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走势
李稻葵等认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发生在国际金融核心体系的私有部门超大规模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带来的恐慌以及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而不是政府部门的危机。推动金融系统崩溃的一个重要机制是现行国际会计准则中以市场价格进行定价的资产评估原则。英美政府金融救助的核心是利用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是如日中天的国家信用做后盾，大举发债、印钞，营救私有部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推断，未来6个月到一年，国际金融领域会出现6大发展趋势：（1）国际核心金融体系趋于稳定，不太可能出现第二轮金融海啸；（2）国际金融资产价格进入上升通道；（3）美元汇率危机隐患已埋；（4）美国国债大逆转趋势难逃；（5）资源价格上涨启动全球通货膨胀；（6）中美欧日实体经济依次非同步恢复。
何帆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及其效果进行了评述。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促进经济复苏，纷纷采取了包括实行金触救助方案、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推行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现有刺激政策对市场信心的恢复和加速经济回暖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要使全球经济再次步入高增长仍需经历较长的时期，并很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新的问题。这就需要各国政府陆续出台新的政策，主要经济体政策将会继续着力于刺激经济、防范新的风险、及时选择退出以及争夺未来制高点等方面。
林艳红等认为，可以预见，美国资本主义不会完结，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没有从根本上撼动美国作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典型的地位，美国仍将在调整后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上走下去。
（二）危机的应对
1.完善货币金融体系
陈享光等认为，一国金融化的发展应当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这需要注意：（1）防止过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不仅达不到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且还将带来过度的投机和难以控制的风险，埋下危机的隐患。（2）鼓励资源向生产性部门流动，避免金融资本的过度积累。货币资本的积累在一定阶段总会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扩大而发展，结果导致贸易过剩、生产过剩和信用过剩。（3）加强对国际储备、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管控。
廖国民等认为，鉴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与金融发展上的巨大差异，中国作为以第二产业即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大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广泛的金融抑制，金融创新严重不足，金融市场的深化和多样性还非常有限，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相当低下，转化渠道也相对单一，银行体系担负着过高的金融风险。中国在加强对金融创新的严格监管的同时，需要大力加强金融创新与资产证券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资产质量，扩大资金来源，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同时，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散信用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有效减少系统风险和市场风险，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陈雨露等通过将金融危机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国家控制力动态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读，放松管制、解放压抑的金融业并不如预期的那样能解决一切问题，事实证明，脱离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施加必要约束的盲目开放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国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金融业加速开放的过程中，为确保宏观金融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战略上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以提高维持金融稳定和保证经济安全的能力。对于很多“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国家金融控制能力的衰微是导致金融危机无法得到及时遏制的重要原因。在经济转型和金融发展长期滞后的双重约束条件下，面临加速开放的经济体，出于稳定的需要，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对于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是非常必要的。
2.完善宏观经济体系
吴念鲁等认为，从美国的应对措施看，一些列应对措施都是遵循凯恩斯范式出台的，意味着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这与尊重市场并不矛盾，在市场自我恢复机制遭到破坏之际应该有政府进行干预，有利于降低经济自我调整的成本。为此，全球迫切需要健全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妥善处理市场经济自动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陈东琪认为，由于市场无力解决短期严重失衡，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国家经济之所以需要政府干预，包括进行逆调节和即期调节，首先是由于市场只能解决微观层面的常规失衡，对微观非常规失衡和宏观失衡，市场无力解决。其二，市场逆向调节功能对经济向上和向下调节的终点取决于极限代价产生的遏制效应，无疑会拖延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时间；其三，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的范围和容量急剧扩大，经济上下波动的能量急速放大并不断外在化，传统的“内在稳定器”无力单独调节和引导这种市场从非均衡向均衡过渡；其四，是受利己倾向驱使的“经济人”一般不愿为了长远目标和公共利益而放弃短期目标和牺牲个人利益。
何德旭等通过对历次金融危机进行类比，分析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政策选择和行为特征。认为政府在金融危机防范和救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金融危机的稳定器和吸收器，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决定着危机处置的有效性。政府应该坚持及时性、针对性和与市场相协调的原则，采取合理有效的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等相关措施，并加强对政策措施的评估与反思。
洪银兴认为，危机过后，经济复苏并逐渐进入新的增长期一定需要有新的科技革命并带动新产业革命，由此产生的新产业会推动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我国推进产业创新需要在理论和观念上解决以下三个方面问题：（1）对发展新兴产业必须改变过去的跟随战略。（2）国际分工的指导性理论要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比较优势虽能扩大出口但会冻结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3）推进产业创新需要从理论指导上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开放型经济战略也需要转型和升级，出口品要实现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对低端产品出口的替代，提升外资进入的环节，由低端环节和一般的制造环节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研发环节延伸。
3.完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李稻葵等认为，从长远看，一旦美联储结束扩张性货币政策，进入加息周期，新兴市场或许将面临新一轮大规模的资本逆转。为避免大规模的资本流入逆转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美国国内的流动性松紧之所以会影响到全球资本的流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其在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果人民币成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就能给持有人民币的国家和机构带来更大的便利性，加之强大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中央银行就更容易并以更低成本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短期来看，首先应重点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如外管局、海关和商务部可成立联合监管小组，严格控制热钱流入的各种渠道，控制资本的过度流入能有效降低资本流入逆转的概率；与此同时，应切断资本流入与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的直接关联，降低资本流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张明等认为，从目前来看，国际收支格局有两种调整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美国消费者压缩消费、重新开始储蓄，重振自己的高端制造业，开始压缩进口。同时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不得不压缩出口，提高本国消费的比重。第二种方式是各国对美国实施援助，帮助美国更快地稳定金融市场，从而继续维持现有国际收支格局。毫无疑问，第一种方式是痛苦的，第二种方式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但第一种方式是治本的，第二种方式是治标的。如果各国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则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将依然存在，甚至不断恶化。最终，失衡的国际收支格局依然会面临解体与清算的那一天，这或许会引发新的一场全球危机。
张怀清等认为，从短期，在目前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下，美联储、欧央行等国家如何收回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释放的大量流动性成为关注市场的焦点，否则，全球流动性过剩不可避免，国际经济金融将重新出现泡沫现象。从长期看，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下，发达国家把金融风险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成为必然，而如何重构公正、高效的货币金融体系成为进一步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洪银兴认为，美国最近几次爆发金融危机的事实不仅一次次宣告市场自我调节的失败，而且对作为政府干预理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从而牵动宏观经济理论的突破。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虚拟经济领域产生的，因此，在分析宏观经济均衡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商品市场价格总水平、就业市场的就业总水平、货币市场的利率总水平，还要将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视野，将资产价格水平作为宏观监测的指标，由此，虚拟经济领域也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