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转折之年，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在这一年正式背弃了苏联，转向与英美结盟，因而对中国共产党遭遇了一场大灾难，苏联在中国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这一年春天，已经有了不祥的预兆，那就是张作霖首先在北京采取了屠杀共产党的行动，李大钊等几十名共产党人被迫躲进了苏联使馆。4月12日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们成了盟友。
直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斯大林还相信蒋介石和一个忠诚的盟友，4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三千名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
加伦将军的副手阿·瓦·勃拉戈达托夫在1925年来到中国，先后担任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担任加伦将军的副手，他回国后曾写了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在宁汉争权夺利的时候，他写道：“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强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在4月13日，蒋介石突然约见勃拉戈达托夫，他写道：“他（指蒋介石）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4月18日举行了庆功宴，而苏联顾问们似乎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什么关系，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参与蒋介石的军事活动，甚至还受邀参加了4月18日的庆功宴，勃拉戈达托夫在回忆录中说：“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干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
在这次庆功宴上，蒋介石和许多将领都在责骂中国共产党，勃拉戈达托夫也有清晰的记录：
“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干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
另一个人也发表讲话，“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勃拉戈达托夫说，整个宴会“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
蒋介石按照他的要求接见了他，这时勃拉戈达托夫说：“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
——难道这些苏联顾问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经背弃了苏联、转而投靠了英美？或者说这场宴会是蒋介石为苏联顾问办的散伙宴，是一种政治示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在7月14日签署一份声明，她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是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这则声明刊登在7月18日瑞娜和她丈夫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的最后一期上，但这最后一期《人民论坛》未能发行，南京政府查封了它，但好在瑞娜在此前已经将声明用电报全文传给了纽约的媒体，第二天声明刊登出来。
在发表声明后，宋庆龄和陈友仁、邓演达等国民党一些左派领导人动身前往莫斯科。他们从上海乘船来到海参崴，在穿过西伯利亚。与此同时，鲍罗廷也和斯特朗一起乘汽车穿越了隔壁返回苏联。
当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但很快她就发现，隆重过后却未能见到莫斯科此前承诺的帮助和支持。斯大林仍在支持蒋介石，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
一些曾在广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莫斯科的寒风中走进了人生最后的悲惨一幕——越飞自杀了，鲍罗廷失宠，瑞娜因病死去。斯特朗在瑞娜的葬礼上说：“我们美国人为仍然能够给世界战斗前沿阵地上奉献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曾经为俄国革命奉献过约翰·里德，现在又为中国革命奉献了瑞娜。”
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偕同宋美龄从日本返回上海，在回答等候多时的记者的时候，蒋介石如此说：“我们不能无视日本在满洲的政治及经济利益。此外，对日本国民在日俄战争中发扬的精神有所认识。对此，孙先生也曾予以承认，对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曾保证予以考虑。”而在回答他何时复职时，蒋介石回答说：“我蒋某人虽已下野，但仍为中国一国民，愿为革命奔走呼号。至于复出，鄙人已无此图。时下，我将全力准备和宋女士的婚礼。”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为了稳住日本以博得时间进行国内政治战略调整的一种手段，他这等于说是一箭三雕：一方面利用刚刚与日本高层举行完会谈的有利时机，稳住日本；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向美国继续施压，他还需要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而第三方面，就是他现在还需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即将让中国发生一次重大转轨，即从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大政上全面转向依靠欧美，走欧美路线。
1927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与宋美龄完婚后，蒋介石在上海再次对记者发表时局谈话，而这时，他已经正式决定与苏联断绝关系。他因此提出要变更外交路线，与苏联绝交，他说：“各地方有苏联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照会。
12月14日，国民政府就发布了对苏俄断绝邦交的照会。当蒋介石宣布与苏联断交时，引起很大轰动，当时宋庆龄正在苏联莫斯科，她随即向蒋介石发电报，说：“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您欲与苏联断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联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家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这种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12月18日，蒋介石复电宋庆龄，敦促其回国，说：“对采取与苏俄断交之步骤，我们准备承担全部责任，您的电报和您在俄国继续逗留不可能是自愿的，希回国亲自陈述自己的意见。”23日，宋庆龄回电：“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斗了四十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与日本疏远，与苏联断交，意味着蒋介石开始完全向英美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