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就是想办法，作决断，做规划，订计划。邓小平进行决策，制定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宏观决策总体设计，逐次推进。
这是邓小平作为一位伟人既胸怀全局，长远决策，又立足实际，循序渐进实现决策蓝图的领导方法。
作为一位军事家，邓小平高屋建瓴，是杰出的宏观决策的大师。1949 年邓小平负责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就是他总体设计、逐次推进的杰作。
渡江战役前夕，中央军委决定，对渡江作战，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一个月后，毛泽东在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时又向邓说：交给你指挥了。
关于渡江作战计划，军委、毛泽东和总前委在1948年12月淮海战役战犹酣时就运筹了。1949年1月29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召开的中原局扩大会议，讨论了渡江作战准备的一些问题。2月8日，邓小平在商丘主持由中原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总前委会议，具体讨论了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战勤准备等问题，最后形成《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召集邓小平等商谈渡江作战问题。3 月 22 日，邓小平在蚌埠以南之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进一步讨论渡江南进问题。26 日，邓小平、陈毅等又听取了三野各兵团首长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着重研究京沪杭地区战役实施方案。3月底，邓小平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亲自动笔，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一历史性的军事文献。4月1日，他又召集有关同志，逐段讨论，随即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野战军各兵团以上单位。3日，军委批准了这一纲要，实战表明，邓小平拟定的这一作战纲要，是科学性和可行性，坚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这既是总前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体现了邓小平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化繁为简，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准确地计算了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情况。敌军总兵力为24个军，4 4万人，平均每个军不到2万人，建制单位兵员不充实，机动兵力约有4个到5个军，上述兵力既在上海至安庆段江面布防，又担负控制浙赣线。兵力不敷使用。
我军兵力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共计 7 个兵团、21 个军，加上数个独立旅、特种兵，虽然也是将近24个军，但建制单位兵员充实，平均每个军超出4万全部兵力达100万，与敌之比是1：0.44，尤其是我军几乎全部是机动兵力，虽然随着战事南移，将有部分兵力转为守备，但仍然占有绝对优势。
我军发起渡江作战的目标十分明确，决心非常坚定，目的是求歼上述全部或大部敌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
针对敌战线长、兵力少，配置重点是东重西轻，纵深薄弱等弱点，根据长江地理、水情，吸取历史上渡江作战经验教训，“纲要”确定，第一阶段作战部署：以三野的八、十兵力8个军组成东突击集团；七、九兵团7个军组成中突击集团；以二野四、五兵团9个军组成西突击集团，采取宽大正面渡江战法，在几十个渡江点同时渡江，使敌顾此失彼。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便于第三阶段分别围歼。部署要求主要之点，一是注意断敌退路，以便歼敌；二是注意与友邻部队联络，互通情报，互引渡江。
由邓小平拟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渡江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实战证明，“纲要”是我军作战指导时宏观决策的范例。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向守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 431页）。
对于战争的指挥，邓小平擅长于总体设计，逐次推进，在和平年代，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决策，他也是这样。
在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工程，具有罕见的复杂性和高度的综合性。与此相适应，领导方法和主观指导上也必须具有高超的全局统筹艺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工程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就向全党明确提出：要大大加强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总观新时期以来邓小平运筹和驾驭全局的实践，处处透发着他那种抓整体，分层次——总体设计，逐次推进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归须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方层次的合力作用。为此，邓小平在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军队的改革任务。
为此，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又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事倍功半。正是在邓小平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才形成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由体制到配套措施等由浅入深的大好局面。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抓整体，分层次——总体设计，逐次推进这一领导方法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领导决策中，邓小平的原则是整体规则改革蓝图，逐次推进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上，他也是总体设计发展战略目标，然后循序渐进地推动其向前发展，一步一步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总观中外历史，制定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至关重要。日本明治天皇搞维新之举，造就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20 世纪60年代李光耀提出的工业计划，使新加坡的经济迅速起飞；6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重视经济，一改坚持10余年的内向型战略，提出“出口第一”的战略口号，并实行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实现了经济腾飞。邓小平站在人所难及的世界格局的高度，洞悉时代潮流，缜思密虑，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既立足现实，又富于想象力和创见性地构想，设想未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设计了近、中、长期的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并将其具体化、量化。人民明确了奋斗目标，充满了一定实现的激情和希望。
邓小平于1987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明确了今后70年内三个阶段所应分步达到的战略目标。他为中国发展制定的蓝图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邓小平在提出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后，又根据这一目标系统的要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腾飞、先致富，以沿海（沿边）带内地、东部带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全国发展战略部署。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历史链条。这样不仅把发展目标与发展部署统一起来，而且把发展目标整体性与有序性统一起来，并且把长远发展目标与中、近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即把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统一起来了。今天，中国大地处处一派生机勃勃，你追我赶的发展格局，无不证明邓小平领导方法和指导艺术的高明。
我们学习邓小平抓整体，分层次——总体设计，逐次推进的领导方法，就要在实际工作中，要重视总体构想，不顾此失彼，人为失衡；做工作要有序进行，不能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打乱仗；要善于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现实与长远的关系，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急功近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