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的生日，然而，在这天的祝寿宴会上却有这样一段对话。29日，蒋介石启程赶往洛阳，30日，阎锡山前往洛阳为蒋祝寿，然而阎锡山并不是直接前往洛阳而是先飞向了西安，然后再飞向洛阳，阎首先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了密谈。
12月7日，蒋介石命令由蒋鼎文、卫立煌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方案，实际也就是他向张、杨二人提出了他在洛阳已经拟好的方案，而这套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摊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应该全力参与“剿共”，而如果张、扬两军不愿意服从，那么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把陕甘让给蒋介石的中央军。张学良对蒋介石说，“九一八”事变时，你说我们必须要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进行全面抗战。现在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并且进而控制冀察，现在又在窥视绥远，这是在节节进逼，日本人的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如果我们再不加以反抗，日本人就会吞并整个中国，到那时我们就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千古罪人，无以自解。张学良时而苦口婆心，时而慷慨陈词，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张学良三个多小时的劝谏毫无效果，最终却惹怒了蒋介石，他拍着桌子大叫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拍了桌子，你可以再去看看。
而杨虎城自然也无法改变蒋介石的政策，那么，如果要改变中国的政治气候，能对付蒋介石拍桌子的办法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掀翻桌子——兵谏。
12月11日夜，西安出现了枪声，当时住在西京宾馆的史沫莱特回忆道：“那天夜晚我也未能成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当我站在窗前，观看最初出现的天边的几束曙光，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接着，就有士兵闯进西京宾馆，因为这里也拄着跟随蒋介石一起来到西安的许多国民党政要，如卫立煌、张群等，“当我听到从走廊里传来的嘶哑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快停止跳动了；我又听到有人把门踢破和玻璃在地板上被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史沫莱特的房门也被士兵砸开，她说：“几支步枪砸我的房门。我不愿帮助谋杀我的凶手进来，正当我退缩到一个角落靠在墙上，三发枪弹射穿了门板，门上的玻璃也随即粉碎。”几个士兵闯了进来，“留下的两名士兵，一个突然用枪筒顶住我的腹部，逼我背靠墙壁，另一个则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我的梳妆台里翻了出来，把一切引得起他的兴趣的东西都塞进口袋：我的眼镜，胶卷，闪光灯和电池。他收卷我的毛线运动衫和内衣时，特别感到满意，发出了赞叹声”，“把我用枪抵在墙边的士兵，伸出一只手去，翻开我的枕头，发现了装着我全部钱财的钱包。这两名士兵同时欢呼着向它扑过去，平分了那里面的钱。一个拿了我的自来水笔，一个拿了我的铅笔，各自把战利品别在胸前的口袋上，最后，他们每人从床上拽走一条毛毯，就消失在楼下大厅里了”。
12日上午，那场小规模的战斗早在昨夜就结束了，孙铭九在骊山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此时的他身上穿着古铜色的绸袍，下身还穿着白色睡裤，光着脚，满身灰尘，冻得发抖。惊吓过度的蒋介石已经不能行走，只好由孙铭九和宋文梅搀扶着返回他的卧室。
这天上午，还有一个人不幸死于这场兵变，这个人就是旺斯克大夫。他在12日这天上午来到华清池宾馆，他是来找史沫莱特的，他并不知道史沫莱特早已被明令搬到另一家宾馆。旺斯克与门口的卫兵争执起来，他们语言不通，旺斯克执意要进入宾馆，结果被士兵枪杀。
可怜的旺斯克死于非命，但另一个西方记者仍却急于赶往西安，这个人就是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他当时在北京。这天夜里，有个学生找到他，对他说：“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贝特兰为之一震，当即决定立即赶赴西安。他得到了斯诺的帮助，斯诺答应他，在西安期间贝特兰可以把稿件传给斯诺，然后由斯诺发给《每日先驱报》。随即，贝特兰就动身前往西安，“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张学良在成功囚禁了蒋介石后，12日上午，就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了西安事变的原委，并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彻底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在得知蒋介石被囚禁后，也几乎立即陷入紧张气氛中，但这种紧张却是出自各怀鬼胎，有人欢喜有人忧。在12日这天下午，南京政府派出的36架飞机就在西安上空低空盘旋。
早在12月12日午夜，当骊山脚下枪声大作的时候，南京就已经知道西安发生了事变，但此时除了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发动兵变外，其他的就一无所知，蒋介石本人的生死也不明，在南京紧急召开的会议上，立即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冯玉祥、孔详熙、张治中等人主张暂缓用兵，尽量和平解决，主要是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而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等人则认为，在“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显然，一派希望蒋介石活着走出西安，另一派则认为向蒋公的灵魂挥挥手就行了——这是一场蒋宋家族及需要蒋介石庇佑的派系与希望取代蒋介石一派针锋相对的好戏。两派都拥有强大的实力，何应钦当时控制着军队，而孔详熙等人也大权在握，因而，这两派在西安事变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一直相持不下，互不相让。直到13日凌晨2时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时，身为蒋介石的密友、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突然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逃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票赎票的方式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平心而论，戴季陶的担忧的确有几分道理，身为全国中央的南京政府在关键时刻迟迟不能做出决定也显然无法交待，而孔详熙等主和派一时也毫无办法，因而，主战派暂时占据了上风，于是这次会议就做出两项决议：
“关于张学良背叛党国应如何处理案决议：张学良应先剥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张学良背叛党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关于政治军事之稳定案决议：行政院由孔副院长祥熙；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5人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尽管这仍然只是一个临时稳定及声明性质的决议，但总算有了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显然对蒋介石不利，因实际上等于军政大权控制在何应钦等人手中，何应钦有权调动军队，这就等于勒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绳子已经被收紧了。何应钦在会议结束后立即着手准备军事行动，他筹建了讨逆军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及各关键职位或幕僚均由何应钦的亲信担任——军委会铨叙所所长林蔚担任参谋长，军委会高级参谋徐培根担任参谋处长，参谋本部三处处长钱贻士担任后勤主管等。
宋家在事变发生后也急忙聚在了一起，商谈是在焦虑中地进行的，他们几乎想到了每一种可能，而最关键的就应该是首先取得与西安的联系。因此，端纳等建议由孔详熙执笔给张学良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宋氏家族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发出的第一封电报：
急！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安。
倾由京中电话告知，吾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微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须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恭后明教。
弟孔详熙叩
然而，更让宋家紧张的其实并不是西安方面，而是南京，因为何应钦、戴季陶等人坚决主张立即对西安展开军事行动，而这等于把蒋介石推上断头台。因此，宋家一边询问张学良发动兵变的真正用意，一边则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南京发动军事攻击。
12月13日清晨，当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传开后，国民党中央政要们齐聚丁字桥中央党部礼堂内，国民党中央在此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在会上，仍然是两派的争锋，主战派与主和派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何应钦仍然是主战派的中坚，他用一种定调的口吻发言道：“此事事关重大，应当仔细商量再说。不过，依我之见，应该立刻派飞机去轰炸西安，以惩叛逆，这才是上策！”然而，就在何应钦的话音未落时，宋美龄等人却突然来到会场，宋美龄立即大声责问道：“何总司令，一切的事情我都已经了解了。现在我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么？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么？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害他！”
宋美龄与何应钦的交锋可以说赢得了气势上的胜利，但何应钦毕竟是军政部长，拥有调动兵力的实权，而宋美龄则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她完全依靠第一夫人的威势竭尽全力阻止何应钦，这就如同孝庄皇后当年阻止多尔衮向北京发动战争一样。但即使这样，何应钦仍然在暗中操作，继续向西安方向调兵遣将，当夜，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再次找到何应钦，质问道：“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不但没把我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委员长放在眼里，你这是在存心谋害委员长！”
忍无可忍的何应钦也突然恼怒起来，他站起来对着宋美龄吼道：“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
回到宋家宅第后，宋美龄立即写了一封信：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实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能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赴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
13日，宋庆龄终于决定亲自去一趟西安。
就在宋庆龄前往何香凝处商议共同去西安的时候，端纳这天中午已经准备登上飞机。何应钦极力阻止，他对端纳说，“没有人准备去西安，我们已经命令讨伐，委员长已经死了！”端纳则回答说，“你说委员长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端纳和黄仁霖一同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
13日晚，端纳等抵达洛阳，他们在此收到张学良发来的电报：“欢迎来西安”。
次日上午，在孔祥熙家中，国民党再次召开会议，而这一次主和派和主战派终于达成了一个相互妥协的决议，即一方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准备讨逆；另一方面任命于佑任为陕甘宣抚专使，前往西安说服张扬释放蒋介石，争取和平解决——这名以上是一个软硬兼施的计划，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主战派的两面手法。
这天下午，当会议达成协议时，端纳的飞机也已经从洛阳起飞，一个小时后抵达西安。张学良同样派了一个西方人来迎接端纳这个西方人，他就是张学良的私人管家、美国人杰米·艾尔德。端纳这次带来了宋美龄的两封信，一封信是给张学良的，一封信是给蒋介石的。给张学良的信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老调重弹地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而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张学良能回忆起他们共同的那段时光。给蒋介石的信也被张学良过目，然后还给端纳。随后，端纳跟随张学良来到新城黄楼。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这样描绘看到端纳时的心情：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一个外国人，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看我，其忠义足以令人感动。端纳见我之后，寒暄一毕，即拿出我妻子的亲笔信交给我。并要求与我同住，我同意了。”
在等蒋介石看完信后，这个澳大利亚人一边比划着一边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张扬两位将军实际上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同意这个要求，张扬两位将军还是会支持蒋先生作领袖。端纳随后又表达了个人的看法，他说，他认为张扬两位将军的主张不仅仅是这两位将军的，而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迫切要求，而且由于日本的口张也损害了西方利益，因此，很多西方国家也是支持中国抗日的，那也就等于说张扬两位将军实际上将会得到西方的支持。如果蒋先生今天能够接纳这个主张，今后就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他一边说一边高高地举起手比划着；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那么蒋先生就将变成这样小小的人——他还是一边说一边比划着，俯下身子用手在地上比划出一个渺小的人来。中国的命运和蒋先生的个人安危荣辱就全在蒋先生的一念之思了。
蒋介石明白，端纳的话尽管表达的像个小孩，然而却入木三分，而且，他说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感到十分不安的事实，那就是西方将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毕竟日本侵略中国也等于侵犯了西方，受到损失的不仅是中国自己，还有巨大的西方利益。而从国家大势上来看，由于日本的节节进逼已经导致中国人认为日本是第一威胁，而内战显然在民众的眼中不过是军阀相争而已，这就等于说，如果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话，那么可能既失去民众的支持也将失去西方的支持，而仅凭黄埔系的强硬统治显然难以为继。
而且，如果端纳表示应该接受张扬主张的话，那么，宋美龄显然也会如此，如果蒋介石继续一意孤行，那么迟早要成为孤家寡人了吗？
但蒋介石的顽固显然如同顽石一样，即使有端纳的劝说，也有这几天来的思考，但也正如端纳所言，蒋介石虽然是一个爱国者，但也是一个政治上老辣的家伙。
当时，南京切断了西安和外界的所有通讯联系，西方记者尽管急于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却没有什么办法，斯诺也一样，他说：“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在那几天，整个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西安，都急于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由于消息的封锁，整个世界又都显得很茫然，当时在伦敦的拉铁摩尔因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被《泰晤士报》和伦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邀请，希望他能给出答案，他说：“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由于没有来自西安的真实消息，南京方面按照何应钦等人的授意，广播和报纸开始散布西安的恐怖传闻，说蒋介石已经被杀死，西安发生了大规模抢劫、强奸，红军已经占领西安，到处烧杀劫掠等。为了打破南京的新闻封锁，当时在西安的端纳和史沫莱特作了很有效的努力，他们一个从从内部提供来自内部的消息，一个在广播中把真实情况告知公众。12月19日，当时西安把张学良向报界发表的声明提供给《泰晤士报》驻上海的记者弗雷泽，但这份电报却被南京新闻检查官扣留，不过端纳却把另一份电报抄件想办法送给了斯诺。史沫莱特则利用电台开始英文广播，把西安真实的情况用无线电传递出去，她后来回忆说：
这时南京电台在宣传蒋委员长已经遇害身死，红军占领了西安，西安发生了抢劫和强奸事件。为了驳斥这种无耻谰言，一位报纸编辑开始以华语广播，而由我负责做英语广播。我的报道内容包括访问政府官员、军队将领、红军代表和救国会领导人的报道和有关西北近况的消息。
我的言论使南京政府颇为不快，几个月后我听美国报纸几位记者说，驻在南京和上海的美国领事官员甚至曾经宣布他们决定要驱逐我。南京的一位发言人在接见《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声称，我的言论具有“强烈支持统一战线以及其他违背政府既定方针的主张”。
实际上，蒋介石也已经看到，如果他不答应，那么明天地平线上还会升起太阳，但如果他还打算坚持己见，那么明天的太阳可能永远也升不起来了。15日上午，蒋介石终于同意原则上接受张扬的主张，于是，张学良电告南京，欢迎南京派员来西安，尤其希望孔祥熙和宋美龄能来。下午，端纳由艾尔德陪同一起飞赴洛阳，与宋美龄通了电话。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余于星期二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若狂。——彼以简短之言词，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自承举动虽错，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然最后又嘱余切勿赴西安。”
然而，南京的反蒋势力显然并不因为已经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就放弃攻击，他们可不愿意浪费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蒋介石已经初步原则上接受张扬主张后，也就是说，西安事变完全有可能和平解决的情况下，16日，何应钦正式下令宣布对张学良军事讨伐。17日上午，何应钦正式宣誓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进行全面军事动员。在临潼对面，7个精锐师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洛阳机场上集中了大量作战飞机，显然，只要何应钦一声令下，一场大战就将爆发，与蒋介石的谈判也将付诸流水。16日，端纳鉴于形势危急，不得不再次返回西安，转告张学良和蒋介石，孔祥熙必须暂时留在南京尽力稳定局势，宋美龄让端纳询问张学良，由宋子文和顾祝同取代孔祥熙前往西安可否。同时要求蒋介石给何应钦一张手令，而张学良也希望避免战争，显而易见，如果与何应钦的战争爆发，那么局势很可能失控。他对蒋介石说，“我们对你是一番好意。何应钦逼近潼关要打，我们就和他打。如果要轰炸，那就不知道要炸到我还是你了。”17日，蒋介石给何应钦写了一封停战手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19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这封手令由蒋鼎文带回南京，何应钦由此不得不下令19日下午6时前暂停轰炸。
在南京与西安暂时避免了兵戎相见的时候，作为西安事变重要的第三方、中共方面也在积极运筹帷幄。17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乘坐张学良的飞机从延安飞到西安。中共的态度与张学良一致，同样是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对待蒋介石个人上，中共也认为只扣留了蒋介石一人，而蒋介石的整个军事实力则丝毫未损，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失去蒋介石，那么中国必将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内战，而这反而会促进日本侵华的步伐。周恩来等主张以民族大义为重，党派私利及国内之争次之，重新实现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此时，宋子文也赶到了西安。
21日，端纳再次来到宋家，与宋子文和宋美龄商议后，他们决定飞赴西安，同去的还有蒋鼎文——他是深的何应钦信任的人。22日，宋子文、宋美龄、端纳等人在洛阳短暂停留，其间，宋美龄看到机场上的战机已经整装待发，她随即下令说：“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飞机飞临西安上空。”
在端纳的回忆录中对来到西安后的情形有清晰的记载，以下完整摘录这一部分：
第二天早上——12月21日——端纳到南京蒋夫人的屋里了。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第二天去西安。当他们往北飞时，南京的军队就在他们下面沿着铁路向西安推进。不过，他们受到他们自己的炸弹炸坏了的铁轨和山上滚下来的雪堆的阻碍。蒋夫人很紧张，快到目的地时她更紧张了。就在飞机滑行停下之前，她悄悄将一支左轮手枪塞到端纳手里。
她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他耐心地望着她说：“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
“请答应我吧。”她说道。
飞机停下之前，他提醒她对张学良少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决定她该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与少帅谈。他警告说：“我们不能有坏的感情。”
少帅是第一个迎接他们的，他显得很疲倦，也许还有点负罪之感。杨虎城将军紧跟在少帅后面。然后，他们驱车去少帅那儿，就好像这是政府事务中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似的。表面上，一切都很随便。委员长夫人说：“我要喝点茶再去看委员长。”然后大家到隔壁去。
当她走进去时，委员长惊呼：“我知道你会来的，今早我阅读《旧约全书》中耶和华将有新作为一句，他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当她出来时，她说他仍然很坚决，不可动摇。她，宋子文和端纳走出到花园里。他们一边在微弱的灯光下踏雪走着，一边掂量着他们日益严重的问题，虽然很明显少帅是反对继续拘留的，但在那一群人中只有他一人是这样想的，而其他人跟委员长是一样固执的。
12月23日，宋子文和西安的军官开了长时间的会之后报告说，他相信他即将能用策略使委员长得以迅速释放。笼罩着他们的阴郁气氛消失了。但在圣诞前夕，阴郁的气氛又笼罩着他们。西安又改变了主意。
夜幕降临时，少帅带着一个计划走进来。他要将委员长化装打扮，驾车送他到少帅部队的驻地。端纳和蒋夫人将飞到洛阳，委员长随后在那儿与他们相会。他说：“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恐怕我们要打出去。那将是很悲惨的。”
蒋夫人反对这个计划。她要委员长体面地离开西安，而不是像一个罪犯那样溜走。少帅神情沮丧，他走了，但过一会儿又回头说，西安有一个人，如果蒋夫人愿和他谈，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促使释放委员长。少帅悄悄地说：“他是共产党人，名字叫周恩来。”
共产党人！10年来，她和蒋介石都没和共产党人说过话。她朝端纳看去，问道：“我该见他吗？”端纳说：“别说废话了。当然见他。”他没有补充说这个新发展是他的主意。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周来了。他是个精明、自信的人，大约30几岁。他所代表的人民军队还驻扎在离西安很远的地方，没有参与扣留蒋介石的行动。他与蒋夫人谈了几小时。周描述了西北的问题，谈到古老的腐败政府的故事。蒋夫人坚持中国必须统一起来以增强自身的力量。
她说：“我们中国人必须停止打来打去。”
周答道：“我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几年来一直是这么对你们说的。”他强调，那时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能领导这个国家，之后他就走了。他答应去跟杨虎城将军做些工作。
圣诞节早晨，睡觉时还是闷闷不乐的一家人，这时起来心情却很愉快。这是端纳体贴人的气质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在壁炉上挂着端纳的两只高尔夫袜子，每一只上都系着一根绳。一根绳子的一端挂着一架给蒋夫人用的手提打字机，另一根上挂着供蒋介石躺椅上用的毛毯。蒋笑了，这是自他被扣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但接着还有欢乐的事。现在他们确信他们哪天能被释放。有消息传来说，周恩来这个共产党人，这个蒋介石拼命同他作战的人已经成功了。他们打点背包，少帅进来把一个小背包丢在端纳的背包旁边。他低声说：“就当这是你的包，我要乘这架飞机同你一起去南京。”
至下午两点，事情已经肯定了。周恩来已经说服了杨虎城。他们离开房间，少帅和杨将军应蒋介石的特别嘱咐来到他面前，他们笔直地立正站着听委员长训话，这次他说话平和。当他说完时，他点出少帅。“汉卿，”他称他的字，“你留在西安与你的部队在一起。”
“不，”少帅答道，“我已被指控有兵变和谋杀罪。对这两项指控我是无辜的。但我还是要和你一起乘这架飞机去听候军事法庭对我在这儿所做事情的审判。我想，如果你令我留下我就留下，那么我就真的犯有兵变罪，但我正在做我该为国家做的事。”
过一会儿，他们起飞了。驾驶这架飞机回到南京的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观察了他的乘客的神情。少帅的脸绷得紧紧的。蒋介石面容憔悴，正睡在飞机的单人舱里。蒋夫人望着窗外，唇边略带幸福的微笑。端纳则独自在那儿发笑。宋子文偶尔看看报纸。
端纳现在在这件事中是一个最合适的渠道，因为他与张学良关系甚好，且他是一个外国人，对此，斯诺曾有过一段评论：“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下午4时，飞机在西安机场降落，宋美龄后来也回忆道：
“飞机刚停，张学良第一个登机迎了上来。其状憔悴，局促不安，面有愧色。我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的时候，我以不经意的语气请他不要让他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以免弄乱了不易整理。他听后一怔，立即答道，‘夫人哪里话，我怎么敢那样做。’这时杨虎城也接踵而至，我坦然与杨握手，就好像一个偶然过访的常客。杨开始很窘，但见我镇定自若，他才松了一口气。”
当宋美龄也来到西安后，西安三方就已经可以面对面开诚布公地谈了。但蒋介石说，他是不会亲自参加谈判的，只能由宋子文和宋美龄代为参加，并且，他也不会在协议上签字，他只答应以“领袖人格”来担保实现。
而张学良则用一种北方人的豪爽告诉宋美龄，他发动西安事变，一不为钱、二不为地盘，也绝无伤害蒋介石之意，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签不签字都无所谓。但杨虎城及其部下则坚决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前提是蒋必须在文件上签字。
23日和24日，宋美龄两次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周除了再次申明中共没有参与策划兵变外和主张和平解决外，也表示中共有诚意从中斡旋，而且也告知宋美龄，此时也正是国内矛盾集中的时刻，而且也是蒋介石转变国家政策的良好时机，而这样做无论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国家都有好处。周恩来还明确告诉宋美龄，中共也认为，在当今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比蒋介石更适合领导国家。
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那么希望周恩来能劝解杨虎城。周恩来说他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随后，23日上午，在金家巷张公馆的西楼二层，西安三方举行了谈判。
在第二次会谈的时候，宋美龄也明确告诉周恩来，“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这天，蒋介石也直接告诉张学良，他将下令军队退出潼关，离开西北。24晚，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蒋说，“恩来，你是我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周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从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蒋介石随后向周恩来表示了三点：
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二，由宋子文和宋美龄及张学良全权代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同他谈。
蒋介石谈完后，显得很疲劳，告诉宋美龄和宋子文，“你们可以同周恩来多谈一谈。”
至此，西安事变基本上已经达成三方协议。
12月25日上午前往杨虎城和周恩来处，告诉他们他已经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且亲自护送他回南京。而杨虎城还是坚决不同意，两人为此甚至激烈争吵起来，结果不欢而散。
下午2时，张学良打电话要杨虎城来张公馆。当杨虎城匆匆忙忙赶到后，张学良面色有些慌张地说，现在再不放蒋介石恐怕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会什么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介石离开西安，我想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这里就请你多偏劳几天了。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
杨虎城见事已至此，在阻拦下去恐怕真的会有不测，他也无法再反对。但杨虎城却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他说，放了他就已经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
张学良说，老兄之言，学良铭记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
下午3时半，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辆车，悄悄地从玄凤桥高公馆驶出，然后直奔西郊机场——这几乎就是逃出西安，甚至连周恩来都没有通知。
当到达机场时，正好遇到两千多的欢迎人群，实际上那是在准备欢迎从绥远来西安的抗日将军傅作义的，但蒋介石误以为那是西安的群众来阻止蒋介石登机的，蒋介石一时有些惊慌失措，急忙向杨虎城再三保证，只要一回到南京就立即履行诺言，并重复了一遍张扬的主张，最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了，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说完，与邵力子、傅学文、杨虎城告别，然后在宋美龄的搀扶下急匆匆登机。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登上了另一架飞机。
其实，这2000多名群众根本不知道蒋介石会出现在飞机场，他们得到的消息时绥远的傅作义将军要来，是来欢迎他的，没想到会看到蒋介石登机，史沫莱特回忆说：“委员长在圣诞节当天被秘密释放，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西安的权威当局显然怕让他们知道。前一天，他们故意散布谣言，声称英勇包围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在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联盟。在谣言所宣传的时辰，西安飞机场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高举着各色旗帜前来欢迎他的人群。只见一辆汽车驶来，门开处，张将军迈步下车，立刻引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一行；当时在场的极少数认识他们的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整个一行人入舱后，飞机就起飞了。傅将军并未来到，不明底细的群众还留在飞机场上乱转。真相透露之后，人们感到惊愕。他们终于明白，把他们引到这里来是为了使委员长觉得，他们是在向他致敬，为他送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