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不仅悉心培养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传奇。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他们中有七人曾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学成归来后相继成为著名的学者或专家。
其中梁思成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立下汗马功劳；梁思永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和考古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俩都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孩子们年幼时，梁启超经常让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他就像说书人一样，一边与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聊天说话，一边绘声绘色地讲古论今，讲的都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与孩子们面对面的谈话，传递他对孩子们的情爱，也和他们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以及治学的态度和做学问的方法。针对孩子们如何读好书，梁启超曾经总结过一个“三步”读书法，即鸟瞰、解剖、会通。鸟瞰就是粗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解剖是将各部分仔细钻研，重要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有所得则记忆之；会通指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彻底了解而后已。梁启超认为教子之道要贯穿“严”和“爱”两个字。“严”出于理智，“爱”则出于情感，二者缺一不可。在学习和做人方面要“严”字当头，在生活上要以“爱”相扶。
有一次，年幼的梁思永和一位小朋友互不相让，随后就扭打起来。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过错，但梁启超仍严厉地批评了思永，并提出三个问题让思永反思：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之后，梁启超还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小朋友道歉。
梁启超感情丰富，对子女更是“舐犊情深”。梁启超20岁时，大女儿出生，他对女儿充满了无限疼爱。后来，即使相隔千里万里，父女间也是书信往来不断。梁启超给长女的信多达几百封，每一封信中都有“宝贝思顺”“我的宝贝”这样的昵称，即便是死神降临，他也不忘倾诉对女儿的思念之情。
在教子生涯中，梁启超极为推崇趣味教育。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乐趣，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度过几十年时光，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这样的活法有什么用？”他十分注重孩子们的个性，非常尊重他们的意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一旦对某一方面感兴趣，那么，你会觉得像换了个新生命，如朝霞飞虹，如新荷吐绿……”
梁启超强调学习要劳逸结合，“多做游戏多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各科成绩十分优秀，业余爱好极其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的佳绩。孩子们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他们“莫问收获，但求耕耘”。得知思庄在国外英文成绩不理想，梁启超极力安慰：“不要紧的，千万不要灰心丧气，要鼓足勇气求得真知。”他还说，“庄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你能在37人中考到第16名，也很了不起的，我很满足。不要着急，只需再努力努力就会好的。”
梁启超还时常劝孩子学些常识性的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他说：“如果对一门太专，容易把多彩的生活弄得过于平淡。生活太单调了，易产生厌倦心理，厌倦即成苦恼之事，这是厌学的根。”为了尽快提高孩子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做家庭教师，在家中手把手地对他们进行辅导。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宋词，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并且还要背。孩子们每周写一篇短文，文章用小楷毛笔抄写工整。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几个孩子的国学、史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理论研究日益精进。
梁启超既是家长、父亲，更是儿女们的朋友和导师。他的人文取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能品出味道。什么悲观、厌世，从来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
民国初年，梁家虽已进入上层社会，但不曾改往日的寒士家风。梁启超对孩子们的要求始终是好学、坚韧、勤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