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页）
无论是指导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还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使用人才上，邓小平从来都是热情鼓励，真心理解，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在工作岗位奋力进取，充分发挥积极和创造性。
1946年4月的一天，刘邓首长把曾克请去了。
一进屋就看见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曾克来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让警卫员快去请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曾克这才注意到方桌上堆满了书和杂志，一本打开的书好像是外文书。
刘伯承、张际春来了。曾克连忙起身敬礼。“听说你是三纵来的，谈谈对部队的印象吧！”刘司令员说。
“我下去的时间短，只跟十九团去看打李守信，体会了下火药味。”曾克说。
“他们对你怎么样？”邓小平关切地问。
“从纵队到营连对我都很尊重、照顾，可能因为是女同志。”曾克说。
刘司令员高兴地说：“这就好。这是他们的一大进步。”原来，大杨湖消灭敌整三师的战斗后，纵队开总结会，工农出身的干部无理顶撞大学生政委，被严肃批评了一顿。
“稿子发出了吗？”刘司令员：“稿子写好了要让作战单位看看，事实一定要准确。”
曾克从书包里拿出了1月、2月的《北方杂志》给刘邓首长。
“北方杂志》办得不错。”邓小平说，“我们晋冀鲁豫区能办个综合性的文化刊物，不容易啊！”然后，鼓励她办好杂志，使它成为高水平的刊物，充分发挥战地之声的作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刘伯承也兴奋地说。
真诚的鼓励是莫大的动力。邓小平对战士们的鼓励是建立在充分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与部队指战员能够心灵相通，誓死与共。但是领导者的无声行动对指战员是一种激励和鼓舞。
1947 年，解放战争的第二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难以奏效，但他仍想实现其攻占邯郸、邢台，打通平汉路的战略企图。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冀鲁豫解放军进一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阻止蒋军东调，保障华东解放军歼敌。
在中央指挥下，刘邓首长最后决策：敌进我进，釜底抽薪，挥师徐州，发起巨、金、鱼战役。刘邓首长指挥一纵、二纵，胜利打完了巨、金、鱼战役，又发起了豫皖边战役。刘伯承指挥北集团，邓小平指挥南集团。六纵、七纵和豫皖苏军区的部队属南集团。
七纵受命集结后，作战参谋何自强兴冲冲跑向刚来的潘焱：“参谋长，邓小平来了，就在集合场的边上。”
潘焱心中高兴，赶快朝邓小平走去。
“首长好！”潘焱举手行礼。
邓小平同潘焱握了握手：“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指挥？”
“一切就绪，准备出发。”潘焱回答。
“这真太好了！”潘焱心想。记得1946年初，七纵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万余人。当时邓小平说：“你们仗打得很漂亮。四天拿下五城，这是个范例。”这回邓小平又亲临指挥作战，对他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潘焱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打个更好的仗。
作为一位领导者，鼓励人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理解基础之上，对人才的心理和思想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那会就谈不上真心的支持和帮助，这样去做工作也难有成效。
1953年9月，邓小平开始兼任财政部长。此前，同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全党的思想，解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会议听取了高岗、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计划的报告，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总结发言中指出，近四年来的财经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财经工作基本上执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头三年，这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有的，但属个别性质。近半年多，在财政、商业、金融部门，工作也做得不少，成绩还是有的，但这些部门领导上的错误也很突出。这些错误许多是严重的，有些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所规定的原则的。对于这些错误，会议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正因为有这个背景，所以邓小平任财政部长后，当时财政部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小心。
但是，这一点很快被邓小平察觉到了。在一次部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讲了这样一段话：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你们负责。这段话清楚地界定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和责任，因此，使得下面的同志的工作好做了，也大胆了。
以后尽管大家反映情况、汇报工作仍很谨慎，但是很负责，而且心情很舒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对下属的工作更是热情鼓励、支持，而且充分理解，他的这种领导方法，一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
1983 年 2 月，邓小平来到浙江考察，陪同考察的有当时的省委书记铁瑛等省委领导。
在会客厅，邓小平对几位省领导说：“这次，我在苏州住了几天，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
邓小平停了停，接着说：“你们考虑，到了800美元，社会会是个什么面貌呢？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呢？吃、穿没有问题，用也基本上没有问题；文化有了很大发展，教师的待遇也不低”。
说到这里，邓小平微笑着问道：“你们浙江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收入在全国第几位？”有人回答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解放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了500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
邓小平接过话茬儿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除外，你们是第四位嘛！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这两年山东也上得快，鲁西北这两年生活也好了。生活好了，人也不往外跑啦。”
邓小平吸了口烟，接着说：“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你们呢？你们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邓小平问道。省委书记铁瑛蛮有信心地回答说：“如果顺利的话，翻两番不成问题。”
见几位省领导都挺有信心，邓小平笑着说：“你们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那里翻两番就难了。”
最后，邓小平总结性地说道：“你们工作做得不错，翻两番有希望。”
听到邓小平的夸奖，铁瑛忙说：“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呢。”
邓小平理解地说：“工作中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注意了就行嘛！”
几位省领导一听，都不禁相视一笑。是啊，有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工作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
对浙江的领导干部邓小平是既鼓励又理解，体现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用人风范，对其他地方的干部他也是如此，充分地理解，热情地鼓励支持，是邓小平用人特色。
1984 年 2 月初，邓小平来到了厦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等一路陪同视察。在游艇上，项南把早已想好的话说了出来：“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注视着项南和省市其他负责同志，等待着他把话说得更明确。
“把特区扩大到全岛！”项南接着说，“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察看地图，一边接过话茬儿说：“我看可以，这没有啥子问题嘛！”
当金门岛映入眼帘时，邓小平若有所思地问：“怎样才能使两地直来直往？”项南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搞自由港。现在台湾人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变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站在一旁一听，马上表示赞同：“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也表态说：“可以考虑。”
接着，邓小平又问了一些有关具体问题。
回到北京，邓小平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项南等人提出的建议。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岛全部搞成特区，就能吸收一批华侨资金，不仅华侨，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这样就能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为它服务，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如果一下子建不成自由港，可以先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华侨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邓小平一番话，使中央领导很快形成了共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同意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1985年7月29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总面积13l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项南等人的建议很快变成了现实。厦门经济特区迎来了更加开放、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领导工作中，每个人分担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这些工作是整个全局工作的组成部分。要把工作做好，除了领导者本人主观努力外，还必须发挥其他人才的支持和努力工作。作为一个事业的领导者往往善于调动和发挥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真心理解，真诚的鼓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学习邓小平的用人之道，可以使广大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