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工作过程中，邓小平治党治国的一个杰出智慧就是“抓方针”。
毛泽东曾讲过，领导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大事。毫无疑问，出主意就是出大政方针的主意。邓小平的“抓方针”和毛泽东的“出主意”是如出一辙的。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善于举重若轻、举大若小，有着高超领导管理艺术不谋而合的体现。“出主意”和“抓方针”提法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领导管理工作中，抓方针，就是要抓带有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和指导性的问题，而不是抓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出主意，就是要出带有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措施等方向性的大主意，而不是出那些无关紧要、微不足道的小主意。邓小平就是这样抓大问题、出大主意的军事家、政治家。
早在1940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李雪峰、杨秀峰、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会议根据中央精神，重点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统一与政权问题，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邓小平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首次提出建立晋冀豫边区政府的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向建立边区政府过渡。在党的建制上，会议决定改太北军政委员会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8月1日，冀太联办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杨秀峰是主任，薄一波和戎子和是副主任。冀太联办划分了冀南、太行、太岳三个行政区，下辖15个专区115个县。就这样，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形建立起来了。
邓小平是军政委员会的书记，是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如何对边区政权进行领导呢？
邓小平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具体他都抓了哪些大问题呢？
一是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
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又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根据中央指示，深刻阐述了我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他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是精兵简政。
抗战时期，根据地在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和封锁下，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根据地面积也一度缩小，再像以往那样保持大行政机关，就会增加群众负担，不利于抗日，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晋冀鲁豫边区抓这个问题比较早，邓小平比较早就提出了搞编制的问题。晋冀鲁豫边区经过三次大精简取得了好的效果：加强了战斗力，充实了下层工作的领导力量，适应了战争形势的变化，节约了人力、财力，减轻和稳定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队供应；精简了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基本克服了官僚主义。
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1942、1943两年连续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常年的二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
面对严重自然灾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邓小平当时指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在党、政、军、民的组织领导下，边区军民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
生产救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稳定了货币和物价。晋冀鲁豫边区生产救灾是成功的，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1943年10月，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由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全面主持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工作。在这段时期，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批领导调延安学习，邓小平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全面担负起军事、政治和生产上的领导任务，他对各项原则问题和方针、政策的执行抓得紧，胜利完成了相持阶段的斗争任务。
建国后，邓小平把抓原则方针这一领导艺术运用到党和政府工作中。1953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预算草案。当时，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直接领导财政部。为了编好这次预算，邓小平首先抓预算原则问题，他找到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询问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有过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告诉邓小平，毛泽东对财政工作有过不少指示，在编制预算方面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邓小平听后沉思一下，坚定地说：这三句话说得好！打明年的预算，就按这个方针办！于是，财政部据此编制出了 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到了 1954 年 6 月，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关于 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并且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的原则，使1954年的财政预算与执行工作都搞得很好，缓解了1953年资金紧张的局面。
邓小平举重若轻，潜心抓大事的领导能力和领导风格，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钦佩、赞扬和全党的公认。周恩来曾对薄一波同志说：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我是举轻若重，只能配合做一些具体工作。周恩来无疑是谦虚，其实他也是一位战略家，但是他对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能力的钦佩是诚恳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决策者，他那抓大事的领导风格更加突出。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到抓教育工作时说：“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0页）
邓小平曾对深圳特区负责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工作主要是你们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邓小平的历程》下，第406页）这实际上就是说他在确定方向上出大主意。
邓小平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大政方针，出了很多很好的大主意。
1976 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迫切需要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摆脱出来，需要拨正中国航船的方向。邓小平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三大又制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根本的政治路线，并反复强调，对这个政治路线要扭住不放，毫不动摇。他告诫人们：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基本路线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和总的方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建国立国的四根擎天大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和前提。
在如何使中国迅速摆脱落后的面貌，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邓小平又从总的全局上确立和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他精辟地指出，改革是动力，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只有改革僵化的旧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还认为。封闭保守、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大政策，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富国富民之路。在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根据自己的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浪潮。
1984年11月1日，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上坐下来，然后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裁军100万——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在这次会议上，这位80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提出裁减员额100万！
宣布完这个决定后，邓小平接着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啊！我来得罪吧，不能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早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时，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历次精简整编，我军员额已经有很大缩减。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令人不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邓小平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这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后，1985 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这一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原来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销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民武装部改归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减少了副职干部；机关、部队的76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1：3.3.从这一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
这一次，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不仅适应了我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需要，同时也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精兵之路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抓方针，出主意，还表现在他为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提出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包括采取的重大措施。例如，他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等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对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以及天安门事件，对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提出了正确的指导原则和措施，为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党顺利解决和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武器和依据。
在领导活动中，有的人事必躬亲，处处插手，陷入事务主义之中，结果往往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邓小平这种善于抓方针，出主意——举重若轻、举大若小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全党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必须用心学习和掌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