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还有许多动人的英雄故事，如被刖足而终在马陵道大复仇的孙膑，敢于斩杀君主宠臣庄贾以肃军纪的司马穰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白起，不重卿相之位而重友情的虞卿，为燕昭王复仇的乐毅，负荆请罪敢于认错的猛将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大设火牛阵的田单，廉洁奉公的晏子……数不尽的华夏英烈，说不完的英雄传奇。
后世的历史书远远没有《史记》精彩，因为那些都是断代史，记叙的时间短得多。司马迁写的是近三千年的通史，而后世的史家（班固、范晔、陈寿、沈约、萧子显、姚思廉、魏收、李百药、令狐德棻、房玄龄、魏徵、李延寿、刘昫、欧阳修、司马光、脱脱、宋濂、张廷玉等）写史涉及的时间多则才数百年，少则只有数十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难得找到几个英雄，何况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发展进入了沉寂、停滞的阶段，难得有英雄出现了。
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是没有英雄的，在专制政治的高压下，英雄的后代都死光了，留下来的是许多愚昧、麻木、自卑自贱、毫无作为、吓破了胆的奴才和群氓。司马迁以后，中国的史家还执笔编写了二十四部“正史”，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在《史记》除外的这二十四部史书中，出现的人物都是被专制政体异化了的奴才和没有灵魂、没有思想、麻木透顶的愚人，这些人或生活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生活在连做奴隶也不能的时代，他们既是吃人的人，又是被吃的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翻开历史书，只看见“吃人”二字，其他的字没有。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鲁迅对《史记》却另眼相看，情有独钟，他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思是说，《史记》中的记叙是一种自由体的史诗，是伟大的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但遗憾的是，中国的自由的史家传统，从周公的《尚书》开始，传到孔子的《春秋》，再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就终结了，从此再也没有史诗，只有鹦鹉学舌的文字，或是投统治者所好写出来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作，连体例都不敢创新，全按司马迁创下的体例嵌入没有色彩、毫无激情、粉饰太平的文字。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是绝唱，是自由体的史诗的终结。
试想秦汉以后，还有谁敢在金殿上刺杀皇帝吗？明朝的方孝孺是名盖天下的大儒，只因为和皇帝朱棣顶撞了几句，而且他说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竟被灭十族。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皇帝可以把臣僚们的一个个的家族，不论男女老幼，全部灭掉。对待为其服务的臣僚，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镇压蚁民了，对蚂蚁一般的民众，如果谁敢造反，统治者可以血洗整个村镇，杀尽一方百姓。这么一来，这个黄河岸边崛起的民族在秦汉以后，丧失了产生英雄的土壤，那种有利于人才出现的原始土壤，像黄河两岸的肥沃的土壤一样，被泛滥的河水冲到大海里去了，剩下的只是一片光秃秃的黄土高原。这儿再也不能产生有创造力的人才，人们要学会阿谀取宠、拍马屁、说假话、互相陷害、拉帮结派、搞阴谋诡计，才能生存下去。
试想秦汉以后，还有谁有这样的胆量，敢把当朝皇帝的祖坟挖开，取出尸首，鞭尸三百吗？绝对没有，因为秦汉以后的老百姓都有很浓厚的个人崇拜的迷信，认为皇帝就是龙，是真命天子，皇权神授，是动不得的，谁动一下，就会有大祸临头。伍子胥时代的王没有这么神圣，伍子胥的行动也没有遭到这么多的非议。他是借助吴国的力量，要知道吴国和楚国是世仇，战争连年不断，而按周朝的正统，楚国是异姓的南蛮国家，其国王不是周王室的子孙，可吴国很高贵，其君王倒是周文王的兄弟辈传下的子孙，所以吴国讨伐楚国是代表周王征讨蛮夷，符合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口号的。伍子胥是凭借一个强权的力量打击另一个强权，才得以报私仇，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秦汉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天子的权力是很小的，受到诸侯的制约。如周天子，西周时还像一个天子，有制裁、处死诸侯的权力，可到了春秋战国，其权力日益缩小，影响力只等于很弱小的诸侯国，以至于出自蛮族的楚王敢于领兵到中原来询问九鼎的轻重。而诸侯的权力又要受到大夫的制约，以至在鲁国，大夫季氏的力量要超过鲁国的君主。而大夫又要受到士的制约，谁善养士，谁的力量就大，而士是从庶民中产生的，庶民只要有特殊的本领，就可成为士。所以当时是一个层层制约的社会，不会产生绝对的权力。这就是英雄时代产生的原因。
司马迁是幸运的，他能够为这个英雄时代作总结，写出的自然是不朽的篇章，正如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产生于希腊的英雄时代，但丁的《神曲》产生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歌德的《浮士德》产生于德国宗教改革之后，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一样。但司马迁也是不幸的，因为他生长的时代，英雄时代已临近终结，华夏民族的蓬勃上升的时期结束了，一个停滞和靠惯性向前运动的时代开始了，以致这个民族对世界没什么创新，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在停滞的时代里，有创新的思想家是很难生存的。所以他因为一句话得罪了统治者就被处以宫刑。在孔子的时代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孔子说了许多攻击鲁国三家季氏大夫的话，周游列国时，也批评各国君主，特别在他主编的《春秋》中，大肆攻击乱臣贼子。但他平安地活到七十多岁，没有被杀。假如他生在专制的秦汉或以后，他不但不会成为世代受人们尊奉的圣人和素王，而且他的著作也不能问世，他自己的性命也可能保不住。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人物，司马迁和孔子的才华可能不相上下，但孔子生活的时代较为宽松自由，所以他能成为万世师表，而司马迁即使极其隐忍，历尽艰辛，也只能写出“史家之绝唱”，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