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节前夕，天格外寒冷。小弟从泰兴打来电话，说家乡降了五十年一遇的大雪。我的心中也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因为慈母离开人世已两月有余了。想当初因母亲病故悲痛而麻木，疏漏此事。特补上《慈母祭文》如下：
慈母李元俊公元1928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十六日）生于泰兴市虹桥镇蒋华广福村三十二圩东一个贫苦家庭，逝于2007年12月20日（冬月十一日），享年80岁。
从日寇肆虐、连年内战，到全国解放、土地改革；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反“右”扩大化、三年自然灾害；从“文革”内耗、粉碎“四人帮”，到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先母阅尽人间沧桑，备尝世事艰辛。
先母忠厚善良，知书达理；诚信处世，宽以待人；一生辛劳，历经磨难。12岁丧父，身为长女，为母分忧，照顾弟妹。21岁嫁周家，操持家务，尊老爱幼，乐于助人；两遭火灾，备受煎熬，呕心沥血，重建家园；含辛茹苦，抚育儿女，酸甜苦辣，素心自知；热爱集体，先公后私，参加劳动，争当先锋；家境贫困，意志坚强，晓以大义，送子参军。晚年笃信基督，尤为虔诚，重病缠身，坚持祷告；饮食起居，坚持自理，关心他人，胜过自己；终因绝症，不治而逝。留下遗嘱：遗体火化，不做棺材（土葬），丧事从简。乘鹤西去，笑慰平生！天降瑞雪，祭奠先母，心昭日月，德彼江河！
二〇〇八年元月二十日
（一）
母亲一生乐于助人，有时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在我童年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祖父在泰兴蒋华桥经商，乡下有5间房产，并生产香烛。全家生活在当地大约属中等偏上水平。母亲40年代末嫁到周家后，常接济左邻右舍的贫苦人家。1959年初，队里原在上海某化工厂任工程师的郭世荣在反“右”中被打成反革命，其妻带着孩子下放回原籍，一时无地方住。母亲十分同情，当即与时任高级社会计的父亲商议，腾出房子，把她和孩子接到家里住，并一日三餐让她合用自家灶房烧饭。这位习惯上海大城市生活的“太太”刚到农村，情绪低落，母亲就安慰、开导她；不会做农活、家务，母亲就手把手地教。当时母亲已有3个孩子（即5岁的我和分别为3岁、不满周岁的弟弟）。这位“太太”大概被母亲的热心帮助所感动，有时也主动帮母亲带孩子。两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但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降临我们全家头上。母亲一生爱集体、爱劳动。在当时的大跃进年代，母亲自然不肯落后。就在那位“太太”带孩子住到我家不久，夏种大忙开始了。父亲忙于工作，经常很晚回家。母亲除了参加集体劳动，还要承担全部家务、照料孩子。1959年盛夏的一天，母亲同乡亲们起大早到几里外的田里干活。天刚蒙蒙亮，母亲烧好早饭，把我叫醒，我吵着要跟母亲去外婆家（因而躲过一劫）。母亲给不满周岁的永跃弟弟喂饱饭后，换好尿布，放到堂屋的草窝里；3岁的永财弟弟贪睡，不肯起床。母亲将两位弟弟托付给住在我家的那位“太太”照看。然后把我带到外婆家中，就同乡亲们下地干活了。太阳已老高了，那位“太太”才起床，在我家灶房烧好早饭。饭后锁上门，带上自己的孩子到邻居家串门，拉家常，早把我母亲托付她照看我两个弟弟的事忘了。大约11时左右，我家突然火光冲天。我父亲赶至家时，大火已蹿至屋顶并已封门，堂屋传出孩子的哭声。父亲情急之下砸开门锁，冒险从已着火的草窝里救出不满周岁的永跃弟弟。大火整整烧了2个多小时，我家所有的东西包括父亲的财务账本统统化为灰烬。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我那位仅3岁、人见人爱的永财弟弟被大火活活烧死。当孩子烧焦的遗体从废墟中扒出时，母亲几次哭绝于地。亲友们纷纷指责甚至要揍那位“太太”（注：她先于我父亲赶到家，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找孩子，而是从后门抢救出了自己的部分贵重物品和衣被）时，母亲从昏迷中醒来，见此情景，强忍悲痛说：“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吧！”我家遭此重大火灾，却未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任何救济。原因是社里某些领导怀疑我父母“与反革命家属合谋烧毁公家的财务账本”。父亲被迫外出做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无处栖身、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人说，我母亲好心未得到好报。客观地说，我家遭此灾难，那位住在我家的“反革命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母亲从没有责备过人家，也从未想要其任何赔偿和一点接济。母亲宽容、大度、心地善良。那位“反革命家属”有个儿子，因为是“四类分子”子女，“文革”中一直受歧视，快30岁了，还未找上媳妇。母亲见其忠厚肯吃苦，就上门当红娘，把嫡亲外甥女介绍给他，两人喜结良缘。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那位“反革命家属”感动地对我说：你母亲真是个好人！
（二）
人都说“黄连”苦，可在我的记忆中，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过的生活比“黄连”还苦。
1959年我家遭受特大火灾后，父亲被迫外出打工。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和永跃弟弟挣扎在死亡线上。我家和外婆家相隔约二里路，家中房子暂时无人住，外婆和舅父、舅母就让我们住他们家。虽然暂时有了栖身之地，但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到二里远的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还要一天三餐从生产队食堂打饭给我和弟弟吃。这样母亲一天来回至少要走6趟。当时正值“人民公社”吃食堂后期，生产队已发生粮食危机。开始每餐还能喝上粥（稀饭），后来从食堂打来的“粥”能照见人影。我和永跃弟弟常饿得哇哇直哭。再后来，队里干脆关了食堂。我家几个月没分到粮，母亲就在外婆家前屋后种瓜种菜，用休息时间挖野菜、捋树叶给我们充饥。大弟嫌煮熟但连半滴油都没有的野菜太苦，有时不肯吃，母亲就喂他，但他把牙咬得紧紧的，怎么也不肯吃，还常把碗打碎了。母亲特地用毛竹做了个碗，永跃弟弟从此用上了这个摔不破的碗。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当母亲为家中缺吃少穿发愁时，我的右胯部突然生了一个疮，又红又肿，并发起高烧。母亲请“土郎中”看了两次后，不见效果，焦急万分，便东拼西借凑了点钱，背着我到蒋华医院求医。医生看后，建议母亲陪我住院治疗，但经济上不允许。母亲就每天背我到医院治疗。我外婆家距蒋华医院有6里多路，母亲每天背着我来回要走10多里路。有时累得背不动，路上要休息好几回。为了给我增加营养，母亲把省下来准备到小店换油盐的鸡蛋拿出来，让我每天吃1个。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我不久就能下地走路了，但母亲却明显消瘦了许多。
（三）
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前上过几年私塾，在村里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了。从我3岁起，母亲就教我识字。1960年，我刚6虚岁。见邻居两个年龄比我大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去读书，便吵着要上学。可火灾后借住在外婆家，家中一贫如洗，哪有钱供我读书？母亲写信跟父亲商量：生活再苦再难，也不能误了孩子读书！母亲托人找到附近朝西岱初级小学老师孙天灯，老师看我年龄小，摇摇头说：再等一年来吧。母亲好话说了一大堆，老师才同意。但要我母亲除了保证交齐学费书费外，还要从我上学起，每隔40天左右供老师1天饭。当时，家家缺吃少穿，周围不少人家因为供不起教师的饭、交不起学费而让孩子停学或推迟上学。记得我家第一次供饭，母亲从亲戚家借了点细粮，早餐在粥里做了几个团子，给老师盛了两碗，这才把锅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团子盛给我。中餐是胡萝卜加米做的饭，母亲居然变着法子做了6碗菜，其中有鱼和肉。晚餐是面。我知道，母亲为了让我读书，已倾其所有了。晚上，母亲找来一件旧衣服，在煤油灯下又是剪又是缝。第二天，我背着母亲用旧衣服缝制的“土书包”上学了。没想到，有同学见了，笑我的书包太“土”。于是我就不愿意背“土书包”上学。母亲发现后开导我说：书包虽土，但这是娘精心缝制的，重要的是把书读好。我牢记母亲的嘱咐，学习很用功，几次考试，都在98分以上。但我还是希望能背上新书包。几个月后，发生了一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一年级有几个同学因未交书钱，没领到新书。上课常合用我的语文和算术课本。我作业完成后，有时也把课本书借给他们用。一天我的语文课本竟不见了。我不敢把实情告诉母亲。我虽然天天去上学，但没语文课本，结果期中考试，语文只得了88分。母亲得知实情后，二话没说，找老师又为我买了新语文课本。
1963年上半年，我就近转学到四十一圩小学读三年级。这是所完小，师资力量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栾，对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他要求教的语文课，学生必须熟背。每天早读课或自习课时，栾老师让学生到他那挨个“过堂”。熟背者栾老师就用红笔在学生的语文书课文前写上一个“背”字，背不出的同学则要罚站或“凿骨头”（一种体罚）。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几名。大概从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起，我开始迷上看小说和报纸。每天作业做完后，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书报来。晚上看的大多是从邻居家借来和从旧书摊租或借的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五虎平西》、《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母亲见我迷上小说，倒也不反对。她还特地准备了一盏煤油灯让我晚上看书。盛夏天热蚊子多，母亲为了让我少受蚊虫叮咬，想了个办法：用水桶装了大半桶凉水，让我把两腿从膝盖到脚浸在水桶里。这个土方法还真管用，不但防蚊子，而且降温防暑。看了小说，我就把从书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和优美词句运用到作文写作中去。我的作文常被作为范文，被老师在班上宣读，有时还被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拿去给小学毕业班同学宣读。对成绩好的学生老师大都偏爱。有一次我在自习课时看小说，有个成绩差的同学看到了，报告了老师。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在班上表扬我的学习成绩好。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同几位要好的同学讽刺挖苦了那位背后告我“黑状”的同学。母亲知道这事后，给我讲了“满招损，谦受益”和“知错就改”的典故，叮嘱我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定。在母亲的启发和教导下，我主动向老师和同学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7月，我小学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扬州地区的重点中学——蒋华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同学来祝贺，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家里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到中学读书。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决定：让我去读中学。我去学校报到的途中顺道去看一位同学时，竟将父亲给我的5元钱丢了。5元人民币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何况是借的，父亲狠狠打骂了我一顿。犯下如此大的错误，上学之事要“泡汤”了。就在我几乎绝望之际，母亲背着父亲，悄悄卖了家中的口粮，重新为我筹学费、书钱。好心的邻居孙大妈又悄悄塞给我5元钱。母亲说：孩子，受人滴水之恩，以后当以涌泉相报。这钱放好，千万别误了学业。我藏好母亲卖口粮的血汗钱和留着孙大妈体温的5元钱，便赶往学校报到。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蔓延全国。学校内贴满了大字报。初一新生勉强上了2个月课，就停课闹革命。学校决定让初一新生回家。在母亲的督促下，我在帮做家务的同时，坚持每天看书和温习功课。不久学校复课。1969年7月，我初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被蒋华高中录取。我所在的高一（2）班60名男女同学，来自全县各地，有66届、67届、68届、69届四个年级的初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与年龄最小的相差8岁。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与老三届初中毕业的同学比，底子显然不如他们。“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生活上要与条件差的同学比，学习上要与最好的同学比”。我把母亲的叮咛作为座右铭，学习成绩不久跃入全班前10名。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在县政府工作的舅父的帮助下，利用学校放暑假、寒假的时机，到泰兴、黄桥等地去做临时会议服务员，每天工资1元。这样，一年的学杂费就基本解决了。1971年7月，我高中毕业，成为当时生产队唯一的高中生。当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关门停课，我无法圆“考大学”梦。
（四）
1974年11月，在家乡已当了3年多老师的我，经不住绿军装的诱惑，准备报名参军入伍。当时不少亲友都持反对意见，但母亲却十分通情达理。母亲说：“你是长子，家里确实需要你，但当兵保家卫国是大事。”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来到舟山群岛最北端的花鸟岛当了一名海防战士。10年后，在家中最缺劳力的时候，母亲和父亲再次响应国家的号召，又送小儿子（我的小弟）参军入伍。为了干好部队工作，我几乎放弃了当战士和提干后的探亲假。入伍20多年，累计回江苏老家不到两个月。我的3个弟弟结婚时，都盼我这个当军官的哥哥能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可我都因部队战备或值班或工作忙脱不开身，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仅寄了点钱表示心意。为此，一些亲友不理解，颇有微词，什么“当了官，忘了家”等。好在母亲和父亲倒是对我这个远在舟山海岛的长子十分宽容理解和支持的，20多年中，从未给我拍过一份电报或写过一封告急信或打过一次告急电话。即使父母都生病住院，二位老人也坚决不让家人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实情，说是怕我分心影响工作。父母70岁高龄时，还坚持下地干活种责任田。一次，母亲单独下地干活，累得昏倒在水田里，幸被邻居发现后送往医院救治，这才未发生意外。在我心目中，母亲是一个平凡、坚强而伟大的人。母爱如山！
（原载《新浪网》2008年4月1日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