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间本来就是彼此影响的，而对一个国家有意识地影响则就成为一种策略。世界上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各种贸易、外汇交易、信息交流甚至间谍之间的角逐也是一种影响。明争暗斗中，看见的是智慧的闪光，听到的是失败者的叹息。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都既可以通过正面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也可以通过渗透性的手段影响其国内的各种局势和人物，两者实际上就是政治的两面性，明与暗同在，黑与白共用。
全球化中的世界使得国家间只有地图上的边界，而不会再有政治影响的边界。一个国家党派的变化可能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如从日本国内党派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它对周边及世界的影响。
在日本国内，现在主导政策的是岸信介、中曾根康弘、佐藤荣作、福田赳夫、森喜朗等派系，其中中曾根康弘是核心人物，被日本政坛称为“风向标”。而小泉纯一郎的上台则是出于一桩政治交易：即中曾根康弘支持小泉纯一郎的上台，而小泉纯一郎则要忠实地执行这一派系的政治主张。日本政坛在民众看起来较为动荡，首相的更换十分频繁。这显然有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但实际上日本和政治稳定的大国一样，政治实权一直稳定地掌握在同一个派系手中，政治主张并没有多大变化。它不同于美国那种典型的、有规律的总统更换，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矛盾来进行人事调整，整个政治体系并没有变化，只是用首相的不定期更迭来调整当时的经济政策，而作为战略性的政策——如日本的大国化、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则一直忠实地执行着这一派系的原则。日本尽管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奉行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并且也经过麦克阿瑟的美国式政治民主改革，但日本仍然具有很强的东方政治派系的特色，这不同于美国那种上届总统和下届总统几乎毫无瓜葛的情况，即使同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也根本谈不上有两个总统听从一个政治元老安排的情况，可见东方的政治和美国式的政治在根本上差异还是明显的，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按照自己的特色来管理国家而不是模仿西方的一切。
这一派系的对华主张基本是以遏制为主的政策——因日本现代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因而其对华政策也就自然采取配合美国的遏制战略的方式，自民党内部也一直就是亲台反华的一派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日建交前就开始了。但日本的大国化在长远来讲并不符合美国的独霸全球战略，因而就表现为日本有时会表现得很矛盾——如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矛盾心理。毕竟，日本的大国化政策是日本的根本政策，在长期战略中，这种政策显然高于日美同盟战略。因而，日本无论是对国民的民族主义教育还是现实的国防政策都是以这种政策为基调的。小泉的上台就十分富有幽默性的代表意义。
在日本高层和民众看来，小泉是一个有点怪异、孤芳自赏而且有高深政治手段的人，日本的媒体说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喜欢各种舞台艺术、沉默寡言、头发标新立异的人，有人甚至直接说他是日本政坛上的堂·吉诃德。但自广场协议日本经济帝国的梦想被美国打破之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也许正需要这样一位喜欢蔑视时代、欣赏自我的人才能为日本重建信心，哪怕真的是堂·吉诃德式的做法也行——日本千年的岛国危机心理最怕的就是失去信心。
在小泉重组内阁的照片之中，小泉颇像一个政治卡通人物在领导一个平庸的政府，这个政府明显依赖于小泉的“卡通威望”在低迷的经济中引导日本走出迷雾。据说，小泉的偶像就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对于现代许多都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口主体而言，这位英国前首相已经是一位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英雄的代名词。而日本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无疑使日本人民期望一位英雄的出现。尽管政治是无情的、现实的，但历史上很多时候民众都是显得那么善良、单纯。在日本进行的一项以“小泉首相像谁？”为题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很多人把小泉比喻为江户幕府末期的改革者胜海陆空舟，也有人回答说他像希特勒或者林肯，而这些都是改革，或者能将个人强硬意志施加到国家政策中的人物，无论是为日本带来走向战争的极端还是带来林肯那种力挽狂澜的统治方式，都反映出日本民众普遍都期待一位能带领日本走出广场危机的人物出现。其实，小泉更像俄罗斯的普京而不是别人，也许他们外形风格迥异，但治理国家、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的手段则是如出一辙。无论像其中的那一位，这几位都是世界政治中富有激进或者改革色彩的强者形象。而自小泉上台以后日本政坛就表现得一反以往那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可见日本民众还是非常认可小泉的。
在现实中，小泉实际上忠实地奉行了中曾根制定的远大目标，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美国人扼杀了日本80年代蒸蒸日上的经济，但这也使日本警醒——过分依赖日美同盟很可能导致日本永远站不起来。所以自小泉上台以后他开始了一步紧似一步的日本大国化步伐，如修改宪法，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国家军队一样派遣出国；他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增强日本强大的野心，这不仅是刺激了亚洲国家实际也是在警告美国，不要永远压制日本；他改革经济，使日本经济更加适应新经济的要求，这使得日本经济停滞但经济竞争能力却丝毫未减，反而有增强的趋势。小泉的一系列主张都在一步步变成现实，整个日本也在一步步变得自信、甚至有些急不可耐，如现在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凭借日本强大的实力，即使美国十分不情愿，也很可能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但日本举国上下的右倾化则令人担忧。这从小泉执意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就可以看出来，小泉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民选首相，如果没有民意的右倾化气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做的。就是说，美国遏制日本经济、小泉采取大国化政策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反过来右倾化的日本社会又促使小泉连年参拜，这就是日本社会。
日本社会的右倾显然是出于整个民族的民族危机感，其民族具有非常强的同一性，这种民族同一性甚至比德国还要强烈。这种民族危机感源于历史而不是单纯的出于一时的民族主义煽动。靖国神社就是日本社会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在靖国神社里，目前总共受到供奉的有自明治维新以来246万多有名有姓的亡灵，这些亡灵被日本人看作是为大和民族的兴盛贡献了生命的人，死得其所，亡当得祭。而且，这些亡灵在现实社会中还有庞大的受益群体——他们的后裔和他们为之贡献出生命的各种日本组织，如遗族会等。并且这些利益群体与日本四大经济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本商工会议所和经济同友会）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靖国神社在日本拥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可见，靖国神社并不是单纯的民间崇拜，而是涉及日本各个方面尤其是上层社会，直到国家整体的民族主义。日本在二战时的企图就是征服中国，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相关的目的：一、使日本从此不再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边缘国家，而是这个文明的核心之一；二、使日本从此可以从战略上控制这个庞大的帝国，并进而一跃成为世界的大帝国之一。
在二战中，日本可以同时挑战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大帝国，尽管输了，但无疑奠定了日本的大国地位；在二战后，日本输掉了战争却赢得了胜利的果实，并一直保持了数十年的亚洲领跑者的事实地位，这种结果自然再次证明了日本的实力，所以，无论如何，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大国梦想的，而尽管中国再次崛起，但日本目前的优势地位仍然可以支持日本制衡中国的理想。
自然，亚洲人之间的猜忌有利于欧美的离间、利用，也许，只有在现实中实现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一大目标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不信任。而中国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共同利益，并让日本服从于这种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权威。
世界将形成欧洲、美洲、亚洲三大经济贸易区已经是一个共识，而中国只要保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就必然成为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增长速度和庞大的市场是发言权两大最直接的保证。今天日本不断地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就是在探索一条如何同中国构建未来关系的道路。
在日本及世界，其实很多人已经将中国看成一个市场国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经济运行规律也与世界各个国家越来越一致，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个整体。在海外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就基本具备了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平等贸易的平台，中国也越来越能用一种商人的身份与这个世界交流，而不是每天考虑怎样指责美国帝国主义、前苏联修正主义、英国小霸权等。
在全球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全球化中基本的四大因素日渐明显地开始影响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即所谓4c因素，就是指现代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四个元素，资本、企业、消费和信息。这四个因素其实就是指人类两大基本构成元素，即知识和财富，只是偏重于经济活动而已。因为从观察四个因素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间的流动方向、流动程度或在某一地区的聚集程度就能知道某一地区或国家将走向兴盛还是衰落，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竞争场所而不是福利场所，全球的经济规模在某一阶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必然有的国家会得到更多的4c，另一部分国家则必然流失4c，并且，从总体观察来看，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为经济网络中的核心聚集地，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现象）网络—金字塔模式下所有的一切的运行模式和趋势。
日本著名的学者大前研一博士认为日本停滞的十年正是日本4c流失的十年，也正是中国获得4c最多的十年。日本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中最聪明的是新加坡，它不是贪婪地窥视整个中国市场，而是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集中在一点上（即苏州工业园区），这使得新加坡不必去和所有国家争夺中国市场，但却在苏州形成规模效应，由于苏州地处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经济区，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效益。日本本来拥有很强大的4c资本，但却在中国和日本交流间做的并不算成功（尽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拥有大额的顺差，但如果以4c的流动效果来看，中国得到的更多）。
可见，无论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多么强烈，经济增长与否总是十分现实的，并且这最终关系到根本的国家利益。在上述论述中关于新加坡的模式也许在今天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在未来数十年里这很可能是亚洲各个国家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常用模式。原因在于中国的市场过于庞大，而相对这个市场任何国家的投资都是有限的，如果把摊子铺的太大就会收效甚微，甚至出现亏损。相反，如果像新加坡一样把有限的资金投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则会显现出优势，这有利于这个国家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其实这完全符合经济学原则，并且，就在不久前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已经清楚地写明了这种结果——在1840年到1941年的中国，中国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中，欧美各国及日本在中国划分殖民地范围。这实际上就是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单独占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在殖民初期，也曾有国家向往越多占有中国市场越好，但结果表明，这有时是适得其反的。50年后，中国的人口或许增长到16亿左右，占世界的1/5，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单独占领占世界1/5的市场呢？不但世界上没有国家可以，就是中国自己也要让出不小的份额给这个边界日益淡漠的世界。
在中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也是周边国家担忧国家安全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国家安全已经与传统上的国家安全不同，中国可以通过促进这种从经济到文化等各个层次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由下至上实现亚洲一体化的目的，即与欧洲一样，首先实现亚洲各国经济一体化再实现政治的一体化。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自愿地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
亚洲国家最担心的也许是所谓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实际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如果中国的经济已经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融为一体，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利益已经与中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应该明白中国历来是：如果说西方是依赖武力征服世界的话，那么中国2000年来一直依靠融合来吸引世界。世界对国家安全的重新认识也由来已久了。1983年，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理查德·乌尔曼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一文；1989年，杰西卡·塔克曼·马修斯同样写了一篇名为《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提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包含的范围已经十分广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主权、领土、战争等范畴。不仅是使用武力才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包括诸多领域，如环境、能源、国际航运、国际金融动荡、外贸、互联网信息交流和电信、人员流动等等。同年，奈温·布朗发表了《气候、生态与国际安全》。这些都表现了国家安全在全球化中所将面对的必然问题。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于他们的触角和利益遍布全球，他们对这些问题就表现得更为敏感。全球化促使整个世界向一个共同的社会迈进，而在这个旅程中显然要先经历地区一体化的这个阶段。中国只要能够在这些领域起到关键作用，周边国家和世界就必须倾听中国的声音，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一直能够成为左右亚洲的重要力量就是因为日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能够在亚洲平衡美国的作用。同理，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强，西方七国已经无法将中国排除在会议桌外而单独讨论世界经济问题，美国在考虑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中国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在中日间，自1986年广场协议后一蹶不振的日本经济因中日贸易的扩大而走出困境；在中韩间，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已经大于对美国的贸易，这已经拉近了中国与韩国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