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增加最终消费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其中，农民消费是启动内需的重要抓手。因此，关于农民消费的研究逐渐增多，2009年对农民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方面。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
第一，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是影响农民消费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周建等研究发现，农民的消费行为显著地受到收入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民消费对收入的增长率较为敏感。568邰秀军等也认为，家庭收入不仅是家庭面临的冲击因素之一，也是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之一，对农户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569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也指出，2009年上半年，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逐年增长，农村消费潜力逐步释放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第二，消费习惯。周建等指出，农民平均消费倾向会显著地受到其自身上一期的正向影响，说明农民的消费水平受到自己消费习惯的影响非常明显。
第三，城镇消费的示范效应。周建等认为，我国农民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特征变量，而且还显著地受到城镇的影响，城乡之间存在着联动机制，城镇消费对农村消费行为存在着显著的“示范性”影响。
第四，资产状况。邰秀军等认为，与收入一样，资产也既是家庭面临的冲击因素，又是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之一，对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具有明显影响。收入不确定性下的预防性储蓄只是策略形成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是家庭资产匮乏和商品市场的不发达，家庭对资产积累的偏好及中国式的人情特征。
第五，公共服务等外部支持因素。邰秀军等认为中国农户的消费行为与家庭面临的冲击因素（收入 消费 资产）、家庭应对冲击的缓冲能力（资产和收入）、外部的支持因素（非正式网络支持，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户形成了谨慎性的消费策略。574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也指出，随着农村医疗、教育、保险等制度逐步健全，特别是新型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提高、农村低保补助标准提高和享受社保待遇的范围扩大，减少了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消费信心得到明显提升。
第六，政府农业财政支出。胡永刚等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是挤入的，农业税收的影响与此相反。各类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乘数大小有很大不同，科技费对农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最大，救济及其他费和基本建设费次之，事业费对农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最小。各类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民消费的乘数变化趋势不同。科技费、救济及其他费与基本建设费对农民消费有较明显的长期效应，而事业费对农民消费的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较弱。576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也指出，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标准的提高，直接或间接促进了农民增收，从而增加了消费。
第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指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危房改造，扩大了农村消费。
第八，其他因素。通过农村流通网络，改善农民的消费途径，以及国家出台的“扩内需、促消费”措施，特别是家电下乡等措施，都激发了农村居民潜在的购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