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学士 中国文学硕士……
电视新闻编导 广告公司总经理……
散文作家 小说作家……
美女 才女……
名女人 女强人……
这一切加起来就是林燕妮。
林燕妮是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读遗传学的，因此戴上了理学学士的帽子；后来回到香港，业余进修中国古典文学，又戴上了哲学硕士的帽子——她还要不要再戴一顶博士帽子？
学士的帽子并不能使她在美国得到一份学有所用的职业，这个“香港女”于是就回到香港来，香港更不可能为她提供一份学有所用的工作，她就只好放下遗传学，去吃传播学的饭了。
在电视台，她以才能做了幕后的编导，又以美貌（当然也需要才能）做了幕前报告天气的“天气女郎”（另一位做过“天气女郎”的人，后来做了另一家电视台的总经理呢）。
就在这时候，一位天天跑马场也常跑电视台的专栏作家认识了她，初见惊为“天人”，后来知道她是才人，在他一次到外地旅行时，就把自己在报纸上每天都写一篇的一个专栏请她“顶档”（看摊子，也就是捉刀、代笔）。才写了几天，报纸的负责人就惊才了，马上和她约好，当她的委托人回来她不需要代笔时，就正式执笔，替他的报纸写一个新的专栏。他的报纸就是《明报》，他就是金庸。
她的新专栏就是《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
金庸说，林燕妮这些文章是用香水写出来的，她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
惺惺相惜，林燕妮说，她最喜欢的作家是金庸。
但她最喜欢的人，或者说最合得来的人，却是黄霑。对于内地许多人来说，黄霑虽是少闻大名，而其实却又如雷贯耳的，贯耳的是他的一首歌词——《我的中国心》。就是张明敏唱的那首。
“黄与林”，他们不但在生活上合得来，在事业上也合得来。
林燕妮曾经是香港已故的大有名气的武打电影明星李小龙的嫂嫂。黄霑曾经是一位歌星的丈夫。两人都和第一春的对象分了手，而同居在一起共度第二个长长的春天，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春秋了，一直保持着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同居而不结婚，在黄霑的口头上，林燕妮依然是“林小姐”，在笔底，是“我现在的女友”。
这女友，不仅是生活上的密友，也是事业上的战友。他们合组了一间广告公司，招牌就是“黄与林广告公司”。这家公司在一九七六年以五万港元的资本起家，十年后，一年的营业额一直跳到了一亿二千多万港元。林燕妮是这个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一九八五年，世界最大的广告公司——盛世国际广告公司找他们合作，“黄与林”就成了“盛世”的香港机构，林燕妮依然是董事总经理。
但到了一九八七年年底，“黄与林”却宣布在广告业务上倦勤，双双退出了广告圈。黄霑重回他总是不能忘情的影视工作，林燕妮要专心致志地运用她的笔杆来挥洒“香水”——写作。这一年，他们两人参加发起组织了香港艺术家联盟。这是一个包罗了各个艺术方面的组织。
黄霑说，对于广告，林燕妮是“误落尘网中”而干起来的，初非本意。不过，她却是正式学过广告的。那是在电视做新闻编导一年多以后，又重回美国读书，读的是广告课程，还没有读完，电视就把她召回，要她主管宣传部门了。这以后，就是接受了黄霑的游说，合组“黄与林广告公司”，正正式式地做起“广告人”来。从“黄与林”而“盛世”，黄霑说，“这一切，都可以说明她实在是个运筹帷幄、臆测屡中的女强人，在商场上肯定不让须眉”。林燕妮出人意外地说，广告于她，是学有所用的。这不是说她其后学的广告学，而是指最早学的遗传学。“遗传学注重统计、实验及客观，亦要求冷静的分析，这些训练对我在广告方面的工作帮助十分大。”
但在投身于广告工作时，她不但没有放弃写作，也没有放弃进一步去接近古典文学。她和黄霑就是利用“黄与林”的业余时间，在香港大学进修硕士课程的，指导老师是于宋词深有研究的罗忼烈。
主持一间广告公司（和黄霑一起），工作当然是紧张而忙碌的（特别当业务不断发展时）。她又是所谓“名气界”中人，应酬就使她更忙碌。她的写作时间往往要安排到午夜时分或更后，这时应该疲累不堪了，她却能抖擞精神“纸上行”而《紫上行》（《紫上行》是她的一本散文集子）。
十多年来，她就这样写出了成十本散文：《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一、二集）、《小黄花》、《青草地》，《小屋集》、《送君千行字》、《系我一生心》，《人笑痴》、《紫上行》和《燕妮之窗》（散文加短篇小说）。
五本小说集：《痴》、《盟》、《缘》、《浪》和《冥约》。
一本诗集：《林燕妮眼》。
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了。对忙里偷闲写作的林燕妮来说，就更不能算少。她常劝人勤奋，她自己就是这样勤奋的。一年当中，除了有时去外地旅行停笔之外（有时也不停），她几乎每天都有作品发表，是不足千字文的散文，大约是八百字。香港报纸副刊的随笔或小品专栏被称为“块块”或“框框”的，最长的一千字，最短的两百字，八百字可以算得是中篇。一位女作者说，要她“写八百字就有点勉强了”，一千字或千字以上更是“晤好搞我”（不要打扰我）。林燕妮却是没有这份写作上的娇气的。
散文是她主要的作品，拥有的读者也最多。一顾倾城之作是《懒洋洋的下午》，再顾依然倾城的是《粉红色的枕头》。这些先是专栏名，后是书名。它们使人联想起的是现代都市娇慵的年轻女性，有一种软绵绵的味道，接下来的《小黄花》、《青草地》，也都显得是女性的风格。她的散文是自有特色的，有人称之为“林燕妮风格”。
听听和她生活在一起，也曾经写文章在一起的她的“男友”黄霑的话吧（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在一家报纸上共同拥有一个“一题两写”的专栏，每天同写一个题目，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抒己见）：“她是个观察力极强的作家，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参加聚会，事后谈起，她的见微知著，往往令我叹服。这种观察入微的能耐，通过了玲珑千窍的内心，变成感觉，再化为文字，有时细致缠绵，有时发人深省，有时一语中的，有时回肠荡气，令你不知不觉，就堕进了她的感性世界里。”
她这种心细见微的文字，一再被人提起的有《医院·灵堂》：
“很怕去医院探病，不是不关心朋友，而是医院的气氛很别扭，小病的人不知应否口沫横飞，中病的人不知应否作虚脱状，大病的人不知应否不招呼来客，探病的人不知应说话好还是不说话好，吃东西好还是不吃好，稍坐即走好还是久坐不走好……
“……理论上，病人要休息。不过，刚探头进去便跑，又似乎不够‘心事’，待着不走，又似乎阻碍了他的歇息，真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的感受一般人不是没有，只是往往被忽略了，没有说出来，或不愿说出来，或不敢说出来，好像说了出来就不近人情。
林燕妮是敢言的。当然，主要的敢言并不在此，而在别的可能得罪人的事情上。随便举一篇《无耻之徒》：
“这两年来有些令我很反感的现象：第一就是年轻人脸皮越来越厚，不知羞愧为何物。第二就是每个人太向往做生意，只求限时发达，作弊行骗，无所不用其极，长远眼光却是没有……
“……有亏空公款的，被老板发现了，不但不肯认错，连对不起也没有一声，反而还大发其脾气。有的对老板说：‘谁叫你糊涂？签支票不看清楚？’有些恐吓老板说：‘你告我，我便死给你看，遗下全家老少，看你这辈子良心怎过得去。’”
“……这些年来，出现了不少白手兴家的巨富，所以不少人也跃跃欲试，都不想找工作做，而一窝蜂地流行‘做生意’，冀望一年半载发达，所谓‘生意’，不外是投机公司，不外是写字台几张，没有本钱也没有计划，骗得就骗，一张嘴巴照例能言善道，英文说得呱呱叫，倒也瞒倒不少人，等到被人看清底细，债主临门时，往往又有恃无恐地说：‘告我？封了我的公司，你们一文钱也得不到。不告我，不封我，我反而可以慢慢还债。’……”
她说的是香港，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内地，特别是内地的一些“王谢子弟”。他们有不同之处，但更有其相同之处。
香港这些“无聊撒粉”的青年人，林燕妮当然不怕得罪，但也有另一些人、一些事，在她这个也被视为香港社会“精英分子”的人来说，回避是“识时务”的，迎上去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了，而她，却还是“虽百万人吾往矣”。
这是另一个例子。一九八六年的香港，出现过百万人签名的反核运动。有的人是从根本土反对运用核能；有的人是反对在邻香港的大亚湾建立核电厂，怕万一出事香港人无路可逃；有的人是主张从长计议。心事是不同的。在那一段日子里，为大亚湾核电厂说话的，很容易被指责为替内地“擦鞋”（吹捧）。林燕妮却一连五天在她的专栏《系我一生心》中，从科技观点来谈这个问题，劝人们不必过分怀疑、过分怕核电厂。这一场是非这里且不去谈它，她的敢言勇气却总是使人佩服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她的散文并不是天天都谈她个人或周围的生活琐事，特别是她谈得多又被认为谈得好的爱情话题。她早就写过，“我的家是中国”。不久前又写过，“九七”后（中国收回香港），“怕只怕高官子女都调了些来香港担任优职，在丽晶宴会厅摆宴比任何人都多，有什么交际应酬，他们得祖国支持之利，风光十足，有什么商业好机会他们先得，香港人措手不及被贬成要奉承他们的二等市民。”虽然如此，她还是奉劝大家，“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抵制搞事分子，站定勤奋立场”。她自己是要留在香港的，除非不容许有自由才走。话是说得坦率的。
林燕妮的散文以细腻深刻、优雅的笔触，写出了现代都市女性的心态，散发着女性温柔，温柔中又不时流露着女强人的刚强，像上面举出的那些。连和她亲密合作的黄霑都说她是“在商场上肯定不让须眉”的女强人，但她自己却说：“寂寞的女人才有空要强的，身为女人，想想也害怕自己会落到那个地步，我宁愿做鲤鱼精（在《无双谱》中和书生张珍恋爱的——引者），不做事事胜过自己男友的女强人。”不过，她又认为，女强人和贤妻，是可以并存的，是可以取得平衡的。她这些年来，就好像一直在进行着这样一个成功的试验，在最初的失败的婚姻以后，而形式上是非婚非妻，只是工作、生活在一起的男女朋友而已。
这是她的爱情论：“感情不能太讲结果，爱情更不需要有结果，不过爱情必须浓冽。爱情的美满结果是什么呢？不外是成家立室而已，于我而言，那是毫无吸引力的结果。”
林燕妮的散文时时谈到爱情，但并非全写爱情。她的小说就不同了，全是爱情小说。“人人都尝过爱情的滋味，作家应当多写爱情小说才对。”她这么说，也这么做了。
多写爱情小说？比起她的散文来，小说写得还不算多。五本小说集，最引人注意的是《缘》。这不仅因为它是最长篇的，更因为它被认为是“飞跃”的。以前专写武侠、现在专写科幻的小说家倪匡说：《缘》在林燕妮的创作历程上，“不是大大跨进了一步，而是一种飞跃，一下子就超过了很多小说家要费很多功夫才能超过的障碍”。
《缘》，是写一个英年早逝的电影明星和四个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故事是在这位“白马王子”死去五年以后，按照他的既定步骤，由一位受委托的律师来逐步展开的，从一个广告和半首诗开始，在一封信的宣读和四千多万元遗产的分配进行后结束。半首诗是：“梦里/我用青草，/缚着你的一滴眼泪”。四个女子手中都有全诗，加上这样的三句就是全诗了：“此刻，/你用秀发，/缠着我那紊乱的心”。四人都以为那是她独得之诗。前半首诗引出了她们一个个人，作者用倒叙的手法把过去的一幕幕掺杂着介绍了出来。许多更是推理小说的手法，很能吸引人看下去。它大可以叫做奇情爱情小说，或爱情奇小说。在情节的发展上，安排得很具匠心，甚至可以说太具匠心，现实里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都被安排进去了，欣赏的人会说这很精巧，不欣赏的人会说这不真实。
文字还是保持着她的“林燕妮的风格”。一个特色是绝大部分都是对话，冗长的描绘和叙述很少，使人很容易看下去。
这个长篇是在一个周刊上连载的，分为这样十章：“缚着一滴眼泪/小树就是坟墓/心上缠了秀发/绕成一片哀伤/珍珠滩上的风/就是想告诉你/浪不曾消失过/生是你的不渝/逝是他的残躯/哀是你们的缘”。这倒有些像是一首小诗。
林燕妮自己解释“缘”说：“缘是孽债，根本就是种缺憾，亦都是我们不能自解的事，其中无对无错，只在于我们受得起多少。我们都是，心比我们的肉身要大，心容得起，肉体却是那么界限分明一个是一个，两个是两个，那是永恒的矛盾，也是永恒的痛苦！”
痛苦？林燕妮有一次说，她是因痛苦而写作的。
“……此夜，四壁，当我想起未来的日子遥遥无寄，疲累而又灰心时，我唯一挽救自己的方法，便是摊开稿纸，一句一句的写。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需要写作。
“《紫上行》里边很多话，其实是我在自己解慰自己。当然，我永远找寻阳光，找寻希望，文章里朝气勃勃的话，不少是我在痛苦死亡几回后，挣扎着支持自己的东西。”
痛苦？有时候她恐怕是写作得很痛苦的，就像这《缘》的写作。“有时是在长途旅行的飞机上，有时是在整天忙碌的工作之后，有时是在主编电话不断催促之下，几千字几千字这样写下来的，几乎没有机会去作一个通体的安排，可是在结构上却如此完整”。从这里可以看到她的才华，也可以看到她写作的痛苦，当然，更可以看到写作告一段落后长长舒一口气的快乐。
表面看来，林燕妮是一个快乐的人，成功的人。
有人说，这个“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有明星的面孔不去做明星，有模特儿的身材不去做模特儿，却做了广告人，做了作家，真是“奇女子”。
现在，她从广告人的行列里退出来了，自然也就“别了女强人”。黄霑做了她的代言人说，她要真正地专心读书写作。不再业余，要做个专业作家了。
不言而喻，重点将是小说，将是爱情小说。她自己不是说过，“应当多写爱情小说”的么？
她自谈写作经验：“我因为学过芭蕾舞、现代舞，并且编舞，帮助了我的组织力……但基本上我是凭感受写东西的人。”所以黄霑说，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感性世界。
外柔内刚，是她的世界的一面；西而又中，是另一面。这个看起来使人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感的人，进修的是中国文学，“梦中情人”是纳兰容若，纳兰词是陪着她长大的。她说：“纳兰词是年轻人的词，十几二十岁时我也是像他一样，跟朋友说‘我是人间惆怅客’……如今成熟了世故了，便一味笑得多，别的都无谓说了。”
好吧，“别的都无谓说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
附记：无谓说却又不得不说几句。这本小书出版前，“黄与林”已经一拍两散，不再沾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