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特有的态度。”
“所有的人都认为，遵守社会秩序、道德和信仰的农民应当养活城市，并像供给步兵营那样供给工业营的阔佬。”
……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九年前读着这些话，这些由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通过他的著作《农民的终结》讲出来的这些话时，所引起的心灵上的震颤乃至悲怆。
这些话之所以在我的心灵上引起共振、共鸣，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已任的作家。
我曾千百次地感叹：人类在早期无比虔诚地从事着的农业，至今还被称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怎么就一步步沦为最低贱的行业，从业者从而获得了一种类似“贱民”一样的身份？
不只是中国，这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著名学者秦晖先生曾撰文考据，“农民”一词在西方一些语言中就有“贱”的含义，带有贬的成分。
为什么？因为工业化的效率与利润？因为城市化的热闹与浮华？反正，在一些传统农民还在与土地缠绵缱绻的时候，更多的农民却在决绝地背离土地，走向了城市。
中国比那些发达国家略迟一些，直到二十世纪末才进入了“农民的终结”这一阶段。进入这个阶段时，中国农民一样地带了欢欣，也带了悲伤；带了豪迈，也带了自卑；带了踊跃，也带了畏缩；带了幸福，也带了苦难！
“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可是，土地从来没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的冷落。有些人打量她时目光中含着热切，但那是拥有资本的人正想把被他们的祖先奉若神明的土地变成新的资本，或是想从农民那空荡荡的衣兜里再搜去几个硬币。
仍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正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真正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而沾沾自喜，可是他们直起腰来探头看看，突然发现城市的高楼已经让他们后脑勺贴着脊梁骨也看不到顶儿了。而在许多许多的时候，他们被晾在一边，无权参与城里的讨论，无处表达他们的声音。
他们不明白，城里人的楼房比他们的高，城里人的腰包比他们的鼓，城里人的腰杆比他们的直，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土地上的人陷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困惑。但走出土地是他们的共同意愿，甚至老一代农民也在鼓动儿孙们到城里“出息”去。可是儿孙们去了，经常是带着心灵与肉体的累累创伤回来，带着瘪瘪的口袋回来。还有的儿孙们出去一趟，染一头红毛或黄毛却再不出门，整天骂他们的父母为什么不把他们生在城里！
土地，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沉重，这样喧闹，这样色彩斑斓，这样耐人寻味。
大约从1994年开始，我在土地上且走且看，且看且吟，开始了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的写作。我努力想把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描摹下来，加上一番思考，让人们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北方农村有个粗略的印象。第一部《缱绻与决绝》先在《大家》发表第一卷，《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创刊号做了转载，在《作家报》组织全国近二百名专家、学者评选的“1997年全国十佳小说”中名列长篇第一名，后又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25部候选作品之一；第二部《君子梦》（现更名为《天理暨人欲》）的第一卷由《当代》发表，2001年与《缱绻与决绝》一起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2002年《君子梦》又获首届齐鲁文学奖。现在第三部《青烟或白雾》也已问世，正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其实，我明白这三部作品还有许多的不足，即使得到一些好评，那也是对我这种涉足许多作家不愿涉足的领域的行为的一种鼓励。而且，我更明白自己的工作是怎样地于世无补。我在土地上吟咏，吟歌，甚至吟啸，其实丝毫改变不了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到最后把自己累病，大口大口地喝着苦药汤的时候，我尝到的苦实际上抵不上农民之苦的百分之一。
唉，土地，你默默地铺展在那里，把什么都展示清楚了，还用着我来饶舌吗？
好在气候开始变了，一年年地更加风调雨顺。庄稼，花朵，树木，楼房，人的心灵和身个儿，都会成长起来的。
所以，我擦一把嘴边的苦药汤，转而欣慰，转而庆幸。
我想，当有一天一个作家的吟唱汇入全中国农民的吟唱，当全中国农民的吟唱汇入全人类的吟唱的时候，那将是多么恢宏的音乐，多么美妙的情景！
我殷切地期盼着，并且高竖起耳朵准备聆听。
顺便说一下，我在第三部《青烟或白雾》中写到陈永贵时，曾参阅了冯东书所著的《“文盲宰相”陈永贵》和映泉所著的《陈永贵传》，在此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