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概念
对人的判断上，大多数人还是十分虔诚地相信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相信上帝。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多么伟大，其实我们也只是上帝一个工厂的产品而已；也不要以为上帝有多么了不起，他也只是我们的哲学家构思出来的谎言罢了，我们与他的区别只是在于——他制造的产品会繁衍，而我们制造的产品却只是没有生命的物体。但今天，我们既实现了机器制造机器，也实现了制造有生命的生物机器人的梦想。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上帝也不过如此。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自身还从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因改变自身而改变伦理、制度、法律等社会实质。自然，生物技术与医学有直接的关系，求生与祈求健康是人天然的愿望，技术应用在挽救生命上是无可非议的。“在20世纪90年代，心脏起搏器被植入体内是一种突破，因为这已不是寻找活体器官，而是活体器官和电子器具的结合，目的是恢复已丧失或变坏了的能力。”但是，“人体能力的改善似乎将是这类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大脑神经元和硅元件的结合打开了仿生人的潘多拉盒子。”
自然，我们的技术会令我们变得强大起来。“有些试验使我们发现，这种结合使人体器官产生了新的能力。人会因此而具有超人的力量、极强的记忆力、精确的感觉力和更长的寿命吗？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是，由于神经科医生和电子专家在神经元和微处理器的基本结合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仿生人的神话已稍稍突破了科幻的范围。”但是人如果改变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原有身体，那么，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本源概念——人的概念，什么样的人才是具有合法权益的人，是上帝赐予的人还是生化人，或者生物机器人？
研究人员之一的费尔南迪诺·穆萨·伊瓦利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直到最近一个时期，生物神经系统还只是技术获得启示的对象。现在，我们已进入神经系统本身，从而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也许神经系统是生物学上鉴别社会人的基本因素，但如今生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早晚会出现一台机器的智力会与人平起平坐，也许在应用阴谋诡计上它还显得幼稚，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完全预测说不会产生与人类智慧相当的生物机器人，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说能够制止生物机器人、生化人、克隆人的出现。而一旦他们出现，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概念呢？
“这一研究成果已开始应用于简单的生物传感器。在洛杉矶，神经科医生米歇尔·博德里利用老鼠和兔子的大脑制成的仿生体，提示士兵注意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蒙大拿大学的昆虫学家杰里·布罗芒申克引导蜜蜂寻找爆炸物。他的一个合作者汤姆·贝克对蛾子触觉的识别气味的能力进行了研究。他想最终研制出一种能够探测出爆炸物确切位置的仿生体。美国在这方面的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军事方面。”将技术应用在这些方面并不会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这些是技术的正常应用范围，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也许我们不再是上帝唯一的孩子了，我们自己制造的艺术品将在法律上与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权利了。这也许就是二三十年后的事。
可见，人不是自然的精灵，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一部分。我们既不是自然的上帝，也不是自己的上帝，更没有一个虚无的上帝支配我们。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人究竟是世界的主宰还是上帝的奴隶？蒙昧之初，人类几乎绝对虔诚地相信神的存在，但随着知识和力量的增长，人类越来越自信，进而到了藐视自然的地步，似乎人类主宰自然的日子指日可待，是这样吗？
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的主宰，永远都不是。
在《圣经》中有一个词：威利坦，这是指海中的怪兽，在《圣经》中是邪恶力量的代表。这实际上来源于航海者对巨型章鱼这类海洋动物的恐惧，儒勒·凡尔纳就曾经在其作品中渲染过它魔鬼般的狡诈和力量。在广阔的太平洋中，就有一种被称为Octopusdofleni的巨型章鱼。
章鱼善于伪装，它可以在瞬间将自己和周围混合起来，它的皮肤使它和周围的礁石、海藻没什么区别，这既可以躲过海豹这样的天敌，也可以在猎物游过的时候突然攻击。在不同类型的章鱼之中，有的可以分泌出一种毒素，有的在深海中则把吸盘进化成了可以发光的器官等等。这和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没有，两者都是在进行一种系统性的智慧和角逐游戏。在选择间谍的时候，有一条标准就是尽可能选择不引人注目的人，相貌平平、令人过目即忘是最佳标准，智慧就是需要这样的外衣。但如果在谍海深处，美丽鲜艳的女色则又是一道间谍的风景——道理是一样的，平凡是伪装，美丽是炫目，同样可以达到避开怀疑的目的。
在人类的普通认识中，往往认为动物只是一种低等的生物，谈不上什么智慧，它们的活动更类似于条件反射般的方式——饥饿促使觅食，生存为了繁殖。但好像这过于贬低章鱼了。在一次试验中，章鱼明白只有打开广口瓶的盖子才能吃到里面的龙虾，而不是周而复始地围着它转个不停。这就是一种“概念智力”的思维方式，章鱼实际上有两套既独立又联系的记忆系统，一个是大脑（包含5亿个神经元），一个是源于吸盘的经验式的记忆系统——这和人一样，人类的认识同样来源于经验和自身的遗传信息。人类对这种神经及思维模式还远没有弄清楚。
也许，人和动物在自然意义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在于进化的方向不同：狗在嗅觉方面不断加强；鸟类希望借助飞翔开拓生存空间；狮子靠狮群的合作和卓越的攻击能力获得尊敬；鲨鱼也是一样，借助群体间的组织协作力量，但它不想离开水；而人类，希望靠狡猾地利用各种工具来填饱肚子，而靠工具就不得不进行大脑的生物进化。这看似获得了上帝的青睐，实际上，在自然眼中，人类也只是众多生物中的一种，毫无特殊而言。
那么，如果说人类在生命的七大特征上与各种生物并无二致的话（只是在各个生命系统反面进化的程度不同而已），那么人类是不是在社会性方面可以区别于其他生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自然是十分伟大而复杂的，千万别高估人类的能力。在自然眼中，我们和导致我们生病的病毒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性也同样不是人类的创造。
人类社会无论是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还是在意识混浊的时候都只是上帝实验室中的小白鼠而已，在人意识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即人更加表现出其本质的部分。如人在醉酒后就往往表现出意识缺失，流露出的多是本身生物属性的强大特征。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也发现，酗酒成瘾同样有生物学基因因素，而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在动物中也存在母亲对子女的社会性影响。关系到人类社会法律和社会文明的情绪、忧郁和性冲动等就和血管中血清素的含量密切相关，而血清素含量低的猴子在猴群中也是表现得易于冲动和自控力低，它们往往更容易喝醉和好斗。在美国科学家的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话：
“希格利发现，尽管基因会影响一个人成为酗酒者的几率，是否有母亲照料以及正常的社会生活也非常重要。如果猕猴一出生就离开母亲，并且从来不和母亲共同生活，如果它们只能从同伴而不是母亲那里获得社会经验，它们通常会尝试饮酒来开始社会生活。”
这和人类社会中破碎的家庭中的孩子何其相似啊。
也许，人类的法律早晚有一天会认识到，一个人酗酒并不是单纯的自制力差，而是有着生物学原因的。“如果他们有容易酗酒成瘾的家族基因，一个糟糕的童年也足以打破平衡，把它们送进长期酗酒者的行列。”在今天的人类社会中，人类过于看重自己的社会性了，而没有认识到自己根本没有超越自然，就在他们的身体里，自然的因素实际上时刻在支配着每一个人。完全的怪罪某人长期酗酒实际上是对他生物特异性的不公正，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还没有进化到依据个体生物属性的区别而制定法律和社会规则的程度。同样，今天的法律还只是针对社会平均标准而制定的，它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是不公正的，人类的能力还没有达到将法律制定得精确到为每个人量体裁衣的程度——充分依据每个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环境差异而制定对应的标准，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但这的的确确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记住希格利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血清素是大脑的刹车闸。它控制着我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而每个人的血清素含量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甚至在一天中的各个时段都不尽相同。弗洛伊德的研究就是要告诉人们——人类的意识世界并非是上帝的赋予，而是大自然的杰作。人类在大自然眼中只不过是它制造的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一个机器而已。甚至人类自认为区别于动物属性的意识活动，也是自然世界制造的生物计算机活动的结果。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就如此说：“自我甚至左右不了自己，只能依赖潜意识活动中微不足道的信息。”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每一个活动都受制于潜意识。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甚至会得到令我们十分丧气和恐惧的结论：整个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受潜意识支配的，我们只不过是自然界的木偶，我们的伟大文明原来也不过是自然的木偶戏，那我们是什么呢？这样说并非仅仅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现代新兴的进化心理学和现代大脑扫描技术同样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
如果还有人争论说，人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人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一个有区别于动物的政治活动。那么，不妨再看看科学家对动物社会组织性的研究。有趣的是这次科学家研究的是蚂蚁的强权统治方式和人类强权政治之间的共同之处。在《自然》杂志上，有一篇英格兰的大学教授弗朗西斯·拉脱奈克斯的研究论文。
“如果母蚁的地位受到其它雌性蚂蚁的威胁，她就会用刺对付挑衅者，并留下特殊的化学混合物。”一旦级别更低的蚂蚁发现这一化学物质，就会攻击这个挑战的蚂蚁，直到它死亡。拉脱奈克斯说：“这项研究表明蚂蚁和人类存在共同点，用武力维持社会秩序以防止出现不端行为。”
这和人类专制统治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人类的战争似乎证明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生存的束缚——由同自然的战争转变到同类间的战争，是外界压力消失的标志——证明了人类已经形成了区别于动物的文明。其实狮群之间也存在领地的战争，每个狮群内部也保持秩序和等级，有什么不同吗？人类利用工具，那是因为人类选择进化大脑，而狮子选择进化的是牙齿。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换算成利益，自然，如果你把亲情也看成是一种感情利益的话就更完美了。任何人之间的交往、诽谤、阴谋、战争、示好、亲密背后都隐藏着利益。所有的行为都按照一种社会契约的模式，即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套社会规则，这种规则自人出生后就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教化着每一个人。这就是说，任何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都在自觉地或潜意识地按照自然要求的去做。
这是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中的一篇文章：
我在研究中前进了一步，即寻找按规则行动的证据。我对社交游戏——在很多哺乳动物，尤其是在幼畜中普遍表现为快乐的打斗尤为感兴趣，因为这种打斗具有专门的交战规则，从而使参与者能够给一些举动以新的解释，否则这些举动看起来就可能升级为大打出手。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动物确实遵守规则，而且它们希望其它动物也能这样。
我对小狗和小狼的观察结果显示，它们使用一种特殊的信号来防止对游戏行为的误解。它们在发起游戏时，会做出一种“鞠躬”的动作，即蜷曲前肢，同时把屁股翘起来，以改变动作的含意。我还发现，游戏者在猛击身体和撕咬时，经常利用自我强加的障碍来限制自己与较弱的玩伴打斗时的力量。角色互换也很普遍，这样在游戏时，强者经常会让弱者占上风。这类行为减少了玩伴之间在体型、力量等优势方面的不平等，从而培养了对开展游戏至关重要的合作和互惠。
遵守游戏规则看来有助于个体融入群体，从而获取群体生活的好处。不过道德感还可能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从而建立强大的成功的群体，让整个群体受益。
所有这一切在人类道德方面能告知我们什么呢？首先，道德不是由我们创造的，其起源要比我们自身的起源久远得多。其次，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人类在道德上优于其它动物的观点。诚然，我们聪明的大脑赋予我们高度复杂的是非感，但同时也赋予我们更大的操纵他人的余地——作弊、欺骗、试图从不道德的行为中获利。
？ 善还是恶
为什么要从人开始呢？因为这是人的历史。
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善和恶，似乎这是人类所有矛盾的根源。
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由人来问的，最终也要人来回答。任何事也都是人性使然。
“人之初，性本善”是儒家哲学的起点，而与之对应的也有“人之初，性本恶”一说，哪一个对呢？
在人性思想方面，孟子是主张性善论的主要代表，他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善端”即“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告子上》中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故有之也。”对人的非分之举他则完全归因于外界因素，“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过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
在《梁惠王上》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呼？”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遗其君者也，何必曰利？”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孟子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是否对他的国家有什么良策？孟子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利呢？只提仁义不可以吗？如果国君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有利于我的家园，士子、百姓说怎样有利于我个人？如果举国上下都只追逐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谋反弑君的必定是那些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士大夫在万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千乘兵车，在千乘兵车的国家中拥有百乘兵车，可谓富甲一方，然而，如果都本着先利后义的原则的话，那么不把国君的全部权利和财富都置于自己手中他是不会罢休的。但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尚仁者会遗弃父母，也从来没有一个尚义者会背叛君主。那么，作君王的是不是只提仁义就能安保太平了呢？何必出口必言利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孟子将之所以推崇仁政的哲学阐述得很清楚，与王政最直接的矛盾就是“利”，孟子哲学认为仁心是人所固有的，也就是“性本善论”，这种仁心无需外求，而是需要“反求诸己而已”，也就是要自我修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这段文字出自孟子《尽心下》一文，要求人们从清心寡欲做起，修身养性，逐渐做到内圣外王。“人人可为舜尧”，这就要首先消除人为利而引出的矛盾，消除矛盾的根源，各自遵循各自的人生轨迹，与人为善，人与人和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这里的“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君王以这种心治理国家，臣民又遵循仁义理智的教义，那么可谓政通人和，天下太平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的哲学也只是众多的思想之一，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主张，他带着他的梦想去拜见一个个君王，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最终也没有一位君王真正接纳他的哲学，更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治主题是富国强兵，以图霸业。而孔子、孟子的主张过于偏离现实，君王们要的是长矛和粮食，而孔子、孟子给的是哲学殿堂。哲学殿堂固然令人崇尚，但那应是在霸业已就，需要从长治国之时。换句话说，正是商鞅变法奠定了秦一统天下的基础，而不是孔孟哲学，也正如秦王朝的暴政违背了孔孟的重民轻君思想而导致覆没一样。
事实上，利益与仁政并不是矛盾的一对，但却要有个平衡点，这还是要归结到人性的善与恶上。孟子的言论、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这是他的出发点，然而，人真的性本善吗？如果不是性善，那就一定是性恶吗？
看看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有人生下来就是皇帝，有人生下来就是奴隶，公平吗？有人虽贵为名门望族却荒淫无度，为害一方，有人同样出身高贵，却功绩斐然，名垂青史，是生活方式不同吗？有人一生贫寒，愁苦凄凉终日，最后冻死路边，有人贫贱不移，隐思勤奋，终有所成，是命运吗？
其实，相信命运还不如相信这样的一个公式：
命运=人性×性格×后天思想（环境）
自然，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表达方式。
性格，有其生物属性，而后天的环境（包括各种环境，如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宗教环境、社会环境等）也是导致其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后天思想则是影响人性的主要因素，人的性格难以改变，这就像每个物体都有固有频率一样。性格与后天思想互相影响，最终决定这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也就同样决定了他的命运。当然，有些后天环境不是某个人凭个人能力所能决定的——如生而为奴，那么他也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中的默默无闻者。而有的人虽生于贫寒，但终究是生活在人人皆有机会的社会中，所以，他可能会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获得成功，如林肯。人离不开社会，人与社会就像鱼和水，至于人性，生来是没有区别的，人生下来时，只有性格的懒惰与勤奋、毅力的坚韧和脆弱，而没有善与恶，善与恶是在后天中形成的，是社会和个人环境以及他的性格三者共同铸就了他的思想。
人生下来时只是一张白纸，是他的性格、他外在的环境和他这个时代的社会共同在这张白纸上描绘出的一幅命运之画。
其实研究人性是一个亘古的命题，也是一个应该用现代科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人性无处不在，这不能仅以宗教、阶级划分，也不能用不同文明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种表像来表达，因为这些都只是人性的表像而已，相反，它只能证明人性的存在和它的伟大，而不是否认。如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他们都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那就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以地中海为内湖的大帝国之王，他们都坐在一把相同的椅子上——他们是皇帝，大权在握，有千百万的奴隶，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观看角斗表演，可以把任何人投放到罗马竞技场，包括元老院的元老或是一位将军，他也可以用一支军队去征服一个国家，然后将那里的人民屠杀或是变为奴隶，这都随他。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帝国，军队是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核心，而皇帝是军队的灵魂，也就是说他有强权，必要时可以用剑而不是法律来说话，这也就为他的人性表演提供了保证。
恺撒是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好评的一位罗马统治者，他慈善、明智、宽容、温和有理、忠于朋友，他没有像苏拉和马略那样对政敌采取残酷的报复，斩尽杀绝。恺撒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非常想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但那时罗马共和制思想还是那么坚固，他不可能直截了当地戴上皇冠，当有人在城门口前把他当作一位凯旋而归的国王来迎接的时候，他很高兴，但他说：“我不是国王，我是恺撒！”是虚伪吗？自大吗？他是恺撒，所以根本不屑作为一个国王吗？的确，恺撒后来在历史书中一直是一位高于一般皇帝的凯撒大帝——俄罗斯和德国的皇帝称谓也都来缘于恺撒一词，也许，他的一生可以用他征服小亚细亚后的一句话来总结：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不是吗？他同样也征服了罗马帝国，他真的不可一世，但恺撒从没有真正称帝，也就是说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皇帝，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凯撒大帝。作为一个军人，他有征服敌人的军事才能和军事素质，也像普通军人那样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在西班牙战胜庞培两兄弟时说：“过去我是为取胜而战，这次我是为生存而战。”同样，作为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有时也不得不赌一回，在渡过鲁比扎河的时候，他说：“股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当作为一个男人时，在征服埃及以后，他又醉心于埃及女皇科列奥帕特拉的美貌，以至有人评说：“如果科列奥帕特拉的鼻子短那么一点，那么世界历史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作为一个帝国的征服者，他已准备好征服帕提亚，以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然而，他的仁慈为他带来了不幸。公元前44年3月15日，在他远征的前三天，他被元老院刺杀，凶手就是那些受到恺撒宽容的元老们。而作为一个政治演员，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明明是共和制的终结者，然而却以“奥古斯都”这种元首制做法赢得了“共和国的恢复者和自由战士”的赞誉，正如维尔斯所说：“在这出罗马共和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他是一个比其他演员气势都大，能力都高的人。总起来看，他也许是当时罗马可能产生的最好的人物了。”恺撒未能突破的共和制障碍，屋大维不但突破了，而且利用了。
相反，尼禄在罗马史上却以极端荒淫、残忍而著称。在罗马和平盛世之时，尼禄就有了为所欲为的机会。为所欲为，这是人性的一个真实要求，人类理想在现实中因面临诸多的、冷酷的限制而不可能实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几个人有机会在为所欲为方面得到尝试。尼禄就是其中之一。皇帝实质上是国家管理中的一环，是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一个职位，当然，这是一个核心位置，因而自古许多人为它明争暗斗，因为这个职位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尽管有时权力的大小会因时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尼禄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位置，罗马帝国处于盛世，官僚体系完备，社会稳定，皇权相对集中，以致可以让他为所欲为，让他尽力展示人性，他完全没有兴趣思考作为一个皇帝应尽的职责，而是醉心于音乐、戏剧、赛车和女人，并且喜欢用残忍的手段对付每个人。公元59年，他派人杀死了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因为他担心她会和他争夺王位；之后又逼死了已经辞职的塞涅卡；不久，他又恢复了叛逆法，这也就意味着许多贵族将会因此而丧命；尼禄遗弃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屋大维的女儿，他还公开让娼妓在皇宫大跳裸体舞，而且，他还身披新娘婚纱嫁给一个淫童。公元64年，他又放火烧了整个罗马城，为的是在这里重建一座巨大的宫殿，名为金宫；尼禄对艺术有着出奇的迷恋，亲自参加舞蹈、歌唱和赛车等各种比赛，并且坚持以平等的身份参加，他甚至亲自参加角斗士的竞技与表演，一个皇帝到了如此地步，除了背叛还会有别的选择吗？一个企图推翻尼禄的将领失败后被处死，尼禄问他何以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誓言，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深受人民爱戴的时候，全军都是同样忠诚，会拥护你，但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车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尼禄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但不能否定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的这种精神正如他死前的呼声——“在我身上死去的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如果在今天，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毕加索，同样，毕加索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可能是一位好皇帝。
尼禄为人残忍，却不能说明人性就是残忍、是恶。只是人有了施展的机会才将人性的劣根性暴露无遗。反过来也证明人有劣根性？不，不是这样，屋大维也同样残忍地对待他的政敌，但仅限于政敌，却不是随意施暴，恺撒更不是，他的宽容和善良有目共睹，他们都是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帝，施政手段和为人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是他们的性格与后天思想的结果。
在李维的《罗马史》和玻里比阿的《通史》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罗马帝国的皇帝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果单以善恶为论，各自都占有不小的比例，如果谁有兴趣做一个统计学调查，调查世界各国元首的善恶性，相信大致的比例应在50%左右，当然，这会有社会时势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不影响人性的表现，只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再以简单、残忍的屠杀、奴役为手段了，表现残忍、冷酷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不顾民众疾苦的苛捐杂税等。
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行为史，国家、社会是人类的组织形式；战争、商业行为则是人类争夺利益的表现；而宗教、文化则是人类对自身意识的思考和表现。如果把整个人类看作上帝，那么怎么用战争来解释创造文明这种伟大呢？可见人类不是上帝，人类也不是撒旦，不仅仅是毁灭和破坏，还有创造和繁荣。
权力与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人性与权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孪生姐妹，几乎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权力，因为获得权力是施展人性的保障。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有一句著名的警世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真的如此邪恶吗？《权力论》作者丹尼斯·朗则一语道破，他说阿克顿只表达了“一半真理”，另一半真理是：“权力可以使人崇高，正像使人腐败一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丹尼斯·朗对权力与人性的理解更为透彻和完整。
？ 人性
人性的善与恶，同时存在，如果问善与恶的目的是什么？回答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实际上，说人性的善与恶都是在说他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善还是恶，区分这种善与恶有时根本没有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甚至显得毫无意义。如恺撒为争夺罗马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是基于千万人的生命之上的，屠杀生命不可谓善，而这对于稳定罗马帝国，对于罗马帝国的发展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延续来说都是有益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难道只因为要行善就放弃这些吗·上帝有两只手，从来都是一只手黑，一只手白。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那么究竟恺撒是性善还是性恶呢？结果是一味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回头再来思考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这究竟是人性本源的哲学思考还是人类行为手段的思考呢？不言自明，离开了目的的思考是没有价值的，利益是人类的核心，这么说似乎背离了孟子的学说，孟子主张不提利益只谈仁政，似乎只提利益太过唯利是图，又太危险。实则相反，孟子哲学的精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出世之精神行入世之事——其精神更接近于道学，而行事更接近于兵学。在现实世界中，面对诸多形势，则取中庸，不是简单的行中间之道，而是力求在现实中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既顺应自然又不失利益。孔孟哲学的目的是获利，而且是获大利，而不是否定利益，他们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建议梁惠王施行仁政的目的是易于统治，清心寡欲的目的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削弱巧取豪夺，是向土地、勤劳要利。孔孟哲学奉劝历代帝王的也是这样，而历代帝王作为世俗的领袖，他们更精明地看到的是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哲学的确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这样的思想有利于削弱民众的反抗精神，默认不公平，转而简单地向土地、向自己提要求，这变异了孔儒哲学的原意，慢慢地背道而驰，变成了一种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帝王们的要求——他们其实不否认儒学的良好意愿，但更愿意看到这种愚民政策的效果，因为他们是现实的统治者，他们不能不认清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距离，否则他们就将置自己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们的权利。
孔孟哲学似乎遗忘了人性中的惰性。实际上，任何生物都有这种惰性，也正是这种惰性促成了自然界的生存竟争，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缺点。当一块草地上几种生物共生时，由于食物源已经分配完毕，后来者要么到更远的地方，要么掠夺邻近者，否则就会饿死。生物的共性之一就是惧怕死亡，之二是生存，之三是懒惰——这可以避免消耗过多的体力，因为与其用这份体力去觅食还不如去掠夺，这是一个生存法则。那么后来的生物就只有消灭其它生物才能生存。事情进一步发展，当更远的地方的食物源也被分配完毕后，再后来者就只有两种选择了：其一是饿死，其二是掠夺。选择第一个它是不情愿的，但在其体力不支持它掠夺的时候就只有被淘汰了，相反，体力足够时，它就只能去掠夺，这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是后来者如果体力不支，又不甘心就这样被淘汰时，就会采取一种组织形式，这就是联合。联合有几种方式，一是联合其它后来者合力进攻，二是联合后来者中的一个攻击另一个，三是用各种计谋除掉一个原有者，自然历史就这样演化了。
可见，生存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是发展，生存与发展没有严格的区分，发展只是生存的继续。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是想达到一种生存的目的就止步不前的发展模式，如果掠夺成功为什么还要自己去耕种呢？这显然是一种海盗式逻辑，但这种逻辑却符合自然界的生存学原则，如果都只是简单地为生存而生存的话，那生物也只需保持在原始细胞阶段就可以了。如果既要繁荣的世界，又要坚持仁慈，那你怎么做到既要狮子活下去又不吃羊呢？
在历史上，违背仁慈却符合历史进化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些被称为大逆不道，在“9·11”事件中，本·拉登无疑是美国的敌人，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主义者，然而美国却宣布为这是对美国的战争行为，这里，美国显然似乎过于热衷于这样一种后果，它急于要进行一场战争，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中亚，控制那里的石油资源，以及一些战略要地。然而美国似乎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宣布为战争，那无异于是说本·拉登是一位反美英雄。事实上，在本·拉登的世界中，也就是在阿拉伯世界中，支持本·拉登的大有人在——从沙特王室到阿拉伯贫民都有，而如果美国仅宣布本·拉登是一个罪犯的话，那得到的道义支持要远远大于今天，当然，这就和中亚的石油相去甚远了。明显可以看出，美国统治者并不是具有远大眼光的领导者，而只是战略实利者。
人对利益的追求是源于生存这个古老而恒久的主题。当竞争成为人类生命的主题的时候，人的利益也得到广泛延展，已经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生理需要，而是包括了道义、荣誉、信仰、亲情、民族感、国家感等内容。侵犯了这些方面，对于一些人而言也就等于侵犯了他的生命，他会奋不顾身地反击，当然，大多数人还处在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保护。
自然，历史中大部分是普通民众，他们或成为奴隶，或受到屠杀，或受到欺压，而只有少数人成为特权阶级，这大部分的人的权利没有受到侵犯吗？为什么不反击呢？因为历史竞争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求人们之间有组织协作，这种组织体系之内有分工，也就有利益分配制度。有竞争就有不公平，绝对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已，这是普遍的社会契约。而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组织体系的利益，大部分人都只能认领这份利益，否则会毁掉整个组织，那么连基本的生存利益也无法保障，除非他们有能力以一种新的制度取代之。
在人性中，我们似乎总是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不停地奋斗、生活、赚钱、享受、繁衍后代、对社会大发议论？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和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发现，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受人性中一个最终原则，或者说是终极目的支配，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不停地追逐完美，即人性中有一个完美主义原则。
究竟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呢？也许还是莎士比亚说的文雅含蓄一些，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他的理性多么高贵，他的力量多么伟大，他的仪表多么优美，他的举动多么文雅。他的行为像一个天使，他的智慧像一位天神。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当然，还得把他最后一句话去掉，然后就完美地表达了什么是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即人天生有在所有方面都追求完美的本性。
1971年，三个嬉皮士创立了一个咖啡馆，它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星巴克，这里的咖啡价格不菲，但并不是添加了什么，而只是纯正的咖啡，为什么还这么吸引人呢？星巴克的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我们创立的星巴克是一个绿洲，是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地。”咖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饮品，它所包含的意境远远大于它本身，许多人的生活已经融于其中了。星巴克提供的是一种情调，正像音乐无需翻译一样，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们共享，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愉悦。
当星巴克于1971年诞生之时，加布里埃勒·科科·香奈尔却在同年去世。提起香奈尔，在时装界没人不知道。美国时装记者尼娜·海德曾评论香奈尔的继承人卡尔·拉格费尔特说：“每一季都从零开始。”永远不满足，总是渴望创造新东西，这就是香奈儿。
当你开着一辆法拉利跑车驶出你的海滨别墅，然后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屋，开门那一刻，海风同时吹起你的女友身上的香奈尔时装时，那种亮丽似乎刹那间感染了整个咖啡屋的时候，你满足了吗？你是不是还想说：“不，我还缺一艘私人游艇呢！”不错，如果你到别的城市开会乘坐的是自己公司的专用飞机，这也并不过分，现在不是世界上许多大老板都有自己的飞机吗？
看来，生活总有美好的一刻，却永远都没有最完美的。
卡尔·拉格费尔特永远不满足于自己的设计。“每一季都从零开始”——这既是他自我保持艺术生命力的办法，也是尊重人们永不满足已有品牌的这一特性。同样，世界到处都有咖啡，为什么一定要去星巴克，如果单从价格上考虑，去星巴克比去别的地方品尝咖啡要贵得多，那为什么还要去呢？因为那里有喝咖啡应有的格调，这是一种和谐，正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物质的完美和谐。从来不会有人真正否认自己，更不会否认自己的存在，而证明自己存在的惟一方式就是拥有支配自我的权力，尽力地拥有更多的东西，以达到我们表现精神所需的一切。
以今天的科技手段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粮食产量足以维持人类生存，过上“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简单和谐式的生活已绰绰有余，但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人类永不满足，这不是一句“贪得无厌”所能解释的，这是基于人性中固有的追求完美的本性使然。
的确，大多数人忙于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因为这是这个社会的存在机制，然而也有许多人热爱他所献身的领域，如医学、艺术、科技等，这种热爱要大于他的生命，如果遇到选择，有不少的人会选择放弃生命，因为他力求在他的领域中尽善尽美，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同样，古代一些帝国的创建者们，他们也力图建造一个最强大、最繁盛的大帝国，并使之恒久，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毁于一旦，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人类登上月球是为了科技和人类的明天，那你也应该理解那些帝国创建者——因为他们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的完美。
你可以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你却不能否认现实的规律——从历史到今天，有一个规律一直都存在，那就是在竞争的前提下，人类的怜悯之心永远要小于利益争夺的压力，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受饥饿困扰的人们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人类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简单计算粮食产量就可以说能，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的竞争机制了，设想一下，商人们的目标是为了赚取商业利润，而假设你认为应该让富人们把维持生活以外的财富都拿出来分给非洲人，那么商人们谁还会再去从事商业活动呢？而商业活动是使我们这个世界充满活力的支柱之一，没有了它这个世界就难以想像了。
人们之所以要一方面保证繁荣之地更加繁荣，一方面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和贫穷之地以援助，是因为保持竞争机制和希望全人类共同发展一样重要，也就是人性中所说的完美主义需要两者的协调，不同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平衡点。如古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的威严和统治性，经常大量屠杀战俘，而随着帝国的发展，却又几次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以及给予外族更多的利益等。
无论你是相信精英政治还是信奉阶级政治，你都无法否认领袖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原因就是他是核心。无法想像没有拿破仑这个人物法国这个时期会是什么样，欧洲的脚步又会走向什么方向，今天的美国是否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场因果关系的舞台剧而已，你不要希望以一句“如果没有拿破仑，那么也会有第二个拿破仑”来推演历史，任何事物都是数学逻辑和个性发展的结合体，而不是纯粹的数学逻辑演算结果。
领袖首先是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他具有和你我一样的人性，而同时他又肩负整个国家的重任，整个国家系统的核心就是他的人性和智慧。前面说过，无论怎么说，他的命运都来源于他的生物性格和后天环境，而他的智慧也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继承了他成长的那个时代的个体与社会属性，整个国家也就将在三种主要因素下发展：这个核心、国家的传统属性和外部世界的影响。
无论是在生物界还是在自以为高明的人类社会中，企图超越别人都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冠军和首领，任何人都在内心深处想在某一方面出人头地。然而，只有少数人到达成功的顶点，走上领导人的岗位。我们明明知道山顶上只有一个人的位置，我们仍试图竞争，这是人类追求完美的必然。”
秩序在客观上来说其实就是要求你承认尊卑和等级制，如果说在低等生物中表现的还不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群居动物中则一目了然了。世界上的群居动物无一例外都有一个核心，而不存在绝对平均式的社会。人和任何群居动物一样，都需要准确地明白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原因就是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向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原点，然后才是确定目标——如果你想改变你目前的处境就必须参与到权利竞争这个游戏中来。
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克林顿的性绯闻？就是因为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他是完美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和谐，他如果是邪恶的则这个国家就趋向疯狂。例如美国总统一向被要求在公众面前要保持一种完美、有魅力、能得到公众赏识的形象，因为美国需要他为整个社会做表率；相反，希特勒的疯狂、超人意志和种族主义则极大地鼓舞了日耳曼民族的愤怒、狂妄和野心。
亚历山大大帝、秦始皇、拿破仑，还有希特勒都曾利用他们卓越的军事天才和组织才能，以及煽动性的演讲来缔造他们个人及国家的辉煌，无论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总是左右了历史前进的脚步。情绪是可以传播的，这在昨天还很神秘，但在今天早已是一种经过神经科学验证和理论研究的事实了，它在今天的应用就是情商理论，丹尼尔·戈尔曼是情商理论传播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他首先得益于神经心理学方面的一项成就，即“例如，一名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神入（设身处地的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组织和完成各种任务而与其他人联络感情的能力。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领袖开了发令枪以后，他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在每个人的大脑里产生共鸣，感染着整个团队。”据此，丹尼尔·戈尔曼的结论是“成为一名领袖所需要的最起码的条件与智力、决策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有关，但是要说能否当领袖则取决于纯粹的情绪因素，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也就是说卓越的领袖拥有比普通人高出85%-90%的感染他人的能力，并且可以让这种能力在人群中传播下去。
美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灵长目从幼年就辨认并观察他们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之间为争夺一个特定的等级位置而展开竞争，从而在同类中间形成统治与屈从这种特殊关系。”
很好的表达能力是感染他人的最有效手段，几乎所有的卓越领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达能力。自然，这和他们丰富的个人阅历有直接的关系，如丘吉尔的一句话：“名人的经历往往是一部饱经磨难的人物传记。”
对于领袖而言，除了他个人，他还要面对另外两个强大的因素，所肩负的国家的传统属性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这是一种平衡与创意的表演艺术：一方面是传统规则，一方面必须寻找一条新路来把国家这条船引领到有丰富鱼群的地方。
结果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领袖，丹尼尔·戈尔曼给出了这样一个药方：
1.领袖的自我意识——情绪意识：领袖应可以触及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并将对感情如何影响自己的成就作出评估。
——自我评价：领袖应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善于嘲笑自己和作自我批评。
——自信：具有依靠自己的长处来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参与感和安全感。
2.自我管理
——自制：有疏导自己感情的能力。
——透明：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使领袖具有威信和感召力。
——适应性：领袖应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局面，同时保持专心致志，保持行动的连贯性。
——雄心壮志：雄心勃勃使领袖具有提出更高的目标的能力，并努力去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
——主动：领袖不能等待机会的来临，他应先于其他任何人寻找机会并作出决策。
——乐观：领袖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他的班子中营造积极乐观的气氛。
3.社会意识
——神入：领袖有能力通过其他人表现出来的迹象来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组织意识：领袖在他的班子中如鱼得水，他善于检查人们形成的网络秩序，使每一个人处于他应有的等级位置上。
——服务：尽管领袖处于指挥的位置上，但是他不应忘记他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服务、一种产品、一种思想……班子运转得如何取决于他。
4.管理
——灵感：领袖不仅是闪耀着灵感光环的人物，而且也能使班子里的其他人富有创造力。
——感召力：领袖所具有的说服力能把最优秀的合作者们团结起来，再收集每一个建议，使领袖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
——重视他人的成长：领袖应为下属的成长进步，为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创造条件。
——应变能力：领袖应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在危机关头应是第一个改变其行动策略的人。
——化解矛盾冲突：在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领袖的到场应起到镇静和化解的作用。
——团队工作：没有团队，领袖就起不到任何作用。领袖自身的发展取决于团队的工作。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药方？这简直就是一个如何追求尽善尽美的药方。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把领袖塑造成一个完美形象，因为这是社会的普遍追求，为什么？因为人性中有追求一切完美的本质。
？ 人性中的手段性
这是一个朴实的真理：要达到目的，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手段。
500年前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有一句名言——“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又要像狐狸一样狡猾”。马基雅维利是现实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君主论》一书在500年里经久不衰，如民间流行的观点一样：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枕头底下都会有一本《君主论》。
在现实政治中，如果说每一个想当皇帝的人的枕头下都有一本《君主论》的话，那他们都不会承认。相反，他们看了这本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杀了马基雅维利，这就是人性中的手段性。
手段是智慧的体现，而战争是智慧的最佳舞台。公元前218-201年的汉尼拔战争可算得上是战争艺术的经典之作。迦太基位于地中海南岸，与古罗马帝国隔海相望。汉尼拔对罗马的进攻路线却选择从西班牙出发，沿地中海北岸前进，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侵入罗马。这条路线的选择大出罗马人的意料，汉尼拔的战略从一开始就胜罗马人一筹，汉尼拔认为从海上进攻是一种冒险。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失去了制海权，没有舰队保护的大规模运输航行无异于自杀。其次，从罗马南端登陆，会引起当地人的抵抗，不可能得到帮助。而从北方进攻，则可得到高卢人的支援。同时，如果在北部取得良好的开端，则有可能获得罗马南端一些与罗马面和心不和的盟邦的支持。他们有可能背叛罗马。基于这些考虑，汉尼拔选择了陆上进攻，可谓深谋远虑，战略思想颇为高明。同时，在战术上，汉尼拔也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在波河的战斗中，汉尼拔诈败将塞因普罗尼乌斯引入埋伏地，一举歼灭，罗马全军只1/4的人逃生。之后，汉尼拔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行军路线，他绕过了罗马新指挥官弗拉夫尼玛斯的设防线，通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越过沼泽地，进入伊特拉里亚，踏上通向罗马的大道。此时，汉尼拔已经在发弗拉夫尼玛斯的后方了，弗拉夫尼玛斯大吃一惊，急忙率军追击，然而，他又中了汉尼拔的圈套，他就是要罗马人紧迫地进入他精心选择的又一个埋伏地——特拉西美诸湖北岸的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仅3个小时，罗马军就全军覆没，弗拉夫尼玛斯战死，战斗结束后，汉尼拔又命令给罗马士兵全都带上枷锁，却把无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无条件释放，这正是他离间罗马人与其同盟国的策略。此战后，汉尼拔没有选择轻而易举地直达罗马城，而是绕过罗马城，直抵亚得里亚海洋，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罗马城防坚固，汉尼拔劳师远征，没有攻城工具，又是在敌国作战得不到必要的补充。而在亚得里亚海岸，他希望获得一个港口，以便和对岸的迦太基联系，另外，他也寄希望于得到亚平宁半岛南端诸国的支持，从战略上说，这样无疑是一个颇有战略眼光的做法，只是由于迦太基内部的原因和当时罗马南部诸国的观望态度，他没有完全达到战略目的。但在这里，他又一次表现了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拨与罗马双方在坎尼城附近的平原上展开了决斗，罗马人在这场战争中投入步兵8万，骑兵6千，汉尼拔则有步兵4万，骑兵1.4万，总兵力比罗马少得多。罗马指挥官是瓦罗，他把骑兵分布在两翼，8万步兵在中间，排成70列，组成密集的中央方阵，汉尼拔则把4万步兵和1.4万骑兵列成半日形，两翼为重心。战斗开始后，罗马步兵发起猛攻，汉尼拔从容地让中央原来凸起的部分向后撤，这样罗马军队就像楔子一样进入汉尼拔阵中，罗马军队受两边敌军围攻，纵队也就随着进攻而越拉越长，两翼的罗马骑兵根本就不是汉尼拔骑兵的对手，逐渐被击溃。最后，罗马军队在对阵中又一次掉进了汉尼拔的陷阱，中心的罗马军队失去了目标，无法作战，汉尼拔的军队则可以全力以赴地用标枪、投石器等有条不紊地进行对罗马军的打击，直至战斗结束。结果，罗马人又一次全军覆没，5.4万人阵亡，1.8万人被俘——仅罗马骑士才可佩戴的金戒指，汉尼拔就收集了一大木桶送回到迦太基，而汉尼拔仅损失了6000人，比例之悬殊，世所罕见。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将军冯·施里芬还在研究这一战役的战术，可见其不朽魅力。
虽然汉尼拔最后没能打败罗马，因为他是在以一人之力对抗一个帝国，他得不到补充，罗马则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卓越的军事天才而留名青史。
在人类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战争指挥艺术的事例不胜枚举，同样作为体现智慧的又一舞台，商业也一样令人感叹。
在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帝国——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帝国和罗思柴尔德帝国。罗思柴尔德，这是一个堪与帝国齐名的大家族，这是一个已有250年历史的家族。现在，保守地估计其家族资产有18亿美元，他们拥有欧洲最有实力的投资银行和投资管理公司，还有南非矿业的开采权，并涉及石油和有色金属冶炼，家族真正所能控制的资本至今还是个谜。“坚决禁止通过法律或是社会方式登记我的遗产，绝不允许公开我财产的具体数额……”这是家族第二代掌门人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在其遗书中写的。
阿姆谢尔·迈耶·罗思柴尔德的父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奠基人老罗思柴尔德给家族后代的忠告是：“和睦共事，忠于家族利益”，他设立的族徽就镌刻有五枝箭，象征着一个古老寓言——一枝箭易拆，一束箭难断，这就是团结。老罗思柴尔德共有五子，他们虽在他辞世后各奔东西，却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互相资助。
老罗思柴尔德的第二条训令就是“同国王一起散步”。不言自明，与帝王在一起永远是赢取胜利的一个有力保障，老罗思柴尔德也正是靠这一条奠定了基业。他最初只是个小古董商，在他游历德意志的同时，他有意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物倾囊赠与当时的权贵——威廉王子，作为回报，威廉王子则允许他管理自己庞大的财富并成为威廉的宫廷银行家。同时也结识了更多的德国显贵，老罗思柴尔德的继承人则做得更为出色；长子阿姆谢尔在法兰克福，是家族的掌门人；内森和詹姆士分别在伦敦和巴黎；萨洛蒙在维也纳，与当时的首相梅特涅私交甚笃；詹姆士则与波旁王室保持良好的关系，影响着整个意大利，甚至是梵蒂冈。这样从1804-1904年的一百年间，仅是国债一项，家族收入就超过1.3亿英镑，因而得到“欧洲第六帝国”的赞誉。
罗思柴尔家族不仅和“国王”一起散步，还更懂得一条真理——“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一个流芳百世的事例就是在1815年，滑铁卢战争期间，欧洲的债券随着战斗的胜负而变化不断。詹姆士和内森通过渠道一直注视着战役结果，当战役结束后，人们还不知结果如何时，詹姆士和内森两兄弟就率先卖掉自己的股票，使得人们争相仿效，同时，再雇用人将这些股票通通吃进，最后再抛售，这一杰作为他们赢得了4000万法郎的纯利。尽管散布假消息违背道德，但不可否认，在人性之前，利益是第一。
在现代的罗思柴尔德金融帝国中，人才的争夺也是必需的，戴维·罗思柴尔德更是不遗余力地花重金从各个竞争者手里挖走人才。他拥有550名优秀的金融人才，由此，才可以成功对抗摩根、高盛等财团，“在得到人才的同时，要让他们有幸福感、成就感，此后应时时提醒他们要维护本公司的利益”，这一句是不是甚至可以作为现代跨国公司招揽人才的经典名言呢？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军事家，你会不研究汉尼拔吗？如果你想从商，那你是否应该读一下罗思柴尔德的家族史呢？
“如果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那罗思柴尔德就是它的先知。”——这是诗人海涅的评论。
？ 人性需要平衡与和谐
梁启超说：“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那就是情感。情感表达的方式很多，其中最少有两种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人性中既要求完美主义又要求有手段性，而人类又是一个社会动物，要求个体之间有合作和竞争，这就使人永远处在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两者中寻求一个黄金分割点，我一直相信在人性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点。
人类的恶，源于手段的恶而不是追求完美生活的恶，如果否定了追求个体生活的完美主义就等于强行禁欲，这根本就是背离人性的初衷。清教徒的禁欲实际上是一种手段性禁欲，和佛教一样，都只是一种人类面对逆境时的一种手段性规避，其实人类的任何主体宗教的初衷都是为了引人向上，禁欲不过是一种力量权衡后的暂时忍让和积蓄。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至少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未济。”其二是“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所以孔子主张‘勿我’，佛家亦主张‘无我’。所谓无我，并不是将固有的我抛弃，是根本就找不出我来。——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此理佛家讲得最精——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做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人追求完美的生活并没有错误，每个人都有人性的需要，人类绝不能否认人性的需要，实际上至今人类也没有真正、完全地正视人性，即使是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人性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也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割点是不同的，当人性的利益被压缩到无法承受时，整个社会就会处在动荡之中，这在中国就表现为社会的变革——实行改革或者是改朝换代；在西方，因为很少处在大一统的状态之中，所以社会大多的时候是处在“阳性”状态之中，即处在竞争之中，因而，在政治上，它的人民拥有相对比东方更自由的空间，但却在宗教上饱受限制——中世纪的欧洲就如同十字架阴云下的大地，惨淡无光。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是封建社会的典范，在唐朝开元盛世与贞观之治时期，以及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间这种矛盾是最少的时候，换言之，这是封建社会最完美的时候了。而当社会的生产效率与人性的利益失去平衡的时候，整个社会则处在一种病态之中，效率低下，人民的不满情绪增加。其实，只有当人性的需求空间呈现不断的正增长时，这个社会才是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相反，当人性空间呈现负增长时，社会就必须为这种压力寻求出口，或者是武力解决，或者是政治变革。当然，武力解决有时表现为对内，即镇压，有时表现为对外，如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等。
当然，这个分割点是受社会水平限制的，人类社会不断前进，这个分割点的位置也就不断向前移动。
社会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性与组织之间的统一体，当然这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每个人也都是一个统一体，每个人也同样需要一个黄金分割点，每个人的人性是相同的，但每个人的具体环境则不同——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因而每个人也就有不尽相同的具体利益。这种利益就是他的人性空间所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中，人性都不会得到无穷的满足，而只是达到他所处的环境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满足。他必须将自己的希望确定在这个环境中，并且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环境中的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会经常犯错误，环境也是变化无常，人的挫折感会不断提醒他自己的最佳利益点在那里——思考吧，把你的人生约束在一个你的智慧和环境都允许的空间之中。只有这样，当你的内心认同这份社会的恩赐之后，你才会感到幸福，你才会认为你是在向你自己的完美生活模型迈进。
这种调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尽其一生可能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分割点在那里，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什么人性空间。历史有时是野蛮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利益总是要服从于社会的需要，有时历史需要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和贡献，只有在纵观整个历史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些生命的伟大。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黄金分割点仅仅是离开零点而已。而有的人他们的分割点则过分偏离社会平均的分割点，他们就是拥有极权的人，像法老、尼禄一样，他们的人性空间是剥夺了整个社会的人性空间的，但他符合“历史残暴”这一规律。组织之间的竞争必然要付出代价，自然界不就是围绕能量的交换来变化的吗？人体的成长不也是以每天多少细胞的死亡为代价的吗？
当社会的压力与人性的利益处在矛盾之中时，你就永远需要一个平衡点，否则你会被社会吞噬，或者自我崩溃。
真正的佛教徒说他们会持久地保持一种和谐的心态，内心平静、快乐。真的吗？科学证明他们没有说谎。美国的科学家对虔诚的佛教徒的脑部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脑部中促进快乐与平和的区域异常活跃。杜克大学的欧文·弗拉那根教授在《新科学家》周刊中写道：“我们现在能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人们经常碰到的那些看上去很快乐、平和的佛教徒心里真的很快乐。”
？ 二元论
“屈辱、衰落和绝望已横扫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已陷入现代世界的包围，美国就是这个世界的代表。这就是自杀性爆炸产生的文化背景。”
美国人问阿拉伯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们？”
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那是因为美国人破坏了阿拉伯人的平衡，一个精神和物质的平衡。其实，无论人、社会、国家还是自然界都是一个二元世界，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引起动荡。宇宙中任何事物——包括摸得到具体的物质和看不见的时间、精神、历史等，都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就是虚与实同在，这一点，道家理解得最为透彻，也就是阴阳理论，这绝不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古代理论，而是对宇宙、自然界和人的最根本的理解，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将来的科学都会证明这一点。从正负电子的存在到反物质理论，从人的两性区别到计算机的二进制，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今天霍金对相对论新的质疑，无一不是在探讨科学的二元世界，从而重新定义哲学的基础概念。
同样，无论人、社会、历史还是国际政治实际上都严格遵守二元理论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单个的个体还是一个系统，或是许多个系统构成的世界都是二元理论逻辑的表现。人有追逐精神和实质利益的根本人性，希望完美主义和现实的冷酷这一矛盾又成为人类竞争和协作的基础。同时，竞争和协作就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形式，竞争又表现为对力量的分析衡量而导致的竞争者之间的残忍角逐和妥协，协作又是追求整体利益和对组织内利益分配的矛盾的统一。同样，人类构成的这个整体也因为人性的矛盾而不断追求一种平衡，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一种不断的进化，即由暴治、力治、人治、法治到最后的理治社会。人类的竞争从大规模的屠杀逐渐进化到理智的商业竞争，它则表现为这二元之间的一元向另一元不断过渡，这也就是人类整个系统向完美主义的变化，它则是这个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内各二元互相关联变化的结果，如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以及科学和宗教等。同时，人类整体力量的变化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各种二元矛盾的变化，如人类工业的发展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这又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厄尔尼诺现象就接踵而至了。
同时，就是同一概念也是存在二元的，如科学，它的发展本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力量，然而，人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增强了毁灭自身的能力，以前尽管是大规模的屠杀式战争，却不可能将整个人类毁灭，现在，人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剑，而且有了在瞬间同时落下的可能。
就人自身来说，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原因就是人类拥有智慧，已经有了驾驭自然的能力，果真如此吗？
弗洛伊德早就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人类自我意识中都存在潜意识，它同样可以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潜意识则是自然世界控制人类的一条绳索，它只服从自然世界的神经—物理规律。
自然，弗洛伊德不是全部否定人类的理智，问题就是这种理智在人类整个控制系统中占有多少比重呢？也就是进行数学和物理思维的能力是多少？
如果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广泛被世界接受，那么立法院恐怕就要讨论立法原则了。也许，这就是不远的将来的事。这证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智的，人也同样遵循生物属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意识控制系统中也存在二元，即其一是对数学、物理的逻辑思维能力，其二是自然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潜意识。
我所认为的二元世界是一个没有开始和结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存在两种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一对相对矛盾的二元，这和道家所说的“阴”与“阳”理论是一致的。这二元之间的互通有无和由此而带来的变化就构成了这个世界，并且没有恒定的东西，一切都在这二元之间变化，没有开始和终结，也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包括时间和看起来恒定的光速。也许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就是事物永远在变化之中。这是认识我们这个世界的出发点，也是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道家究其理论实质来说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在世界各种宗教、哲学、科学、思想中最为真实和根本的思考。科学越发展就越能证明这种理论的价值。至于它所掺杂的一些神话故事则只是它在不被人理解的时候的一种伪装，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存在方式。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之处就是他阐述了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基本规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一直在寻找的宇宙物理的根本法则——有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作为一切宇宙变化的标准呢？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我们将何去何从？爱因斯坦用公式解释了万有引力怎样控制我们的世界，并肯定了光速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基本参照量，否定了时间的永恒不变，对现实世界中的两大相对量——能量和物质之间如何转换作了数学表达。现代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用数学表达一切。
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只要数学能够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准确判断它的未来和我们该做的事。这和道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家陷在了只对根本而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实证研究的陷阱之中。
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他确立了相对论的地位之后，又提出“上帝是否有别的选择？”最终，他否定了。但几十年过去后，人类开始验证爱因斯坦这个问题。在刚才提到的书中，里斯、霍金与剑桥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尼尔·图罗克及另外一些科学家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我们的宇宙只是无数宇宙中的一个，在一些宇宙中，所有物质可能已经聚集成几个巨大的黑洞，而另一些宇宙则只是一团稀薄、均一、冰冷的气体。”现代的一些新量子理论成为这些新理论的依据。看来，上帝的确没有定下最后的规则。
在天文学中，宇宙大爆炸理论一直被认为是宇宙的起源，但霍金否定了曾发生过一系列大爆炸的观点，理由是“这种观点一直延伸到无限的过去，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始点。”同时，宇宙的二元现象，即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代表宇宙整体构成的两大类——物质和能量在宇宙中的分配也是呈两个方向变化，或者是均匀地散布，或者是形成黑洞。
从天文学到人性，再从人性到国家利益，整个世界就一直表现为一个二元的世界，利益表现为思想—精神利益和力量—财富利益，而利益又和人性中的完美主义存在着矛盾——人需要利益来达到完美世界，但利益竞争的本身又破坏了完美主义。
我们都清楚，历史中民族与国际社会共融、和谐相处几乎仅仅是一种理想，没有人真正梦想达到这种程度的和谐，而对彼此间的荣辱成败却一直大书特书。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者间不是二元矛盾关系，事实上正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幸福的愿望，才构成国际社会普遍道德的存在，这种普遍道德尽管在全球还只是一种梦想，但对欧洲这样的地方却已经有了显而易见的政治意义。利奥波德·冯·兰克是早期倡导整体欧洲和谐相处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欧洲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也应该和谐地存在于统一的欧洲之中；他认为各个民族显然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理由，这就是民族主义，但欧洲社会也有共同的利益，也就存在和谐共处的可能，如欧洲拥有共同的基督教、相似的政治体制、普遍的王室联姻等，甚至有时拥有共同的对外政策，所以才会形成十字军东征这种共同的行动。民族主义与欧洲共同主义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倡导的一种以动态均势为主调，以历史进步为协调手法的共同体系，这就是消除欧洲民族矛盾的模式。我们看到现代欧盟和平、协调、没有大国民族矛盾的景象，就知道这种二元论是有现实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