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政治思想上最突出最光彩之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句话，多年来一直激励着千百万中国人，使人们产生一种崇高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斗争。
顾炎武生活的时代，极端腐朽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从东北崛起的清王朝，入关之初，又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那些怀有国亡家破之恨、身世浮沉之苦的文人学者，回忆往事，痛定思痛，总结历史，特别是明亡的这一段历史，因此给后人留下一些不乏真知灼见的论断。
在《日知录》第十二卷的“正始”条中，顾炎武通过分析“亡国”是改朝换代，是一个王朝的灭亡；“亡天下”是指整个国家、民族的沦亡，从而得出保卫整个国家民族一类的大事，是包括平民百姓在内的全国人民都负有责任的事情。以后，顾炎武的这个思想，在人们不断的传习和引用中，被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不愿做一个雕虫篆刻、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文人，不屑于过“注虫鱼，命草木”的腐儒生活。在国家经历巨大动荡，文化面临巨大变局的时代，中国出了顾炎武、黄宗羲这样的启蒙人物。处在同一时代的欧洲，有培根、霍布斯、洛克，宪政民主思想开始萌芽。
顾炎武来到陕西华阴县后，正好在王弘撰家附近购得堡中书屋一所，打算在此定居下来，度过晚年。当然，移居关中，顾炎武还有更深一层的打算。关中地区，形势险要，自古就是文人荟萃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这里的民风淳朴得多。这里的知识分子也比较重视实学，不尚虚浮。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良好的历史传统。由此可见，顾炎武依然胸怀大志，积极奋进，并没有逃避现产、只求苟全性命的隐逸思想。
其间，他觉得“筋力之未倦”，又到河南等地游历了一趟，结交了“一二好学之士”。返回陕西家中后，经常和王弘撰往来。尽管顾炎武壮志不减，但毕竟已届垂暮之年，老而无子，仅有一养子做伴，生活多有难处。这个时候，他的外甥徐乾学早已显贵一时，几次写信给他，表示愿意在昆山买园置宅，接他返乡养老。但是，顾炎武都婉言谢绝了。这是因为他有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回忆，他的故国之思，至死未泯。
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局限于皇朝兴替的狭小圈子里，而是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决心在西北高原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他随时随地关注、了解人们的生活状态，反映他们的疾苦，表露出他发自内心的深刻同情。他在给友人李因笃的信中，揭露了三藩之乱给陕西、山西人民带来的痛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顾炎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社会问题的暴露上，还抓住问题的关键，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法。
顾炎武一贯主张“厚民生”，即要把立足点放在发展生产上。他从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出路是鼓励垦荒，发展畜牧业，重视开发矿产。他还亲自经营过垦荒。顾炎武还认为，要使生产正常发展，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革现行的赋税制度。他主张，国家的赋税征收，应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由于顾炎武对中国历史有较深的研究，又有在全国各地实地考察的经历，使他洞悉了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及其产生的原因。他把自己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分别写进了《日知录》《钱粮论》《郡县论》和《生员论》等政论文章中。
在《郡县论》的九篇论文里，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废除封王建侯之制、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进步作用。他在文中主张对现行的郡县制度进行改革。针对“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问题，他提出的办法是：中央放权应让地方政权有自己的财权、用人权，即不搞“独治”，要实行“群治”。围绕这个基本思想，顾炎武提出了以增强地方权力为目的的改革方案。尽管这套方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在这些主张中，始终贯穿着顾炎武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关注之情。这毕竟是一种立足于革除弊端、要求进行改革的进步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一份很珍贵的精神遗产。
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年近70岁的顾炎武身体日渐衰弱。1681年，顾炎武由华阴来到山西曲沃。由于旅途劳顿，不幸身患重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月九日凌晨，我国历史上的这位杰出学者和卓越的思想家终于与世长辞，悄悄离开了人世，享年70岁。
顾炎武曾在一首题为《精卫》的诗中，把自己比做是衔木石填海的小精卫，诗中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通过精卫的自问自答，诗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坚持气节、至死不渝的决心，和为了追求真理，探索救国之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志向。纵观顾炎武的一生，他确实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精卫小鸟，不安于燕雀的生活。当他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后，至死奋飞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