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4日，母校北京大学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大庆。我每当路过北大南门看到迎百年校庆的倒计时牌时，总是心潮起伏，它引发起回忆与追想，带来了兴奋与期待。
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以来，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校方针，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进步，以至后来北大成了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大约自13世纪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处在这个中心城市的北京大学，自五四运动以后，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学校素质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等因素，决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乃至整个社会的突出的重要地位，这成为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
我有幸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但不幸的是，这是一段存在着非正常状态的时期。反右派斗争、“反右倾”运动、“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斗私批修”，运动接连不断，实际上集中上课大约是两年半时间。好在同学们都很用功，平时看了很多书。我是调干生，也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夸张点说，当时真是争分夺秒，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抓紧时间看书学习，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以充实自己。我本打算在五年内学习文史哲的基本知识，以便为日后工作打下基础，所以还到历史系听了近两年的中国通史课，也想听中文系的课，因时间不好安排，就在课余时间自学，做了一些笔记。总的说来，在北大五年是学了不少知识，尤其是在哲学方面。
如果把在北大的五年学习生活做一自我总结，我想主要收获是人生价值观、个人人格、思维方式和学术品格的初步形成。这是人生的真正转折点，是一个里程碑，它使我跨进了人生的新阶段。我分析这一收获的原因，一是知识的增长，视野的扩大。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推动我在对待工作和事业上自强不息，积极进取；道家思想有助于我在对待名利和生活上顺其自然，无为无争；佛学思想则启示我在对待烦恼和痛苦上要随缘任运，超越自我。二是校风的熏习，学风的感染。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无形却极为深刻的作用，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就我个人在北大获得的提高来说，母校的校风，尤其是学风的潜在影响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它超过了所得知识的作用。
校风是一个学校的风尚，是学校素质的显示，表现为一定的气象，形成了一种氛围。学风是治学的作风，学习的风气。校风和学风的内涵，主要是表现为学校师生对待社会、个人、知识、真理的普遍看法，表现为为人为学的共同态度，也表现为师生相传的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学风是校风的核心、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风就是校风。学风实是一个学校的命脉，一个学校的灵魂。
北京大学的学风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庆祝北大建校百周年之际，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和总结的问题。我个人初步认为，北大的学风是在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以来，逐渐积淀而成的，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在北大发生影响的结果，并且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充实，学风主流益趋定型化，以至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根据我在北大五个春秋的实际感受，我以为以下几点是北大学风的重要内涵：
一、潜心学术。高等学校是教育单位，也是学术部门。一个学校的学风，首先表现在教师的身上，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的身上。北京大学有一大批教师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埋头研究学问。他们既不受一时风向的影响，投机取巧，也不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果。他们是我国学术界的脊梁。北京大学还集中了各个学科的一些泰山北斗，就文史哲领域来说，我在校时就有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翦伯赞、王力、季羡林等大师级的一流教授。他们专心致志，传道授业，殚精竭虑，笔耕著述，他们的成果和思想，形成一座座文化高峰，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北京大学文史哲领域的成果，集中体现了我国在这些学科领域里的最高成就，主导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北大教师的科学成就与科学精神，为受业学生树立了榜样，刻苦用功，勤奋好学，在北大莘莘学子中，蔚然成风。带着书卷气走出北大校门的众多校友，在我国学术界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二、自由求索。学术的发展与进步，要求从事学术工作者解放思想，善于怀疑，富有创造性，且能埋头钻研，上下求索，以追求真理为旨归。思想自由，不断探索，正是北大的一个重要传统。1956年我进校时，学校号召师生向科学进军，在学术上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学生一面要求听课读书，打好基础，一面提倡独立思考，自由探讨。当时一些课程内容的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追根问底，争论热烈，效果很好。可惜这种风气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受到影响。但是，真正的北大人仍然保持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如我们的校长马寅初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马老。马老在大饭厅作“新人口论”讲演，我拿凳子坐在第一排听。他激动时用拳头拍讲台，大声申述自己的观点。马老深刻雄辩的论证，使人信服，他的忧国忧民的深情，令人感动。后来马老受到批判，他又“明知寡不敌众”，却敢于“单身匹马，出来应战”。马老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实在使我们无比钦佩。又如当时副校长傅鹰教授，也是一位敢讲真话、直道而行的突出典型。他独立思考，绝不盲从，且心直口快，在1957年差一点成为右派，只是由于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讲话，才使他免于厄运。傅先生的观点和事迹在北大乃至全国都很有名，我想这也是坚持北大精神的胜利。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在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1959年上级组织人大、北大两校联合调查组，赴河南、河北的三个县调查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我也被吸收参加河北藁城调查。经过几个月实际调查，三个组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实事求是地对人民公社提出了种种看法、问题、建议，表现了在特定条件下坚持自由求索的精神，这也是十分可贵的。
三、兼容并包。这实际上是学术民主问题。在学术领域里，真理颗粒往往存在于多种学说之中，不同学说往往是各有所见，各有所长。就学术发展来说，只有不同学说的比较、论辩，才有利于获得真理，推动学术进步。由此也就要求学者具有渊博的知识，最好能融合中西，贯通古今；要求在知识传授上兼容并包，正确对待各种学说。时时引发我美好回忆的是，我在北大上学的开头和结尾两段时间里，学校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长文，在哲学学术领域积极配合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系里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一时令人应接不暇。当时哲学界名流张颐、金岳霖、贺麟、朱谦之、洪谦、黄子通、宗白华、潘梓年等，纷纷应邀登台作专题讲演。全系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为我们丰富知识，扩大视野。这些讲座和选修课，有的比一般的必修课程效果更大、更好，它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学术鉴别力和批判力。
四、严谨治学。这是北大学风的又一显著特点。就以治哲学史来说，北大哲学系教师与学生都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阅读、钻研、掌握、积累，哲学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汇编》就是一套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参考书。张岱年教授一再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力戒浅尝辄止，望文生义。张先生告诉我，他对《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反复阅读多次，有的都会背诵，在反复的阅读、背诵中，不断体会其原意。据我看来，在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张先生著作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命题、义理的解说之所以准确、可靠，其原因就在于此。
以上从治学角度论到母校的学风，我想这就是“北大魂”，但愿“北大魂”常在常青。
[原载《青春的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