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
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
当蒋介石在南方时，张学良曾计划不仅保卫热河，而且要向义州、黑山、通辽、洮南之线出击。直到蒋介石北行前夕，还望反攻凌原、平泉与承德。等到蒋介石抵达河北却得到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答复。说什么不是不打，而是看怎么打，打了是否解决问题，云云。
“3月9日”
此时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后之事又不能直说，更感遗憾。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唯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蒋介石本人于3月6日由南昌飞汉口，因气候不佳，改乘火车北行，于8日抵达石家庄。事前已电嘱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南京径往北平。至此热河省会承德业已失守，全国舆论大哗，众称应由张学良负责，南京中央主张查办。蒋于9日至保安，与张达成谅解，准张辞职，由何应钦代。
“3月28日”
于寇患及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
蒋介石在保定只逗留十多天，3月26日又回南京，可以向国人交差了。因为喜峰口御敌，壮怀激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喜峰口抗战只是从丛林中射来的一箭，不是链条中的一环。
“加强防御”云云，其实只是空话一句。就在蒋回南京的那天，日军因在古北口、喜峰口碰了钉子，便从山海关发起进攻。4月1日，关内军事重镇石门塞陷落，4日夜，日又占秦皇岛背后要地海阳镇，5月，日机轰炸滦东各县，冀东局势紧张。
“4月28日”
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
蒋介石抵达河北的第二天，即3月9日，战线已退至长城线上。至五月底战事结束，长城战事前后经十星期。是役国民党军队综合东北军、西北军及中央军，西自古北口，东迄滦河以东，约200公里之人为屏障上鏖战，阎锡山部傅作义等则担任察哈尔东部之警戒，无疑的已为四年后全国抗战之先声。此亦自15世纪明季徐达筑“边墙”，16世纪戚继光建垌楼以来，首次利用引工事为国防线(清兵曾拆墙而入，未遇明军抗抵)。蒋介石于3月16日区分指挥系统，于24日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后，即于25日南返。因汪精卫已复职，蒋尚须向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而江西之第四次“围剿”又已惨败也。
“6月3日”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4月11日，冷口失守，由山海关西犯之日军随即取昌黎。国民党军队又于喜峰口及北古口相继撤退后，至5月下旬，日军已占领抚宁、卢龙、滦县、唐山、蓟县、密云，正威胁宁河。正东之敌距北平才50公里。
蒋介石央请义兄黄郛前往收拾残局。黄已隐居莫干山6年，因与蒋有“共尝艰苦”之誓约，勉为其难，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的名义北上，与日人成立日后称“塘沽协定”的方案。仍经蒋介石通过汪精卫、孙科、罗文干、王世杰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揭晓：日军后撤因在关内作战未经日本天皇批准，军部受到日皇责问。可是事虽如此，日军在关内活动数星期。而见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分裂华北运动始终未有停止。
交涉期间，黄郛致蒋介石电报4通，最能表现当时实况。且看原件：
(1933年5月22日)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国申请书发表后，日方态度骤变，既往工作，尽付流水。赵敬时案，又适逢其会发出。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600万，事实上又成空话。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5月23日)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汪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并称：“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负责”等语。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之最后之努力。于昨午夜十二时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办、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商定结果已与敬(何应钦字敬之)季(黄绍？字季宽)两兄联名另电详达。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遽。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加意审慎，当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黄郛本人)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特闻盼复。
(同日与何黄联名电)关于最近前线军事部署，昨电已详。唯各部队兼月作战，将士伤亡甚多，疲敝之余，战意已不坚决。就昨晚情形观测，方成不战自退之势。经职等再三筹计，若竟任其自行崩溃，华北局面将至不可收拾。当即召集重要将领，多方激励，众人意志稍转坚定。同时日本中山代办及永津武官与郛约定晤谈，结果由日方提出如下之四项条件：(1)中国军队撤退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准一切之挑战行为。(2)日本军亦不越上述之线追击。(3)何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军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志。(4)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局司令官指定之日本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定某日某时于北宁线上某地点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比由职等就此条件详密商议，佥以此时前线情形如彼，而日人复以多金资助徐燮元、孙传芳、白坚武等失意军阀，有组织华北联治政府之议。孰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充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众意既归一致，于是遵照汪院长迭电指示之意旨，由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四项条件完全接受，并拟于今日派上校参谋徐燕谋为停战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云表示停战之意。嗣后进行协议情形，自当一秉钧旨，随时密呈核示。职等为党国为地方人民着想，唯有牺牲个人，以求顾全大局，是非毁誉，所不计也。肃电奉闻，伏乞鉴核。
(5月27日)有申电奉悉。停战协定，岂兄所愿？因21晚开军事会议听各将领所表示，知危机已间不容发。22日晨日使馆又由津增兵两连，而前线各路急报频来，城内反动团体跃跃欲试，津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认弟(蒋介石)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收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唯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10时得汪院长来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汪精卫)以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黄郛)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张群)诸兄切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庭瑶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11旱，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培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强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题，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之字句，为将来交涉东北问题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当时广州倒蒋情绪并未完全放弃，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当识判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唯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
塘沽协定经过蒋汪同意后，1933年5月31日于塘沽签订，内容与5月23日黄、何、黄联名电所叙相同。唯国民党军队撤退线南端加列渤海边上的芦台，日军有权用飞机侦察保证撤退确如条款执行，日军则撤退至长城线，当中缓冲地带以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4年。蒋所谓“我屈”见诸事态，“国伸”则未有痕迹。日方仍继续压迫。黄郛办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掷炸弹，又接一恐吓信。但受到蒋介石激劝之后，仍继续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黄郛于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见临抗战之展开。
“6月5日”
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日本皇军，扛着三八枪和太阳旗，已经打进华北来了；中国人芒刺在背。
此时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甚多指责。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日本恼羞成怒，蒋说得十分形象：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然而蒋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变。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济南惨案”的元凶，“一？二八”上海战争的发动者之一)，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在河北省东北地区划出一大片不设防地带。日军枪刺直指天津。这个《协定》是在大炮前面签字的：就在会议期间，日本海军派了“朝颜”和“夕颜”两艘驱逐舰停泊在海河口外，炮口就对准了会场。
蒋强颜欢笑，竟异想天开，他在6月5日日记上写着：“余豫”之类的话。
蒋得此“余豫”，目光南移，开始了“速剿”，这便是国共关系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
蒋的这次“围剿”不同于以往，它在组织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它被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北、湖南五省军政全权。它实质上是凌驾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剿共”总指挥部。
为此，审慎地制定了作战方针，陈布雷概括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战略攻势”，就是用3年时间完成它。“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三五年来剿匪了。”
“战术守势”，就是在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逐步缩小包围圈；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使“苏区”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甚至企图使之得不到任何情报；在政治上继续推行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陈诚把这些说成是：“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为此，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陈诚为“副团长”。该团举办了3期，先后训练学员3200余人。
对于该团的训练宗旨，在开学典礼上，蒋说得十分明白：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6月29日”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斗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激烈如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可是长城抗战虽持续两月余，结果带灾难性质。长城沿线全系石山，极难构筑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荫蔽，是以阵地敌方飞机与火炮之理想目标。参与各军无不死伤惨重，反攻则不见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击退日军，并以大刀队夜袭敌营。可勉强称为局部胜利外，战报无喜讯之可言。国民党军队非不英勇，如第二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役死伤三千余人，第八十三师当日即死伤一千余人，以后，又称“死伤惨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伤。
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综合了当时的情形。
“7月27日”
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礼义廉耻旨在富国强兵。蒋介石提出精神与人格，其着眼在对付日本，此已在与黄郛谈论时道及。我们仔细阅读他当日之演讲词，即可窥见他企图与部下成立协议：如果你们绝对服从我，我可以保证你们打败日本。《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有下面一段：
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战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将第三人称的“革命的领袖(统帅)”换为第一人称的“我”：
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我们无从否定如此之训示与抗战初期中国士气的旺盛有绝大的关系，甚至怀疑以当日的情形而论，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励，中国是否敢于与日本作战，又开战后不出六个月而平津京沪相继失守，此战局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即在提议作以上口头协议时，蒋并无充分把握。他在讲后数日即在日记中写出关于“御侮抗日”的“妙论”。
卢沟桥事变即在这则日记写出后的4年尚欠20天内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