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踏上学术研究之路的？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我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为何？漫长的学术生涯历练，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什么启迪，进而在自己生命安顿方面又有什么体悟？方方面面，令我追忆，令我反思。
学术研究的主要历程
从1962年至今，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阶段：
（一）起步（1962—1965）。佛教内涵丰富，如何选择恰当的切入点进行研究？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先从佛教人物个案研究入手比较合适，于是决定开展魏晋南北朝佛教代表人物的系列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在《新建设》、《哲学研究》和《人民日报》发表了研究道安、慧远、僧肇的论文四篇和书评两篇，其中《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还被美国译成英文，刊载于该国的《中国的哲学研究》。
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学术研究不得不停顿了。
（二）拓展（1978—1987）。“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重操旧业，继续进行佛教人物的个案研究，又陆续撰写出一些论文。中华书局嘱我将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后又撰写《慧远及其佛学思想》。我的佛教人物个案研究是与中国佛教典籍研究紧密结合的。这期间我与几位师友合作，就中国佛教的重要典籍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标点，由中华书局出版四卷本《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我个人也撰成《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一书。此外，我还应中华书局之约，在为高校哲学原理教师进修班授课讲稿的基础上，撰写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后于1990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充实了若干佛、道两教的哲学思想内容。
（三）专攻（1988—2002）。自完成《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书稿以后，我就开始集中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这个课题是我学术研究的最大兴趣、最大愿望和最大追求。我大约花了15年时间，发表约百篇相关研究论文，最后撰写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此书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问题、理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来梳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勾勒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结构，阐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基本特点，凸显中国佛教哲学的独具异彩。
在完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后，我采取适应工作和课题的需要，结合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关注现实问题来开展学术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除继续研究佛教外，还拓展了两个领域，一是探讨宗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
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回顾以往学术研究的历程，就佛教研究来说，我的治学态度主要是秉持“中国本位”和“心性体会”两条原则；在治学方法上，是运用以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法。
所谓“中国本位”的态度，是基于中国人对待外来佛教的根本立场而形成的特定的治学原则。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即先入之见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中国人这种对待外来佛教的文化立场，决定了我观察、探究佛教的视角和态度，认为外来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环境，才能在中国流传发展、开花结果，也就是外来佛教一定要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相适应，接受中国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才能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作为宗教文化，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讲的，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因此，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有“同情的默应”；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应该具有“心性的体会”。这一点构成我研究佛教的又一重要原则。
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我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但主要是采用哲学问题研究法，即是以哲学问题为纲来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此法能够比较清晰地阐明哲学问题的形成、争论、演变和解决的历史过程，比较容易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如何进行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研究？我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为八条：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总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总结。
学术生涯与人生追求
长期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对我个人的安身立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思想使我受用终身：使日常生活富有人文精神，使生命质量有了提高，使人生追求更有意义。
（一）立志求真。为了实现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志向，我给自己的座右铭是“立身有道，学有专长”，即为人要正直真诚，志美行厉，而学有专长则可以对人民做出切实的贡献。求真为了创新，就要立论立说，而从事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关乎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而也有助于自己把做学问和做人统一起来，有助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不争而争。这是我为人和治学的基本态度。“不争”是淡看名利，淡泊纷争，追求平淡，保持平和，甘于寂寞，安于无闻。“不争”要求拒绝急功近利，拒绝浮躁，拒绝空泛，拒绝草率，拒绝低质。“不争”要求心无旁骛，静心专一，有时几乎要求达到一种犹如老僧入定的物我两忘的境地。“不争而争”，有所“不争”才能有所“争”，“不争”是为了更好的“争”。长期以来，我选择在图书馆备课、研究、写作，几乎放弃周末和节假日的休息。我的“不争而争”的人生价值取向，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哲学思辨与资料积累。这是我学术研究的两个着力点，两大基石。具有哲学思辨能力，就有了指导观点和分析方法，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出本质，并避免陷入罗列材料的烦琐主义。资料积累是治学的重中之重，言必有据是实事求是研究学问的前提和基础。在积累资料方面，反复精读、读通几部经典之作，并对原著进行标点、校释和今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料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厚积薄发。
（四）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中国古典哲学十分重视知识分子人格的培养和坚持。漫长的学术生涯使我体悟到，作为一个学者，坚持独立思考，既是治学的生命，也是人格的体现。学者的生命在于治学，治学重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又离不开独立思考，离不开自由思想，离不开独立人格精神。我每当独立自由思考、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时，就会有新的创获，新的见解；而每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就会给自己带来窒息思考、桎梏思维的困境。这是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一生不争，福报自来”，这是2005年10月25日新加坡《联合晚报》评介我的八字标题，使我思索良久，难以忘怀。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人文学者，我当感恩国家的培养，今后我将继续为祖国的学术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原载《光明日报》，2010 08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