲，使这次进军变成一次盛大的受降典礼。额哲率部降清后，其他部落皆随之而降，蒙古四十万部落尽服清人，从而顺利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多尔衮还获得元朝的传国之玺“制诰之宝”，皇太极因此而改元崇德，改国号清，多尔衮也被晋封和硕睿亲王。在皇太极降服朝鲜的战争中，多尔衮再次显示出其杰出的才能。崇德元年（1636年）底，皇太极率军侵朝鲜，围朝鲜国王李棕于南汉山城。翌年二月，多尔衮率军攻打居住有朝鲜二王子、王妃以及众多大臣及其眷属的江华岛。多尔衮刚柔并用，迫使江华岛投降；受降后，又严禁军兵滥杀掳掠，并送还所掳士女，对朝鲜国王之嫔妃，待之以礼，使朝鲜国王深受感动，促进了朝鲜国王的投降。在对明朝的战争中，多尔衮也以英勇善战著称。崇德三年，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率左翼清军，岳托率右翼清军，分别从董家口、墙子岭毁边墙侵入明朝腹地，西掠至山西，又东破济南，戕明总督卢象升，掠天津、迁安，出青山关而还。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城池四十余座，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一空，共掠人口二十五万余，财物不计其数，山西、河北、山东诸省臣民罹灾惨重。多尔衮指挥的这次对明战役，严重地残毁了明朝京畿腹地，有效地削弱了明朝国力。
多尔衮凭其卓越的战功、杰出的才智，脱颖而出，跃居诸王之上，在清王朝的开国过程中，成为皇太极最得力的心腹。这为他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提供了实力。而皇太极死后的皇位之争则为多尔衮夺取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提供了契机。
（2）与皇位失之交臂屈就摄政王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暴崩，满族统治者内部为皇位继承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清入关以前，嗣君的继承不是由皇帝生前在皇子中指定，而是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立。皇太极未死之前，诸王内部就已显露争立端倪。皇太极一死，这一矛盾就立即尖锐起来。当时诸王中有争立之心者为数不少，最后形成了以皇太极长子肃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为首的对立两派，互不相让。原由皇太极亲率的正黄、镶黄两旗，力主拥立豪格，而由多尔衮及其同母弟多铎统率的正白、镶白两旗，则誓立多尔衮为皇。双方关系十分紧张，大有兵戎相见的气氛。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形势下，经过皇太极孝庄皇后从中极力斡旋，多尔衮没有贸然妄动，而是提出册立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济尔哈朗辅政，待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遂被双方接受。
多尔衮没有自立为皇，也不见得是他“性成仁让”，甘守臣节。多尔衮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他在与豪格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并不占有明显的优势，也不一定有稳操胜券的把握；相反，立幼不立长，不仅使有辅政名义的多尔衮便于控制政权，而且还使多尔衮争取到了大部分上层贵族的支持。多尔衮通过这种政治手腕，不仅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也避免了满族内部的分裂，彼此之间能协力一致，为他实现夺取全国政权这一远大政治抱负奠定了基础。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居辅政，继而称摄政王。多尔衮利用自己“代天摄政”的有利地位，迅速完成了集权的过程。他以摄政王之尊掌握大汉，“刑政拜除，大小国事”无不专掌。他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以议政王大臣议事“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为名，集权力于摄政王之手。罢免诸王管理部务，以各种事务由尚书掌管，而听命于摄政王。命都察院督察诸王贝勒，据实奏闻，不得徇私隐匿；规定各衙门办理事务，凡应奏闻或记入档案者，皆先启知多尔衮。这样，诸王预政的权力既被削弱，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也退居多尔衮之下，多尔衮开始独专军国大事。另一方面，多尔衮对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毫不留情，坚决打击，废原先与之争夺帝位的肃王豪格，其心腹大臣也多遭诛杀。通过短短的几个月，多尔衮便大权独揽。为了尊崇多尔衮的显赫地位，顺治元年（1644年）一月，由礼部议定摄政王多尔衮居内及出猎行军的仪礼，诸王不得与之平起平坐。于是，多尔衮实际上享有皇帝的尊荣和权力，成为清初的实际执政者和决策者，从而为他以后所实行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多尔衮独掌大权后，审时度势，敏捷果断，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的调整，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关，占领北京，争取到了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
多尔衮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独具慧眼，超出当时其他满洲贵族。早在天聪七年（1633年），多尔衮就明确表示要夺取北京，进而统一全国。而一般的满洲王公大臣，却缺乏这一战略目标，胸无大志，专肆杀掠。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统率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当时清朝还未得到确报，但多尔衮已敏捷地看到形势的剧变，果断地采用范文程的建议，迅速应变。范文程指出，明亡在即，“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并要求从策略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一反清军驿明战争的烧杀屠掠，而“严申纪律，秋毫无犯”以收揽人心，官仍旧职，民复其业，以此招降纳叛；同时，应不失时机率大军直趋北京。当时的清朝内部，持此论者寥寥无几，旧臣中惟范文程、降臣中惟洪承畴而已。范文程所出此策，于清朝开国关系巨大，堪谓王业之第持此招降纳叛；同时，应不失时机率大军直趋北京。而多尔衮也能凭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嘉纳其言，与之一拍即合，于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率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诸部，向关内迸发。在途中获悉北京陷落和崇祯帝自缢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兼程向山海关前进，并再次调整策略，公开打出“复仇灭贼”、“仁义之师”的政治旗号；同时明确指出，这次进军的目的不似以前的俘掠屠戮，而是要“定国安民，以希大业”，统一中国。从此，清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了重大的策略转变，从伐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牢牢抓住“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这一旗号。然而仅在二个多月前，多尔衮还曾致书大顺军诸将，要求衮机变的迅敏。
正是多尔衮这种迅敏的机变，使清军在尔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占尽先机，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兵锋所至，势如破竹。清军招降吴三桂得以迅速通过山海关，击溃李白成统率的六万大军，然后长驱直入，迅速向北京推进。五月初二日，清军占领北京，多尔衮乘辇由朝阳门进入北京，明文武遗臣出迎五里之外。多尔衮至武英殿升坐，接受众官拜贺，宣布定都燕京。从多尔衮出兵至清军占领北京，前后不足一月。
（3）入主中原，八方平乱
在清军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大幅度调整了政治策略，以适应广大先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
多尔衮始终坚持定都北京、以图进取的战略方针，坚决反对短视、后退的保守主张。当时，某些满州贵族主张，应乘占领北京的机会，大肆屠戮掳掠，仅留少数兵力镇守燕京，大兵或退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关。这些主张遭到了多尔衮的严厉驳斥。六月，多尔衮与诸王公大臣最后议定定都燕京，遣使迎接顺治帝从沈阳来北京，并大量迁徙辽沈满人入关，充实京畿；十月，顺治帝到达北京，即皇帝位，颁大清宪历，诏天下，大赦。从此，明王朝被清王朝取代。
多尔衮从率兵入关伊始，就竭力收揽人心。他严饬全军，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居民“取残不杀、共享太平”。进北京城后，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占领北京的第三天，就下令为崇祯帝发丧。军民服丧三日，以帝礼葬之。在农民军占领北京期间，崇祯帝后梓宫一度被迁到昌平，至此多尔衮用帝礼为之改葬。多尔衮还采用范文程的主张，把明季之加派苛敛，一并厘革。这些措施，对收揽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尔衮积极拉拢汉族上层贵族和各级官吏，占领北京的第二天，即令兵部传檄直隶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的道理，大量网罗汉族贵族和各级官吏，只要对清王朝实心忠顺，都可以加以任用，如明季劣务名昭著的冯铨，甚至连为人不齿的牛金星，都被收罗。同时，树立吴三桂、冯铨诸人作为降将降官的榜样，借以继续降服汉人。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洪承畴之辈，为清廷底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样，多尔衮对汉族知识分子也加以拉拢、延揽，一方面，他礼敬先代帝王圣贤，守护明代陵寝，提倡尊孔读经，大开科举取士，对汉族知识分子攻心、拉拢。另一方面，对那些不愿合作的人士进行威胁、利诱。这些措施，对吸引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清政权起了莫大的作用，文坛名士南方如陈名夏、陈之遴，北方如沈惟炳、王鏊永之辈纷纷被荐用。
多尔衮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多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而不以因袭前代为嫌。清初汉制的实行，不仅适应了统治全国的需要，而且还起到了收拾人心的作用。顺治三年（1646年）初，多尔衮编译《明洪武宝川》成，世祖福临为之制序，颁行天下，表明愿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多尔衮依据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依明制建立中央统治机构，修《赋役全书》、《大清会典》、《大清律》等。这些政治措施的实行，有力地配合了清初统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在清初进行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上，多尔衮也是指挥得当，掌握主动。多尔衮在占领北京以后，迅速做出了先攻击西南农民军、再谋略江南的部署，这一军事方针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多尔衮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农民军，不仅使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东西两面同时开战，获得了军事上的主动，而且还能使清廷继续打着“复君父仇”，与“流寇”争天下的幌子，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多尔衮集中全部精锐兵力，与大顺军展开决战。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清分兵两路，一路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吴三桂、尚可喜等满、蒙、汉军队，由陕西南下直捣西安，一路以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等军，从河南西扑潼关，两路夹击，约定会师西安。阿济格率军势如破竹，陷太原、平阳等城，尽占山西；多铎率军于次年一月抵达潼关，攻坚长达一月之久，于二月初破潼关，占西安，阿济格率部继续追击力I匝军，五月破武昌，六月李白成被害于湖北九宫山。另一支农民军即大西军也在四川被清军击溃，其首领张献忠在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遇难，这样，清军在西线大获全胜，农民军主力基本上被击溃，余部南退自保，继续抗清。
在对南京的弘光政权的处理上，多尔衮也是玩弄政治手腕。在占领北京之初，多尔衮为稳住东南局势，曾传檄江左，声称要共修和好。弘光朝幻想与清廷南北分治，遣使携带厚礼，北上议和，希望能效法宋朝故事，割地许币，退保东南，甚至梦想联合清军，同剿农民军。其实，多尔衮此举仅是惑敌之计，他根本不会允许南明政权实现这种梦想的。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随着清军的不断胜利，北京也日趋巩固，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陡然转变，令弘光削号归藩，威胁弘光投降；十月又檄谕江南，严申拥立弘光是王法所不赦之举，定将问罪；同月，弘光政权的三位使臣抵京，多尔衮令朝廷收取厚礼，但待之以藩属朝觐之礼，将弘光的御书视为进贡文书，并遣人历数擅立弘光之罪。顺治二年初，多尔衮在西进清军占领西安、战局明朗之后，迅速分兵，命令多铎率部南下，经略江南。四月，攻占扬州，五月十四日，占领南京，弘光被俘，大批文武官员及二十余万军队投降。南都既下，以后隆武之在福建，鲁王监国之在海上，永历帝之在两粤、滇黔，奔逃流离，仅保存名号而已。清军占领南京之后，继续向南方推进，至顺治七年多尔衮死时，南方诸省的战争虽有反复，但大半个中国都在清廷统治之下了。
（4）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多尔衮在清军入关以后的六、七年内，为适应新的统治形势，迅速对满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袭明制，用汉人，加速汉化，因而使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得以尽快地获得稳定，同时，也使得满汉之间的文化，得以相互沟通，彼此调融，这也是多尔衮在清初执政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入关前满族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要远远低于汉族，作为满族统治阶级代表的多尔衮，不可避免地带着这种落后的烙印，推行了一些满族入关前的传统政策，而这些落后的政策根本不适用于那些当时已处于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从而给这一地区的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如圈地法、逃人法，就属此种情形。在多尔衮的首肯之下，清贵族在京畿、河北、山东一带大量圈占土地，组成在庄头管理下的各类田庄，并强迫汉人投充或带地投充为奴，用暴力，的手段把落后的农奴制移植到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汉族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深受其祸。为镇压大批农奴的逃亡，维护满族统治者的利益，清初政府还实行严厉的逃人法，这种为保护极少数满族农奴主利益的逃人法，过分地损害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不安。多尔衮还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策，强令汉族人民易服剃发，并把它作为“新朝”顺民的标志而严厉执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把满族之风俗习惯、衣冠服饰强加于汉族头上，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
随着权势的无限扩大，多尔衮的爵位也愈来愈尊。顺治元年，晋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又尊为皇父摄政王，“代天摄政”，“赏罚等于朝廷”，甚至把皇帝的印玺也搬回府中，一时大权独掌，关内外只知有睿王一人，俨然为一国之君。他高高在上，顺者滥升，逆者滥降；他独断权威，排除异己，如战功赫赫的肃王豪格，被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其福晋也被多尔衮收为侧室；济尔哈朗虽同为摄政，却因曾主张拥立豪格而遭罢免。他素患风疾，脾气暴躁；他性喜奢靡，府居华丽宏伟，甚过帝居，酷爱放鹰围猎，所费不赀。
精明能干的多尔衮，凭着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拥兵入关，从而奠定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满清王朝的立国之基，堪称满清立国的第一人。他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刚柔并济，借摄政之名，集大权于己身，有力地保证了他一统江山、开基立国这一政治抱负的实现。但是，物极必反，多尔衮的擅权过甚，也最后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处，膝盖受创，竟不治而死，年仅三十九岁。他的灵柩被运回北京，隆重安葬，并被迫封为“诚敬义皇帝”。但死后仅两月，即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中旬，就有人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王公大臣合词追论其罪，诏削爵，财产籍没人宫，平毁幕葬。当时目击的西人记载，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即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体尸拉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身前重用的王公大臣，或倒戈反噬，或被诛杀贬革。一代名王，身后获咎，落得如此惨局，真是可悲可哀。
然而，摄政王多尔衮于满清的立国之功，其子孙自有公论。乾隆帝就极为多尔衮鸣不平，而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重建睿王府，其封爵世代相袭，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乾隆高度评价了多尔衮的伟大贡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这一评价也确实是对多尔衮的公允之论。
对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往往需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方能政做出正确的评价。乾隆对多尔衮的评判之所以显得公允、正确，即如是。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历史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