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们并不尊敬洋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仍以世界中心自居，四周皆被俯视，称之周边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则被称为“洋夷”。“洋”，本为泛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外海，故而称跨海而来的为“洋夷”。中国传承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十分注重礼节，自称礼仪之邦，在鸦片战争前的国家交往中当然更是严格要求国礼。外邦蛮夷之地的来者应当向中国皇帝和官员行跪拜礼，这是国家礼仪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很快受到地球另一端的另一个庞大帝国使者的挑战。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领一支700余人的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其进入中国的名义理由是为中国皇帝祝寿，当然，实际上他们的使命是希望促成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另外也希望与清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然而，当马戛尔尼等人费尽周折来到北京后，没想到却因为觐见中国皇帝的礼节而与清政府发生争论，这些洋夷们不肯向中国皇帝行跪拜礼。英国人的“无礼”自然惹恼了中国皇帝乾隆，他断然拒绝了英国人开商建交的要求，并谕告大英帝国国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除了礼节之争这个因素外，乾隆皇帝和大清官员们也确实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戛尔尼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0月，始终未能见到乾隆皇帝，只好返回英国，未能完成使命。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率团来华，大清皇帝和官员们仍认为这是蛮夷之国进行“职贡”，不过双方再次因为跪拜礼发生争执，阿美士德无奈，最后称病，不打算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得知后斥责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于是当天就下旨命阿美士德回国，实则等于驱逐出境。
英国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此后大清帝国的威严屡遭凌辱，至此大清帝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明白了，原来是大清帝国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西方眼中的蛮夷、落后之地。由此，曾经被蔑称为“洋夷”、“洋鬼子”、“洋毛子”的洋人，转眼间被中国人普遍敬畏，于是被恭称为“洋大人”。
中国文化中素来要求尊卑分明，“大人”便是置于尊位。“大人”一称在清雍正年间开始正式流行于官场，《清裨类钞，称谓类，大人》：“大人之称，始于雍正初，然唯督抚有之。嘉、道以降，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司道以上，无不称大人。翰林开坊，六品亦大人。”此后渐又流行于民间，而鸦片战争后，大清国国家变得卑微，于是洋人成了中国举国之尊者。
鸦片战争后，随着袁世凯建议引入外国顾问（包括军事顾问、政治顾问、经济顾问以及各种其他顾问），洋人势力大举渗透至中国各权力场所和经济领域。此后，尽管中国表面上有仍有完整的官僚制度，中国官员仍是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但实际上背后都有列强派驻的顾问，他们是中国官员的太上皇，参与中国的决策。
1863年，晚清洋务派领袖奕开办同文馆，聘请了大批欧美专家、学者给中国的士子们上课，传播西方知识。这件事让身为同治帝帝师的倭仁深感不满，1867年，他给慈禧太后上了一道奏折，说“今求一艺之末，又奉夷人为师，根本就是在卖国”。但鸦片战争已经让大清帝国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一个老夫子的反对是无济于事的，此后，大批洋人深入中国社会，宫廷内也不断有洋人担任帝师，如庄士敦担任过宣统皇帝帝师，更多的洋人担任了民国总统、各地军阀的顾问。
从1901年开始，应袁世凯的请求，清朝政府就确立了把外国军官（尤以日本军官为多）聘请到中国军事参谋机构做顾问的制度。诚如军事史学家拉尔夫·鲍威尔所评论的那样：“在1901至1904年期间，军事政策重大变化之一，是聘用日本军官代替德国军官做顾问的倾向在整个清帝国日益增长。”到1912年，隶属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外国顾问有25名，其中有6名是日本人，这既是清廷懦弱无能需要外国人帮助的体现，也是日本图谋中国向中国安插间谍和各种顾问的表现。日本如此，西方亦如此，从1840年后到1949年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涌入中国，有的是受政府委派、有的来自民间组织、有的是来商业淘金、有的是来劫掠财富，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利益——有的是他们的个人利益、有的是为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中国，作为弱者，有时能左右逢源，有时则腹背受敌，只能在硝烟战火和尔虞我诈中艰难前行。
来华的洋人渗透各行各业，且不计其数，本书仅以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洋人为例，讲述他们是如何影响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