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
(一)
日本蓄意侵略，逆敌存心卖国，两相勾结，抵死挣扎。闻日本第二舰队军舰22艘于4月1日午后5时到青岛。11日，日本田中首相告诫全国，谨防外来之危险主义。17日，日本阁议，决派陆战队赴青岛，必要时开济南。18日，日本公然出兵。19日，日军由青岛入鲁。今日，日兵已开济南。
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云。呜呼！天下有强权、无公理若是。
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然吾以一忍辱负重，苦干硬干到底，至于成败利钝，听之而已！
(二)
左谓：“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又谓：“彼俄人方思逞，则宜收敛困啬，以收节短势险之效。”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帝于南粤，卑词畏之。反弱为强，诎以求伸，此智谋之士所优为，黄老之术所以通于兵也，古云：“圣人将动，必有愚色；图自强者，必不轻试其锋，不其然乎！”
文襄(左宗棠)之卓见如此，此其所以能有成欤！
呜呼！今日之日本，其侵略毒谋必加甚于昔日之俄人也。
第二次北伐，在军事上已经是胜券在握了。然而值得担心的则是只要得到一点可乘之隙就会出之以干涉行动的列强动向。尤其先行将成为二次北伐战场的山东至华北一带，是日本极力扩张其势力的地区。日本为了维护他的权益，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勾结，并给予援助，已是举世周知的事实。而且，在上一年革命军北上进击时，田中义一就曾有过出兵到达济南(第一次出兵山东)、公然意图阻碍北伐的表现。
现在，果然不出所料，日本再度出兵前来。
据日本资料记载――对山东出兵的方针，实则早在上年12月20日的阁议中已经做了决定。出兵的理由，是为保护居留济南的日本侨民。此时，在山东督办公署所在之地的省会济南，以商埠为中心，居住日侨约2200人。
当日本阁议决定上述事项阶段，田中义一曾经指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会见蒋介石，提出：“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希望北伐军避开济南北上。不过，日本即使出兵，也不会关涉交战军的作战，更不会援助哪一方面。”蒋介石则表示“保证负责保护日本侨民”，而拒绝了日方的提议。同时，并向矢田说明：“日本如出兵，则与田中义一在东京会谈时的谈话不同，实在感到遗憾。”
但是，日本方面则借口有共党分子混杂在国民革命军之中，在治安上不能使人安心，坚持出兵方针不变。
4月16日，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校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暨代理济南总领事西田？一也向日本国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
在4月17日的阁议中，陆军大原白川义则提出“出兵”议案，其他阁僚都认为已经是既定事实而予以通过。19日，乃正式发表。
20日夜晚，自天津驻军抽调3个中队计460人，由小泉恭次中校指挥，为先遣部队开进济南。同时，更命令驻扎日本熊本县的第六师团(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出发。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考虑到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唯有一个“忍”字，故而在本日记(二)中，引用19世纪末期帝俄入侵新疆时左宗棠的一番话，写出自己的决心。
于是，国民政府乃于4月21日(1928年)由外交部长黄郛具名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如下：
“去年5月间，贵国(日本)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本政府以贵国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违背国际公法，当经本部电达贵国大臣抗议在案。……乃贵国政府……又有出兵山东之议……不独公法条约蹂躏殆尽，更恐因此酿成意外，责将谁归？……”
同时，并派遣张群前往日本，负起和日本政府交涉的任务。张群料到田中义一的诚意颇成疑问，乃同时策动有私交的日本朋友，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然则，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
此时，正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也兴起了激烈抗议运动，其中有极端愤慨的曹瑞麟等25人，且为之断然退学回国。
在中国国内，一般民众之间的反日情感，更是越发高涨。
“4月27日”
今日，日兵已开济南。又闻今日日本议会讨论出兵增加预算，田中恐吓议会――如不通过议案，则再解散议会云……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
日本人要为北伐找麻烦，蒋介石是有精神准备的。
但他很有些心怵。
张群回忆了这件事：
当事件发生的不久之前，我们曾经通过日本友人要求日军由济南移往青岛，由我方负担此项军费……只要日军不在那里驻留，则无须流一滴血。
这是一厢情愿的！
“4月30日”
战地见将士之死伤，已为之惊魂；而今复见人民之饥容、孩提之饿毙，更不胜悲悯。
蒋介石在进驻济南途中，见到路旁倒毙的饿殍，乃在日记中记下，表示“不胜悲悯”之情。
“5月2日”
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敌人已在拿着屠刀在前面“截着”，这边却采取“咱惹不起，但躲得起”之方针。
侵略者一味寻衅闹事，对侵略者一味“屈”、“予”、“忍”，近百年来，中国的当权者该送走了多少领土、主权和生灵啊！“慎之，勉之！”到底是对谁说的？日寇屠杀中国军民是“小”事。蒋介石将自己的“忍耐”说成“圣贤所尚”。其说难圆。
日寇屠杀几千名中国军民是“小事”，蒋介石将自己的“忍耐”根据归结为“圣贤所尚”，美化成“为北伐成功”的“大谋”！
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是蒋介石驯顺的羔羊，曾经作出多次决议，要全国民众坚韧慎重，保持对日本国民的亲善态度，并强调说明，“日本出兵山东”是肘腋之患，“共产党乘机捣乱”是心腹之患，要人们分清轻重缓急，对日寇的野蛮屠杀要做到“能忍人所不能忍”的程度。
但中国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上海各报以“五三”惨案，“勿忘国耻”的大字标题详细报道了日寇制造血案的经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全国民众，群情激昂，各大城市的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北京学生宣布罢课1天，上海学联组织学生军。进步报纸强烈要求政府不能屈服于日本的淫威之下，要积极对日作战，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可屈”的英雄气概。
蒋介石不愧为“能忍人所不能忍”的“楷模”，5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济南，吓得这位“能忍”的统帅，连外衣都未来得及穿，仓皇逃出济南城，同时命令蒋军从济南撤退到徐州、兖州、泰安，并致电南京政府，令其“能饬所属，对各友邦领事，侨民生命财产，须加保护，凡有碍邦交之标语宣传，宜随时取缔”。称：“勿以一朝之愤而乱大谋。”
侵略者一味寻衅闹事，被侵略者一味“屈”、“予”、“忍”，百年来，中国的当权者该送走了多少领土、主权和生灵啊！“慎之，勉之！”到底是对谁说的？
“5月4日”
熊式辉与日军会议后回报历受日人狰狞威逼，不胜愤慨。余慰而叹之曰：
“日本军人之作风如此，日本国家与人民将不胜其忧患矣！岂天将祸我东亚乎？”
1928年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这是中日两国最初正面发生的军事冲突，也是成为中日长期战争序幕的不幸事件。
第二次北伐的第一集团军贺耀组第三军团于5月1日进驻济南。在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导演下，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用割鼻、削耳、挖眼等残无人道的兽行，残杀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16人，骇人听闻。
事件的肇端是这样的：当天早晨，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所属士兵1人生病，经战友送往中华民国外交部山东交涉署对面的基督教医院(在城外商埠区)治疗，日本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而发生争执。虽然就只是这么一点小事，可是对于正在等待着挑衅机会的日军来说，就是很好的藉口。他们不问情由、不待理论便突然开枪，当场有革命军士兵及役佚各1人中弹毙命，其余的人侥幸逃入医院；日军则将医院包围，用机关枪乱射，一经点燃战火，便在全市展开枪击。
根据日本方面资料记载，陆军省于5月13日发表的《济南事件概要》，则是这样的说法：“3月上午9时半左右，日本人吉房长平在麟洋门外的满洲日报代销所中，有中国兵二三十人闯入，日本领事馆巡查冈田繁一立即前往该处，反而被中国兵殴打，是故乃由条川好春中尉率领自天津调来济南的一部分日军赶到现场，中国兵则进入附近兵营，兵营岗哨首先向日军开枪，日军不得已而还击。以此为开端，中国兵乃在各处同时开始攻击。”
惨案发生当时，蒋介石便同日军司令官福田彦助联系交涉，以免事态扩大。要求日军赶紧派人到我军总司令部来，日方不干，最后决定由双方派代表在中间地点――津浦铁路办事处进行交涉。
国民革命军方面的代表是熊式辉，日方代表则为参谋长黑田周一。
熊式辉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学生出身，他同福田司令部的参谋长(黑田)，和许多参谋都是同学，他又懂日本话。
可是交涉时，日方横蛮侮辱中方代表，其情形难以用言语形容！
日军所提出的停战条件是：(一)凡济南商埠(在城外)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路(青岛―济南)、津浦路(天津―济南―浦口)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里之外。
熊式辉表示：“这是重大问题，须向总司令请示，我不能签字。”避开立即答复；黑田周一等人则强横地说：“你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吗？应该可以马上签字的。”
就在这交涉的时间内，日军的挑衅行为越发加强，甚至用大炮射击过来，每两分钟发射一炮，把革命军的无线电台、交通机关统统破坏。
“这种炮轰，就是他想威吓我们会议代表和一般官兵，压迫我们军队向南撤退，以达到他们阻碍我们革命军不能越过黄河北进的目的，使革命军不能攻占北京，完成北伐，而使北洋军阀仍能割据河北，在日军保护下坐大。――这样就可使华北永远置于日军操纵之下。”〔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5月)〕
熊式辉拒绝签字坚持到底。等到他把日军方面的三个要求带回司令部时，已经是凌晨5时。
熊式辉的报告是这样的：“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与我们开战。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决心和他决裂，对抗应战；一条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避免牺牲，将来再作计较。”熊的后一条路显然与蒋相一致。
“5月9日”
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
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日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
在济南城撤退的时候，仍有李延年团一团步兵及苏宗辙旅之一部分(计3000人)留在城内。
本来，对于中国领土的济南，当然不能轻易予以放弃；而且如果在济南城内没有中国军队，那么日军就一定会以“济南没有军队维持秩序，所以不得不派兵担负维持秩序的任务”为藉口，而曲解其派兵是正当的。
不过，在被日本大军包围的城内，留下少数兵力，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与土地，是必须要付出不得已的牺牲的。像这样，日军如果正式发动攻击来夺取济南，那么，他野蛮横暴的侵略行为就会暴露于全世界。
“我告诉李团长，你至少要固守两天以上，并且一定要等到日军真正向我城内来强行进攻之后，你才可自动的与苏部向泰安方面撤退。我留一架无线电报机给你，随时与我直接通电，听候命令。”〔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1929年5月)〕
果然，到了6日夜间，日军就对济南城发动了总攻击。
“我在离城30里(约17公里)的党家庄，日军枪炮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想到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很多牺牲，十分痛心。”（同上）
当日军开始攻城之际，蒋介石便电令李延年自济南城内撤退，可是他们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下，退不出来。
李延年的部队打得很好，一次又一次地将逼近城垣的日军击退，不允许攻入城内。而且，只不过是4个营兵力，便阻遏住了日军一个师的攻势。
战斗持续到5月9日，日军终于放弃进攻，派人到李延年处要求停战。革命军也为避免再事流血，乃让出济南城。不料到了这个时候，日军却又表现出极其卑劣的背信行为。
“日军言明让东关给我军，保证向党家庄方面安全撤退，李团长才于9日晚与苏部由东门出城。可是不到城外3里路的处所，就被日军的机关枪伏兵在两侧乱射，我军到最后只剩得500余人回来，其余的人统统死在这次撤退的路上。”〔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
日本兵更极尽其暴虐之能事，住在济南医院的革命军二十六军伤兵200余人被全体用机关枪射杀，连卖糖的孩童及短发的少女都被刺死。
李延年等留驻济南的部队，到了11日早晨全部撤离城内，双方正面决战的情势大致告一结束。
“5月10日”
吾躬逢其惨，不能不为我部属痛耳！
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后为止。
事后，据调查济南惨案代表团于6月7日在南京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在惨案中死亡之中国人达3254人(其中男性2100人、女性66人、不明者1088人)，负伤者1450人。
另据日本外务省后来在同年12月向日本国会第五十六次议会提出报告：日本侨民在济南事件中被杀害者15人(包括失踪1人在内)，负伤者15人。
“5月12日”
据报何成浚晤见福田，福田态度仍甚强硬，不可理喻，有必欲解散我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及对我三总指挥必欲处以严刑之要求云。是可忍，孰不可忍？攻破我之济南，在彼以为得意，不知中日两国之怨仇因此深结于人民心中而不可拔，东亚和平之基础亦从此动摇。是日本军阀之祸国殃民，乃更甚于中国之军阀矣！毒蛇猛兽豢养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众犹未能醒悟耳！大为中日两国民众之前途长太息也！
在李延年等部队业已自济南城撤退完毕，战火大致停熄的5月11日上午11时，蒋介石改派总参议何成浚为代表，再度进行交涉。此时向日方提出的答复是：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予免职，济南周围及胶济铁路20华里(约11公里)以内暂不驻兵，反日宣传并已禁止等项。
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处分其责任者的要求也未提出，表示最大的忍让。然而，福田彦助却以何成浚没有带委任状为藉口，不承认其为代表，拒与交涉。
情况如此，已不可能寄望于由两军在当地解决问题，因此，蒋介石乃向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报告，请循外交途径交涉，并决心继续北伐。
此际，国民政府已于5月10日致电国际联盟，要求调查事件真相，济南惨案大受国际注目。尤其是美国，且于15日在下院提出“由国务卿出面调停”的议案。
日本政府鉴于对国际舆论不能再事漠视，也于14日决定方针――不扩大战争，并循外交交涉收拾事态。遂即派遣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松井石根中将来到济南，与张群及王正廷之间进行交涉。但日本方面要求蒋介石陈谢，中国方面要求赔偿损失，意见对立，极难获得进展。
“6月5日”
昨夜间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为日本关东军埋设地雷炸伤毙命。今报载：奉天疑日人主使；日人则委谓系我方便衣队所为云。日人之阴狠如此，吾东北国防如何始能巩固也？
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列车途次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办吴俊升登专车迎迓，随同返回奉天。
列车行驶一个昼夜之后，于6月4日(1928年)曙光已现的清晨，进入奉天市界。刚过城外西方京奉铁路皇姑屯站，张作霖在此即将抵达省垣之际，踱进展望车，舒徐地吞吐着晨起怡神的卷烟。
5时23分，列车正要钻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立体交叉点。突然响起猛烈震撼奉天全市的爆炸声。张作霖所乘展望车只有车轩与车床还剩下原形，车厢四散纷飞，接在后面的餐车与卧车也都被炸成为废铁。
张作霖当即被护送到奉天城内。奉天省长臧式毅为防混乱扩大，仅对外发表被炸负伤，但实则是在上午10时死亡，终年55岁。吴俊升也立即死亡。日本顾问仪我诚也被暴风将衣服吹裂，但却只有足踝受了微伤。
在爆炸现场的附近，有被刺杀的两个中国人尸体，手里握着苏制的炸弹。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关东军立即发表：“两个中国人的行动可疑，经予刺杀；相信是南军(指革命军)便衣队所为。”
可是，爆炸物是120公斤左右的黄色炸药，被埋设在南满铁路的桥脚下。很多人根据直觉判断，认为像这样规模的爆炸装置，即使是有高度工兵技术的爆破者，其装置工作也得6小时左右；加以就其能计算得正好炸中张作霖所乘车厢的高度准确性看来，一般中国人固然办不到，就连日本人也恐怕只有关东军才会是具有如此能耐的真正凶手。
蒋介石是于当天在国民革命军的石家庄司令部得到消息的。
然而，虽则是关东军，也毕竟不能把阴谋隐瞒到底。在爆炸现场附近被刺的两个中国人身份，立即被调查出来。他们是被奉天失业军人刘戴明收罗来的有吗啡瘾的游民；而刘戴明则是受到为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佐所授意的某日本浪人之所指使。刘戴明在6月3日的早晨，带了3个游民到开设在满铁附属地区之内的“福开泉”浴堂，剃头、洗澡。换上衣服，其中有一个姓王的感到害怕，乃在入浴时溜走，剩下的两个就是被刺杀而暴尸原野的人。
姓王的在爆炸事件发生后，便跑到张学良的部下那里，说出了以上情况。另一方面，“福开泉”浴堂老板也出于好奇而去看看两个中国人的尸首，发现就是前一天来浴堂洗澡的客人。为之一惊，便急忙到奉天的日军宪兵队去报告。
两个死者手握的俄制炸弹，则被日本的在野党――民政党查出是日本奉天宪兵队长在奉天一家售货店所购买的。至此，已经可以明白推断得出：在事件背后，有关东军的存在。
虽然，在当时事件的全部真相是被不明不白地埋葬掉了，可是以上一些推断的正确性，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审判、乃至日本方面所公布的新发现的一些资料，得到了明确的证实。
“7月3日”
礼谒总理之灵，含泪言曰：中正不忍骤见吾师遗体，故暂不敢启棺，容俟正式祭告时瞻依，唯愿我师之灵之安也！中正此刻，万感交集，不知所怀，唯有忍泪默祷而已。
礼谒毕，即留居寺之含青舍，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于6月26(1928年)由南京出发，途中，先后受到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迎接。7月3日上午7时半，在盛大欢迎中进入北平。到陆军部更衣之后，便立即专诣北平郊外香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陵寝。
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北平之后，遗灵暂厝于碧云寺。蒋介石此刻的心情，最重要的是以孙中山期望完成的统一全国宏愿之实现，告慰于他的灵前。在当天的日记中，留有如上记述。
“7月6日”
读毕祭文，为之俯伏恸哭者久之。全堂亦无不泪下。回含青舍，谓夫人曰：方祭告总理时，闻哀乐之声一作，虽欲强抑悲怀，仍泪满襟臆，体力几不支矣！及瞻仰遗容，哀痛更不能自胜，呜呼！3年有半之岁月，中正所受之冤屈诽谤，直不知何自而可声诉也。
言次，不禁又泪下如雨。
祭典于7月6日举行。是日，蒋介石为主祭，未明起床，澄心静虑，迎接曙光。
上午8时20分，蒋介石偕同副祭者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列集灵堂，祭典开始，奏哀乐、主祭者献花，行三鞠躬礼；继之，由商震代读祭文：
“维中华民国17年7月6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去逝，于今已3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
“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服旧都，展谒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3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2月)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视团结。……中正……今后有生之日……当竭其全力……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祭灵之后，蒋介石仍留在北平(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
“10月10日”
日本狭隘嫉忌如此，余当益自强自奋可也。
10月8日，中常委会议任命了国府的主要组成人员：
国府委员为蒋介石、谭延？、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庆、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
谭延？、冯玉祥、胡汉民、林森、王宠惠、张继、戴季陶、孙科、蔡元培、陈果夫10人，分别担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院的正副院长。
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分别担任军政部、内政部部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目的是留住他们长期待在南京。
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由蒋介石担任；他选择10月10日“双十节”宣誓就职。同日，以国家元首身份向全国发表《国庆日告同胞文》：
敬于此十七年双十节，列举四端与同胞共勉之：一、发育国民强毅之体力，以挽救委靡文弱之颓风；二、保护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三、增进科学必需之常识，以开辟愚蠢锢蔽之迷信；四、灌进世界最近之文化，以力求国家社会之进步。
这是蒋第一次担任国家元首。此时的国民政府不同以往，它已是全国性的政权，蒋的政治地位已到了登峰又造极的地步。
国府成立，继美、英等国之后，在一两年之内，各国相继予以了承认，唯日本只派驻南京总领事冈本一策向外交部作了一番口头道贺。蒋对此十分恼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