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决定亚洲的外因

？ 美国的大陆均衡政策

美国是一个独立于传统欧亚大陆之外的新帝国，对美国来说，如果要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就必须向当年的大英帝国学习，即对整个亚欧大陆采取大陆均衡政策。其实任何一个已经上升为世界顶级的帝国都有一个同样的心理——怎样防止别人颠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呢？美国人也是研究历史的，他们其实也明白内圣外王的道理，只不过他们更注重实践——除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之外，还要防止别人建立敌对的联盟。美国和世界都明白，现在单独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挑战美国，而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置美国于危险的境地。

美国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历史上也总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老二和老三、老四总是习惯性地联合起来反对老大，这显然是出于国家间竞争的本性。当年的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曾经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它统驭的领域如此之大，以至在帝国的天空上永远有太阳，这样的帝国远比欧洲人为之骄傲的罗马帝国更宏伟、更庞大，但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帝国、拿破仑帝国、威廉德国、第三帝国几次三番地联合欧洲其它国家对其进行打击之后，大英帝国终于在1945年让出世界中心的地位。尽管挑战者也未能如愿以偿，但也成功地让伦敦的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了转移，华盛顿和莫斯科共同分享了大英帝国之后的权力和地位。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解散北约、日美联盟以及一系列在冷战中建立的联盟关系，反而不断加强这种联盟，就是出于一种担心。一旦美国放开缰绳，这些盟友没有了前苏联的压力，立刻就会三心二意，其中有野心的家伙立刻就会拉拢一些人等待掣肘美国的机会，而一旦当实力和机会出现重叠的时候，美国也必将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前车之鉴，美国怎能不防范呢？

但即使美国如此用心良苦，法国和德国的握手言和还是让欧洲重新找到了轴心。美国已经对欧洲的联合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欧洲的联合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美国看来也只能利用离间、遏制等手段阻滞欧洲的成长。同时，在东方，如果再出现一个亚洲联盟，美国就将寝食难安了——在大战略上，美国没有多少选择，它只能想方设法地遏制每一个潜在的对手，无论它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它曾经是敌人还是盟友。

？ 老谋深算的欧洲

无论是对新大陆而言还是对东方来说，欧洲都算得上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家伙。现代国家关系首先就诞生在欧洲，欧洲的殖民历史使欧洲更清楚这个世界，更了解怎样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在国际关系史中，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赫胥黎、丘吉尔等都曾造就过登峰造极的、左右世界的策略，有些是宏伟的大政治外交，有些则是充满了卑鄙肮脏的阴谋，但无论怎样，对他们的祖国而言，他们都是国家利益伟大的捍卫者。对整个欧洲而言，则意味着欧洲深谋远虑的功底更加深厚、掣肘世界的手段更加老辣。

欧洲是现代思想意识的渊源之地，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欧洲的思想一直是世界的主流，并一手构造了1492年以后的国际关系体系。欧洲从最初的殖民思想到后来的启蒙思想，再到现代成熟流畅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在社会、国家、经济和民众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完善的体制。对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现代欧洲几乎就是欧洲人渴求的理想国。

1950年，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否定了以人性本恶为国际关系理论出发点的论调，这表现出欧美在认识国家间竞争上已经超越了启蒙思想中简单、粗糙的人性非善即恶的基本观念。约翰·赫兹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他的论述认为只要社会个体间共处但未结成更高的统一，那么就总是处在一种“安全两难”的状态中，即这是一种矛盾，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总是对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权利是否被侵犯感到担忧，而这种担忧导致的结论就是：必须不断地寻求更高的手段和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一切。结果就是无止境地追求，占有更多的资源，强化权势和寻求遏制政策。最终导致彼此间永无休止地竞争。赫兹最终的结论似乎是在验证霍布斯所言的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竞争是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性——这倒很有趣，难道这种无政府状态就不是出于人性了吗？

约翰·赫兹对现实主义进行这种修补尽管并没有真正脱离人性溯源，但这种以面对现实国际关系状态的思考方式已经形成所谓的新现实主义，也就是结构现实主义，即以研究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状态来重新论述现代国际关系。

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代替人性论开始主宰西方国际关系思想，也许这种思想变迁更能说明欧洲的老谋深算——现代欧美已经达到鼎盛时代，到了该是改变无政府状态为西方建立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时代了。

欧洲对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最为深厚，它的行为也直接铸造了现代国际社会，欧洲既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导演也是其中的主角。

欧洲对世界的老谋深算在殖民时代表现得最为经典。

当欧洲以无可比拟的工业和航海优势，从亚欧大陆一隅向世界各地展开攻击的时候，表现得是那样贪婪。美洲的黄金、矿藏、种植园、土地；非洲的钻石、象牙、黑奴；亚洲的香料、茶叶；中国的瓷器、丝绸、廉价劳工、白银；中东的石油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要掠夺的。殖民者在美洲、澳洲、南非等土著文明很弱、抵抗力很低的地方就直接将广阔的土地纳入欧洲国家版图，同时为保持白人的种族相对优势，防止土著人利用人口优势反扑，在南北美洲和澳洲进行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旷日持久的屠杀，以致这些土著居民到现在为止已经成为类似保护动物一样，被送进所谓的保护地；而在印度、中国等文明发达的地区则采取资源、财富掠夺的手段——这是一种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手段的方法。而当欧洲由于内战，欧洲各国普遍衰落的时候，欧洲发现它们在全世界的殖民浪潮已经过了巅峰，现在到了不得不退潮的时候，欧洲人不是一走了之，而是颇有远见地在世界各地种下矛盾之火，这样即使在欧洲暂时力量无法顾及的时候，亚洲、非洲也不至于迅速强大起来，这些矛盾之火会让他们互相厮杀，把仅有的力量消耗在彼此永无休止的争端中。在亚洲，既然日本已经强大起来了，那就要刻意维持它和中国这个传统亚洲领袖之间本来就已经深化的矛盾；同时利用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既削弱俄国在远东的过分扩张也压制日本过快地强大；在冷战中，法国出让在越南的利益，以引导美国填补欧洲在越南的真空；当印度独立运动无法遏制的时候，英国就用《蒙巴顿协议》分裂了大印度，使其一分为三，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至今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矛盾重重；从大亚洲战略的角度考虑，刻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一条麦克马洪线，将传统的印度和中国分界线向中国一侧大幅移动，以求制造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伊斯兰文明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宿敌，在英国不得不从伊拉克、巴勒斯坦、伊朗等地撤退的时候，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即支持流散于全世界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这就是以色列的诞生，由此制造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立之初发动突然战争几乎将以色列铲平，但美国和欧洲迅速行动，逼迫阿拉伯人停战，以色列利用这个间隙迅速调整军事部署，并从美国得到大批援助，之后一举扭转战局，阿拉伯人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非洲，尽管欧洲各国此时已经不再建立殖民地，但在殖民浪潮退潮期间，欧洲为非洲的部族矛盾撒下了足够的火种，这个火种遍及非洲大陆，几乎没有国家幸免——边界争端、部族仇恨、种族歧视、矿产争夺、石油利益、疾病蔓延、贫穷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以至于非洲各种武装力量此起彼伏，政变、革命司空见惯。欧洲大国间的角逐更是充满尔虞我诈，由于欧洲强国林立，其利益遍及世界，所以欧洲大国间的角逐往往将全世界都卷入其中，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欧洲大国之间矛盾爆发——在那个时代，欧洲几乎就是世界所有主要矛盾和战争的策源地。

老欧洲现在有了新欧盟——欧洲利用美国和前苏联的对峙，保持低调近半个世纪，并不过多参与美国和前苏联的冷战，不把有限的资源和财富投在扩军备战上，而是借助北约，即主要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欧洲。同时借助美国的战后经济援助重新崛起，欧洲的政治家们也在美苏两大板块压力下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解决了欧洲一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争论——要统一的欧洲还是要分裂的欧洲？现在，欧盟已经在健康地成长，也许其中会有些波折，如欧盟宪法被法国民众否决而面临危机等，但以欧洲的睿智，这显然不是太大的问题，欧洲重新角逐世界的时代肯定又将到来。

显然对于亚洲来说，亚洲未来的命运就将决定于这样一场选拔赛，这场选拔赛由两个级别构成：一个是亚洲级别的，即在亚洲本土的四支强队之间进行比赛，以决出一个优胜者；然后这个优胜者再联合亚洲其他强队共同组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级的权力竞赛，即参加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最后角逐赛。

现在就将赌注押在亚洲任何一支强队上都可能还为时尚早，因为仅这场亚洲区的竞赛至少要进行30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结果，然后还要看这个优胜者能否在亚洲成功组队以参加世界级的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