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时间”曾得方家不同的解读，但是基本明显的意思是指一项“悠久的过去的”经验，经久不变地重新浮现。这个衣橱挺重要，前前后后提了三次。葛薇龙住进梁家初夜，偷偷地“一件一件”试穿衣橱里的衣服。文评家曾用近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指称张爱玲本人具有恋衣情结。暂且不论该项观察是否合宜，《第一炉香》注重这个衣橱，却可在《金瓶梅》里寻得文化脉络的缘由。《童言无忌》谈到衣饰，就有这么段话：“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与她做裙子。”《金瓶梅》生活世界的衣饰确有性事与饮食所不及的特殊地位；房事和餐饮皆属少数人的私事，华衣贵饰则为社会平民眼里最容易看见的财富、地位、美丽，以及——也许这点对葛薇龙最重要——女子得到良好的归宿的表征。所以，西门庆的老婆们浩浩荡荡地上街看花灯，衣着亮丽，引起民众的艳羡与围观，都有详细的描写。令葛薇龙陶醉忘我的不是那些华衣的纤维、款式或色调，而是穿在身上以后所可能影射的那些引人羡慕的象征性意义。
其二，作者写这个故事，曾想到章回小说。在前引衣橱文字出现之前，作者已直接指名《聊斋志异》、《红楼梦》。《金瓶梅》以猥琐著称，想到它而偏不明说，也是明智之举，以免引起无谓的、失控的联想。
其三，梁太太对性之饥渴与追求，似潘金莲与庞春梅；梁太太与西门庆性别不同，猎取异性方法因而互异，但是他们在自己辖区里垄断、霸道以及操纵，则无二致。两个故事都认定了性爱对人生具有庞大的驱策力，往往超过了个人理智与俗世道德规范的控制。
《第一炉香》部分故事构想可能源自《金瓶梅》，最重要的证明，在于葛薇龙对乔琪乔的爱情行为模式（简称为情爱模式）。这个情爱模式与西门庆几个老婆对他的痴恋十分近似。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必须预作说明：《金瓶梅》的女人个性与遭遇各个不同，情爱行为之繁复程度也有差异，所以我们归纳出两项性质与三项缺限（缺失或限制）来印证对《第一炉香》的影响，只是抽样观察，而非对《金瓶梅》全面性的简化。
《金瓶梅》女子对西门庆的情爱模式有两项显著的性质：自愿性与现实性。先说自愿性。那几位美丽的女人（孟玉楼、李瓶儿、潘金莲）下嫁西门庆都不受暴力胁迫，也不为解决生活贫困（孟、李原来就很富有，潘的基本生活也过得去），都是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过门。
再说现实性。她们看上西门庆是世故、现实的，并非毫无外在条件的纯情。西门庆长相风流，有点拳脚功夫，算是与官府关系良好的大财主。这个爱情的现实性，也可由潘金莲得不到西门庆日日亲泽而红杏出墙，以及西门庆死后，孟玉楼欣然再嫁可得佐证。
自愿、世故，却免不了问题。这些问题在李瓶儿下嫁西门庆之前，由蒋竹山口里道出，不外乎西门庆于公于私的不法事端，以及在家中对妻仆粗暴，所以嫁他“如飞蛾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时悔之晚矣！”
蒋竹山并非智人慧语。他说这话的用意在离间李瓶儿对西门庆的爱慕，以便自己乘机追求。《金瓶梅》作者也不再继续解释“飞蛾投火”之意义。可是这一闪即逝的谶语，竟一语道破了这个女人情爱模式的三项缺限。
缺限之一：委身下嫁之前，她们总是无能预测未来。所以无论用何种世故现实的标准来考虑算计，一旦心意已决，她们总得半盲目地、冒险赌博地进入那个婚姻关系里去。这个半盲目的认知很重要。如果全然清醒而理智地预见了婚姻对她们的伤害或约束，也许根本就不会去尝试。《金瓶梅》故事里并不乏专业的尼姑。
缺限之二：“坑你上不上、下不下”，意指她们在婚后无法以一己之能耐来改善婚姻。西门庆冥顽不灵，偶尔听命于妻子尚可，却无被劝善感化之可能。尤有甚者，毒害亲夫的事可做，和平分手的婚变却难若登天。职员的妻子王六儿与西门庆私通，热恋之中提议抛夫下嫁，西门庆根本相应不理。家仆妻子宋蕙莲与西门庆勾结，要求厚遣她先生来旺儿，也不得偿愿。相对地看，西门庆那些老婆们，在他生前，就从来没有离异的念头。
缺限之三：飞蛾投火，意谓女人结婚必须做某种高程度的牺牲。她们委身下嫁，不但无意征服、改造丈夫，而且是付出代价，委屈自己。李瓶儿、潘金莲都先以有夫之妇的身份苟合西门庆，失了贞节。李瓶儿新寡之后，等西门庆迎娶，等出病来，予蒋竹山乘虚而入。潘金莲为了下嫁西门庆，犯了谋杀亲夫的大罪。宋蕙莲得西门庆宠爱，恃宠而骄，待人不够周延，终于受尽凌辱而饮恨自尽。但是她未能如愿嫁给西门庆的主要原因还不是潘金莲的算计，她之愤懑源于她坚持西门庆厚遣丈夫来旺儿。从代价的观点来看，她未能进入情爱模式的物质享受阶段，就是不愿伤害亲夫，代价付得不够。当然，西门庆的老婆在一夫多妻的机制里必须忍受冷落、粗暴，除了潘金莲、孙雪娥之外，怨言不多，认命安分，也可视为牺牲。
《金瓶梅》大约作于一五六八至一六○二年间见秦亢宗主编《中国小说辞典》，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初版，页一三一。，早《第一炉香》三百多年，具有“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的葛薇龙，居然重复了那个飞蛾投火的情爱模式。两个故事这项雷同着实令人惊讶。
《金瓶梅》明言飞蛾投火，《第一炉香》故事开端就布设了一个重要的“火”的意象。梁太太家：
墙里的春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
当时葛薇龙初访梁太太家，岂不是挺身投入了那火坡火院里去？她下一次来，由父母雇用的陈妈陪着搬进梁太太家。梁太太听见侄小姐来了，立即想到“真金不怕火烧”的俗语，而且她心里的“真金”实指葛薇龙。惹火烧身势在难免。乔琪乔与葛薇龙初试云雨之夜，“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故事结尾时，乔琪乔与葛薇龙到湾仔新春市场看热闹，满街乱糟糟地花炮乱飞，使她旗袍下摆着上了火。乔琪乔笑喊道：“喂！你身上着了火了！”他说她“身上”——而非旗袍下摆——着火，那投了火的飞蛾岂不是真的在火里熊熊燃烧了起来？
我们无法证明“龙”与“蛾”两字意义相等。两字的共通性在于皆为动物名称。张爱玲以动物名称来命名女主角的例子不多。如果飞蛾投火真的是本篇小说的内在叙事模式，作者就大有可能刻意采用动物名称来命名葛薇龙。在文化脉络里，飞蛾摇身一变，成了薇龙，自然是很有意思的文学联想。
《金瓶梅》情爱模式的两项底线性质，自愿性与现实性，在《第一炉香》里昭然若揭。葛薇龙自愿下嫁乔琪乔，并非全然纯情或无知。她承认自己贪图梁太太家的物质享受与交际排场，“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乔琪乔对异性颇具吸引力。水晶对他的批语是：“用九○年代新新人类的词汇来形容，乔琪乔就是酷，也难怪梁太太一家大小，还有丫头睇睇、睨儿都对他爱得发疯，都想把他视作禁脔，据为己有。”见水晶《昔日戏言身后事——解读〈沉香屑——第一炉香〉》，收入《张爱玲未完》，台北大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页一四八。在情绪上，乔琪乔是“唯一能够抗拒梁太太的魔力的人”，梁太太又诱抢了葛薇龙“有过一点特别的感情的”同学卢兆麟；所以嫁给乔琪乔，葛薇龙感到报偿性或报复性的快慰。从他们婚前初尝禁果带给她身心的舒畅来看，她确实也在他身上得到性爱的满足。我们无法完全不提生理的需求与供应在这种情爱模式里扮演的角色。李瓶儿、潘金莲也在婚前与西门庆数度云雨。
《金瓶梅》情爱模式的三项缺限，《第一炉香》也都具备。前头两项，婚前的半盲目以及婚后无力改善婚姻，在《第一炉香》——以及《半生缘》曼璐曼祯姊妹、《红玫瑰与白玫瑰》烟鹂——都不言而喻。那第三项缺限，女人为婚姻高度牺牲的必要性，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葛薇龙原先想象婚后两人的谋生方式：“即使他没有钱，香港的三教九流各种机关都有乔家的熟人，不怕没有出路。”没料到必须答应他行娼赚钱，才促使梁太太出马说服乔琪乔娶她。葛薇龙的堕落，就是她嫁乔琪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情爱模式里，那项根深蒂固的牺牲自我的认可，就是葛薇龙使自愿从娼合理化的原因。
葛薇龙不是张爱玲小说里为婚姻而壮烈牺牲的唯一例子。《半生缘》曼璐为了讨好丈夫祝鸿才，不惜亲生妹妹曼祯的贞操与自由。那个情节与《第一炉香》梁太太以葛薇龙或其他年轻女孩为勾留老相好司徒协的祭品，颇为类似。《色，戒》王佳芝最惨，离婚嫁尚远，就为了情人而丧生。
《第一炉香》乔琪乔和葛薇龙在故事结尾的婚姻关系，丈夫靠妻子卖淫为生，在《金瓶梅》也有前例可循。王六儿与西门庆通奸自然是一女事二夫的局面，在丈夫韩道国的合作之中收取西门庆的钱财。西门庆死后，朝中事发，韩道国一家三口逃回济南府，王六儿、韩爱姐母女一路上已“做些道路”，在临清码头上住定，韩爱姐迷恋陈敬济而拒再行娼，韩道国与王六儿却“索性大做”夫唱妇随的私娼生意。王六儿母女在兵荒马乱之际行娼谋生，不能完全说是心甘情愿，《金瓶梅》作者的责备主要在韩道国身上：这个人“靠老婆衣饭肥家”。
为乔琪乔定位，像现今文评家那样只注意到他对女人的吸引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留意到他娶葛薇龙的动机以及婚后实况都是靠妻子卖身赚钱。故事结尾乔琪乔在夜市场“优游自在”，近似《色，戒》易先生于枪毙王佳芝诸人之后的洋洋自得，都显现男人的残忍与不负责任。然而张爱玲采取了《金瓶梅》作者对韩道国的态度，表面上对这些男人冷然不加鞭挞，其实严若冰霜，正表露了道德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