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则性，成不了一位领导；没有灵活性也成不了一位好领导。
邓小平认为，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既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不能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在坚持总原则、大方向的前提下，又必须非常重视策略、方式、办法、措施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邓小平说：“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他认为，领导者应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制定、完善和调整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原则问题上，采取“钢铁公司”的态度；在策略问题上，采取“绵里藏针”的办法，才能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领导工作。邓小平在大是大非前是很有原则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在邓小平由西南局调任中央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也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高岗及其极少数追随者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党内纠纷，散播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随后在九十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高岗行动，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对此，党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来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拉拢一部分负责人跟他们走。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接着，高岗又找到邓小平，以高官厚禄相利诱，企图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时隔20多年后，邓小平谈及高岗拉拢他的全过程时讲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毛泽东开始对高、饶的活动提高了警惕。1953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兼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都发了言，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高、饶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上，大家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邓小平主持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了7次，最后一次由饶漱石做自我检查。邓小平、陈毅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高岗仍不悔改，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受中央之托，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场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坚定立场。1954 年 4 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毛泽东称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是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讲的。这种虽然有中共与苏共的分歧、斗争这种背景，但是确实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一领导品质深刻了解之后的中肯之言。在中共与苏共的60年代初斗争中，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用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中苏关系，堪称典范。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到60年代，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公开化。这样，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把中苏谈判的重担交给了邓小平。1963 年，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在谈判中，邓小平既毫不示弱，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彬彬有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了中国党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顶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和对中国的压力，揭露了苏共以“老子党”压制兄弟党的不平等的做法，维护了中国党的尊严，有一些具体细节上又表现中共力求改善与苏共关系的态度。
在莫斯科机场，邓小平遇到了老对手苏斯洛夫。苏斯洛夫边握手边说：“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都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邓小平也客气地回答说。
第一次会议安排苏方发言。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他的长篇发言中，对中共横加指责。邓小平稳如泰山，不动声色，静静地听苏斯洛夫的发言。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由邓小平发言。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苏斯洛夫对中共的攻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在发言的结尾，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在中苏双方紧张激烈的辩论期间，苏共中央竟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 月 14 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编者按语列举了在核战争问题上、在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上、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等，苏共中央公开歪曲事实，并指出，类似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苏共的做法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接下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的做法。
苏斯洛夫也一反常态，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批驳说：“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问。“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一句反问，使心虚的苏斯洛夫不再多嘴了。接着，邓小平说道：“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
这一轮的中苏会谈结束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
7 月 19 日晚，苏共中央在列宁山举行宴会，给中共代表团饯行。宴会开始前，赫鲁晓夫走近邓小平身边举起酒杯和邓小平互致祝酒词。
这时，邓小平没有了以前严厉的语气，说：“我们打了九年交道，往后机会不多了。我再到这个地方来，怕是要见不到你了。”
赫鲁晓夫未解其中味，说：“我是不会走的。”
“许多事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赫鲁晓夫终于尝到了邓小平话中之味，心中一阵慌乱，在台上还能呆多久？这正是自己日夜担心的啊！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邓小平的话果真应验了。
在如何对待重大原则问题的态度，是对一位政治家的考验。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如果没有原则的坚定性，遇事就会随风摆、两头摇，这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品质要求相悖的。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不移，寸步不让的。因此，对于那些政治对手来说，一旦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他就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物，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他处理事情往往又很灵活。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邓小平身上这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得到了充分发挥和高度表现。
例如，在处理和解决我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矛盾和关系上，用什么方式和办法实现统一，是多年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邓小平也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他构想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岸社会制度维持现状，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但对外是一个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一个国家”这就是原则性，大陆实行社会主义，港澳台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灵活性。这是从历史、现实出发的、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一种统一方式。事实证明，“一国两制”的主张深受两岸人民的拥护，到目前为止，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一国两制”的方式，也引起了国际上的极大关注，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
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是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难以实现领导目的；只有灵活性而没有原则性，就会变成风吹两边倒的草，这也搞不好工作，作为一位领导干部，要胜任工作，担当领导责任，必须像邓小平那样坚持原则性，讲求灵活性，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成功的领导者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作风，形成鲜明的领导个性风格。比如，以速度见长、以力度见长、以扎实见长等。有人迅速、果断，一往无前，办事干净利索；有人大刀阔斧，善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辟出新局面；有人以稳健的能力见长，稳扎稳打，干一件事成一件事。领导者一旦形成自己特有的工作作风，他的名字便不胫而走，成为影响力的强大源泉。领导者应该有强化自己的个性作风的意识，把自己的特点培育起来。
领导作风是指领导者在领导实践中形成的风格，包括态度、行为、精神风貌。其实质是领导者世界观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领导作风。领导作风是做好工作，发挥领导者的组织、决策、指挥作用的内在基础。
领导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领导形象。良好的领导作风具有亲和力，可以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心理上相容，从而使被领导者能够自觉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共同去实现领导目标。良好的领导作风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驱使被领导者心悦诚服地受领导者的影响，并将这种作风承接过来，变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