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生需要有信仰作支柱。
惠特曼说过：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活；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理想和信仰是领导者的生命，它在领导干部的成长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这是邓小平的政治信念。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认为这条发展规律就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0页）。
每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都是从低到高，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
邓小平在留法的几年时间里，曾经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通过一些中国国内和法国、苏联的报刊接触到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旅法青年团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所有这些学习都不够系统和深入。
1926 年初，邓小平从法国来到他向往已久的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所当时条件相当优越的学校里，邓小平除了学习俄语、经济学、历史等必修课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全称是“中国孙中山劳动大学。”这所学校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联俄、联共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一代伟人，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创办于1925年9月。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共两党都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对创办莫斯科中山大学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国共两党都迅速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和优秀青年到这所学校学习。
邓小平到这所学校来学习之前的几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确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有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兄弟二人、汪精卫的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在中山大学不到一年的学习生活中，他第一次较系统、较全面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邓小平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就学，在中山大学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共产党员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他是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的。他说：“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51页）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资本论》）、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党和政府也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与邓小平在法国那种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参加革命活动还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邓小平利用中山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专心致志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思索，课后阅读大量的书籍。通过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头脑更加充实，信仰愈益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了他的天职。以后的历史证明，邓小平以其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26 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以后他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进行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他一会儿白区，一会儿苏区，真可谓戎马倥偬，席不暇暖。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终身的精神支柱并且最终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历程中，邓小平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作风是从来不屈服，用生命和个人幸福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坚持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而是作为行动的指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
正是从这一原理出发，邓小平看问题，也总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投身革命后，总是坚持在具体工作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进入中央苏区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代表，因而，他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错误，因而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视为“毛派”而残酷打击，受到撤职处分和党内最严重的警告。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等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5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邓小平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引自《邓小平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120页）。于是，“左”倾领导人便强行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
这年，邓小平仅29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
“左”倾领导者之所以紧紧抓住邓小平大做文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邓小平决心在“检查”上阐述自己的意见。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阐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阐明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在“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引自《邓小平的历程》，第121页）。
但是，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将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加明确具体，以敲醒“左”倾同志发热的头脑。显然，这样是不能使“左”倾领导者满意的，他们又责令邓小平：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
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者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叫喊：“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说完，摔过去几张纸，要邓小平就地将“问题”交代清楚。邓小平铁青着脸，强压住心中燃起的闷火，站起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但是，每次提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逐渐，看守人员送来的饭菜也降质减量。邓小平仍顽强地坚持着。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能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加执著、顽强。
在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学习和实践中，邓小平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他退休以后，仍然以一个共产党人的经验告诫大家：“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一句发自内心的“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始终不渝信念的充分反映。他从年轻的热血男儿到九十高龄的老人，整个一生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永恒的信念，并执著地为之奋斗。他曾问心无愧地说，在革命斗争中，“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老祖宗不能丢”，是邓小平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后得出的结论，是发自肺腑的感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不了。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浊流的时候，以苏联为首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旗易帜，但是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这充分表现了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信念。
针对国际上出现的社会主义大倒退，他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因为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而且是科学的真理。在邓小平晚年，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上几下，对这一点他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到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顺着这个思路，他指出说：“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他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始终没有丢弃马克思主义。
但是，邓小平又指出，坚持老祖宗不能丢，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老祖宗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丢。“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8页）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各级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不只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坚持与发展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创新，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坚定地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是全国少有几个在各项工作中一直受到毛泽东好评的战略区负责人之一。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过程中，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旗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具体相结合的产物。1993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阶段，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在成功地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之后，又一次实现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展现出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广阔道路和光辉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