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之界说
信作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立身处世之本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自古以来，先哲们就对信的涵义作了诸多阐述。
信的基本涵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故我国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系统的字书，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从人言。”《易·系辞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易》曰：“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忠信所以进德也，信于民也。”《国语·周语上》记载：“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信所以守也。”《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之一，要求“敬事而信”，“谨而信”。孟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这就是说自己想要的东西，让别人先取，谓之善；自己有善心，相信别人也有善心，这就叫做信。也就是说，人自身确实具有美德才能称之为信。此后，信成为儒家着重提倡的道德规范之一。
根据信之本义，应分为诚实之信和不欺不疑之信。
信的涵义还有：
（1）诚信，在中国古代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之道、交友之道。“人而信，则至诚无妄；见之于伦，朋友信也。”可以说，诚信是使人与人相安共处、互爱互助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基础。从古至今，凡是诚实守信者，就受到世人的敬重和爱戴，而一切言行不一者，必定遭到人们的鄙夷和唾弃。
（2）确实：如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子皙信美矣。”《书·金滕》记载：“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3）信用、信任：《论语·颜渊》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4）相信：《孟子·尽心下》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5）信奉：如信教、信佛。
（6）听凭、随意、任意：《荀子·哀公》记载：“故明主任计不信怒，暗主信怒不任计。”而日常用语“信步”、“信口”等则是此意的延伸。
（7）由“使者”之意而引申至书信：《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司空郑中驰遣信就阮籍求文。”《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六年》记载：“（马）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古代谓使人为信，通书都交人递达，后来遂以作书为信，叫做书信。如写信、寄信。
（8）符契、凭据：如印信、信物。《墨子·号令》记载：“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以上辄止之。”
（9）消息、信息：如唐人李中《碧云集·暮春怀故人》诗云：“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又如成语“通风报信”。
（10）表明、表示：《左传·定公八年》记载：“王孙贾趋进，曰：‘盟以信礼也。’”杜预注：“信犹明也。”
（11）信还通“伸”意。《易·系辞下》曰：“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有“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
信尽管有多种涵义，但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信，只是指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实事求是。人若有信，就是一个恪守信约、履行诺言、说到做到、言而有信、鄙弃虚伪、堂堂正正的人。信凝结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它所体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经过几千年文明历史的锤炼，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2.信伦理道德观念之发轫
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之间的某种道德关系的表现。原始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第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其伦理道德也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第一种历史类型。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已发现的最早的元谋人化石推算，至少在170万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就已劳动、生息、繁衍在祖国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原始群、血缘家族、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等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阶级和等级，没有君主和国家，各氏族部落“共推”、“共举”自己的首领，管理自己的事务。“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吕氏春秋·恃君览》。这里所说的“知母不知父”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形。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就“知父”了。随着父系制的出现，对偶家庭也就转变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时就有了“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那么，原始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什么呢？他们懂得什么是信吗？十分遗憾，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对于远古人类的信道德观念只能进行推测。《尸子》记载：“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狩猎是原始社会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随着工具和技术的改进而形成的一项集体活动，人们最初只能猎取较小的动物，后来才获得较大的对象。特别是飞索石、弓箭的出现，使狩猎有了重大发展。我国半坡出土了骨、石箭头数以百计，其中骨箭头有三角形、圆柱形和柳叶形多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石、骨箭头也很多，多为柳叶形。这说明，远在母系社会，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活动。假设氏族首领约定某日某时进行狩猎，氏族成年男子必须参加。如果大家守约而行，狩猎活动就能正常进行，氏族内部的生产活动就在正常运作；假如有少数人不守约，就会影响这次活动；假如大家都不守约，这次狩猎就会放弃。在远古时代，没有复杂的语言，没有文字，但是在集体生活的圈子里，人们逐渐懂得，要生存，要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必须守约。如果仅仅从推测来看原始人类的信道德观念，似乎太抽象、太模糊，那么，我们再从民族学中撷取数条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解放前，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民族，在许多民族学文献中，尚保留着居住在边远地区，社会形态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讲信守信的记载。
例如：
古时苗族在审理本族案件时，其程序是：“要约文书，刊寸木判以信。”
古时的黎族用绳子打结为凭证，“黎长不以文字为约，有所借贷，以绳作一结为左券”。
《腾越州志》记载的更有趣：“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佣，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傣族是个讲礼守约的民族，其土司对百姓的训条中，就有讲信的条律：
“当用的不用，不当用的你要用；当说的不说，不当说你又说；当做的不做，不当做的你又做，是不对的。”
“没有信义的人，和好吃懒做的人，是会被人看不起的，自高自大的人，是不对的。”
“不能当面不说别人，背后乱说别人的坏话。”
我们还可以从民族学的资料中看出原始社会物物交换的情况，其中也包含着信的含义。如贡山独龙族在解放前夕，还没有产生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条件，商品交换极不发达，仍然处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物物交换阶段。在交换之中，猪已经成为特殊商品，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
独龙族以猪为交换物，而景颇族则以水牛为交换物。交换怎样进行，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实物（如猪、牛）怎样换算，全都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人们交换完全按照这种定制进行。如果不守规约，交换就无法实现。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内部的商品交换，实际上也体现着守信的实质。
根据现代学者对尚存的原始部落的考察，参阅古代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出原始人类已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关于我国上古原始人的道德风貌，《礼记·礼运》记载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以上的文献资料中可以反映出原始社会的公有观念、平等观念、互助观念，而其中所说的“讲信修睦”，就是讲诚信，修和平之意。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童年，在那远古时代，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这就是原始社会共产主义———一个有条有理的社会秩序。尽管原始人类也有战争，有血亲复仇，但凭着“讲信修睦”，人类终于走出了洞穴、走出野蛮；走向进步，走向文明。
原始社会的信道德观念是模糊的、抽象的、朦胧的，原始人类没有文字，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伦理道德学说，但他们那种在经验之中产生的道德观念，仍然对以后的历史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信伦理道德观念之确立
经过血与火的历史锤炼，人类步入了阶级社会。夏部落首领禹，打破“禅让”制，组建军队，建立了世袭的夏王朝，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正式诞生。关于夏代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代表其社会部分面貌。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时代。由于有地下大量甲骨文及其他文物的出土和古书的记载，使人们对商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了解，其特征是氏族血缘关系的存在；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的结合；伦理思想和宗教意识搅在一起等。由于当时人的思维能力低下，系统的伦理学说还没有形成，正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所云：
“我们翻遍卜辞，没有发现一个抽象的词，更没有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卜辞中的意识形态：第一，着重时间观念；第二，着重空间观念；第三，着重数量观念。时、空、数三种观念所以普及，是人类对自然斗争和部落间的战争所促成的。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
此处“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观念。由于“社会内部的权利义务观念还没有明显的标志”，所以，卜辞中的祸、咎、不利、不吉等字，是全体族员对自然与外族的宗教意识，还不是一般权利义务思想的表现。在卜辞中，固然已经出现了孝、德、礼等字，但这些字的内涵并没有多少伦理道德的含义。据考证，卜辞中的孝与老、教相通；礼则是指盛有双玉的祭器。因而，这些字还不能作为道德规范来使用。
约在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灭商，建立了新的政权，时间是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771年，这时，原先在殷商卜辞中已经出现的孝、德、礼等字，开始具备了独立的道德意义。如周王以文、武、康等字命名，就开始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涵义。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总结了夏、商兴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以德受命”、“以德配天”的思想，为自己的统治制造理论根据。在周公姬旦的许多谈话、命令里都贯穿着伦理思想。他认为德是由天所命的，商朝灭亡是因为“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而周代兴起也是因为“上帝”和“皇天”给他们以德。周公总结了一套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主要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认为这是由上帝赐予民众的行为规范。由此可见，西周的伦理思想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
大约从晚商至春秋，信作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开始出现在金文上。金文是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即青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如中山王鼎上就铸有“余知其忠（信）也”的文字。以后，青铜器上铸信字的还有战国中山王方壶铸“忠信”二字等。
随着信道德观念的逐渐系统化，我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资料上也出现了关于信的记载：
如，《易传·系辞上》：“言出乎身。”意思就是说言语是从人的身体发出，人说话要兑现，要身体力行。在金文中，如中山鼎王上的信字，也是由言和身组成。言与身组合成信，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信的思想内涵。
《易传·系辞上》还说：“人之所助者，信也。”
《易传·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易·中孚》：“信及豚鱼也。”
《易·革》：“信志也。”
《易·大有》：“信以发志也。”
《易传·系辞下》：“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意即诚挚待人，严守信义。
而“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反映的是上古时期，人们守信约而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情况。
《易传》是《易经》的一部分。《易经》原名《易》、《周易》，是儒家经典六经之一。《易经》是巫史们积累大量筮辞，经过筛选、整理、编排而形成的一部占卜用书。经文从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以预卜吉凶。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爻辞合起来就是《易经》的经文，解释“经”的部分就是《易传》。《易传》的价值在于它对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论述，富于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一部很有哲理的著作，而它对于信的述说，标志着信伦理道德在先秦以前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经之一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基本上是民歌，多为西周末和春秋前期的作品。《诗经》中除了农事诗、庙堂祭祀颂歌以外，也有关于吟信的词句，如：
《卫氓》：“信誓旦旦。”
《郑风》：“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风》：“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王风》：“谓予不信，有如日。”
《小雅》：“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大雅》：“成王之孚下士之式笺”；“王道尚信，则天下以为法。”
《召驺》：“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意思是说至信可以感神。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中也有关于信的记载。如《书·康王》云：“信用昭明于天下”；《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等即是。
有了文字，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就开始由经验型逐渐走向理论型。那些铸在青铜器上的信，那些写在书本上的信，宣告着我们的先民们已经跨入了文明的门槛；那些用熊熊烈火锻造出来的信，那些从先民们的心智中宣泄出来的信，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上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