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对民族英雄总是采取歌颂的态度的。为表彰孙明瑾将军的抗日救国、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国民政府特追赠孙明瑾烈士为陆军中将。湖南省会长沙市各界定于12月18、19两日公祭孙明瑾故师长，并拟以10万元作特别抚恤金。《大公报》还特别发表长篇社论《孙故师长精神不死》以悼念这位抗日英烈。内中之辞，评价之高，令人震撼：“孙故师长，成仁取义，死重泰山”，“勋业名山，共乘不朽，可谓生荣死哀”，“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古人称之为大勇，孙故师长，庶几近之”，“其为国奋斗，临难不苟如此，实可媲美古人”。孙明瑾就这么永远地铭刻在常德会战的史册、丰碑上了。上世纪80年代初，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孙明瑾为革命烈士。
方先觉被薛岳调走一个师，被日军打垮一个师，还剩一个第3师。
第3师在师长周庆祥的率领下，向赵家桥钻隙前进。29日晨，当部队刚进入余家坎、曾家冲、李保冲一带时，即与日军遭遇。担任阻击任务的日军企图与国军打胶着战，周师长因奉命限取德山，不宜久缠，遂以第8团(欠一营)于原地制敌，主力则快速进扑德山。
30日拂晓，周庆祥终于攻到了德山外围，遥望德山岭上的孤峰塔，他不禁兴奋得双眼放光。他立即下令向德山发起冲击，在德山布防的日军第3师团一个大队约500人，没想到拦截部队没有把国军阻击成功，仓皇应战。毕竟第3师来势凶猛，经过数次争夺，日军受创严重，便慌乱渡沅江往北溃逃。午后6时，周庆祥率部收复德山。
周师克敌收复德山的消息经电报传出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立即通电嘉奖余、周二师：“程万师血战保常德，庆祥师血战克德山，忠勇褒天地，特奖程万师20万元，庆祥师10万元。”
次日，没等天亮，反扑的日军第68师团和第3师团的各一个联队，就已把德山围成铁桶一般。遮天蔽日的一阵炮轰后，步兵开始向山上的国军阵地猛扑而来。周庆祥第3师的弟兄占据有利地形位置，对敌进行顽强的抗击，致使日军屡次进攻均遭失败。但坚守德山并不是周庆祥的目的，他不时地在战火中举着望远镜观察常德城区的动态，他知道余程万在那里望穿秋水般地盼望援军，所以他也万分焦虑地想及早脱身攻进城去。同时，此刻薛岳又来电催促周师火速派兵入城，以解救危急中的57师。周庆祥横下心，孤注一掷了，他令第9团固守德山，令第7团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地向城区打过去。
第7团团长陈德升接了命令，立刻带了队伍向沅江南岸冲去。他这一冲去，可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
因为要从德山进城，首先要钻向常德南站，而钻进南站则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沅江自桃源东注洞庭，流经常德城垣时它转一个大弧弯，形成了一个天然口袋。德山在常德的东南角，耸立于这天然口袋的袋口，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要想完成进城救援第57师的艰巨任务，就非要向密集日军的口袋里钻不可了。12月1日深夜，伸手不见五指，阵德升团长派出尖刀班开路，自己手提双枪，在队伍前率先行走，向口袋内的南站摸去。一路竟没有遇到日军阻拦，径直到达南站的沅江岸边。陈德升一阵窃喜，以为这下大功告成了，便令信号兵马上向江对岸发信号弹，吹联络号。
无奈城内的第57师残军虽看到江南岸出现信号，但自己的信号弹早已用尽，号兵亦全部阵亡，无法作出答复，只得用红布裹上马灯表示，但江面宽达一公里，风大浪急，怎能看到这萤火虫般的亮光？陈德升久久得不到城内守军的反应，心慢慢凉下来，判断第57师可能全军覆灭，无可挽救了。既然这样，他就想尽早撤离南站，赶回德山与主力会合，以免夜长梦多。主意想定，便拉起队伍后撤，当队伍撤至离南站的2华里处时，尖兵突遇第57师派出与援军联络的周义重指挥官，一核实，方知城内国军部队尚在作最后的搏杀。陈德升大呼后悔不迭，二话没说，调转枪头便欲回师南站，但忽然间照明弹“嗖嗖嗖”在空中爆响，顿时四周围天空亮如白昼。
“不好，我们被日本鬼子包围啦！”
不知谁厉声尖叫了一声。
正是这样，由于他们耽搁的时间太久，终于暴露了目标，日军调集大批部队，将陈德升团像包饺子似的包了起来。
第7团拼尽所有力量想冲出日军的重围，但冲杀了一夜，也是丝毫摆脱不了敌人的纠缠剿灭，最后，仅逃出100余人。
方先觉的第10军损兵折将，结果几乎仅剩了光秃秃一个军部，元气基本丧失殆尽，再也无力入城援助余程万的第57师了。
常德会战后，薛岳认为第10军作战不力，且不听指挥(方先觉曾因第190师指挥权问题，在电话中与薛争吵)，未能完成援救守城部队的任务，就将方先觉撤了职，派钟彬接任第10军军长。后经李玉堂在重庆将第10军参加常德会战的壮烈情况报告顾祝同，请其向蒋介石说情，同时第10军全体余部也愤愤不平，通电请求中央保留方先觉原职。钟彬见此情景，迟迟不愿到差，拖了两个多月，方先觉又亲自去重庆向蒋介石请罪，进行疏通活动，适逢日军有第四次进攻长沙之势，蒋介石用人心切，遂令方先觉重回第10军掌权，担负守卫长沙的重任。
中美空军投下温暖
冬日的天空苍白如纸。尽管常德的地面焦土残垣、弹火纷飞，但她的上空，却依然是那么辽阔和纯净。
“嗡嗡”，一架黑色蜻蜓般的飞机翩翩而至。
正在交战的中日双方部队，“劈劈啪啪”的枪声忽然都停住了。日军指挥官并没有在此刻调动飞机来助攻轰炸，所以望着这架颇有些可疑的飞机有点莫明其妙。而国军官兵还以为又是日机来空袭，便都缩起脑袋躲进掩蔽所内。幸好一个胆大的国军排长认识飞机的徽号标记，他立刻就从低飞盘旋的飞机翅翼上认出这是中美空军的C－46运输机，他情不自禁地跳出阵地欢呼起来：
“噢，我们的飞机！我们的飞机！”
随着这名排长的呼喊，国军士兵也都纷纷跑出来欢呼，朝着天空上的中美空军运输机挥手召唤。
“隐蔽！隐蔽！”远处的日军队伍顿时混乱成一团，为躲避中美空军飞机有可能的俯冲扫射，在指挥官的一阵阵警告声中，士兵大片跑开疏散，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C－46的观察员眼睛也真够厉害，飞机刚刚盘旋了两圈，便观测准了国军阵地位置，随即飞机轻轻翘了翘尾巴，投下几个大棉包，没容日军作出更多的反应，它就迅速地飞走了，消失在远天的茫茫白云之中。
空投的棉包里装的是子弹、报纸和猪肉。这是中美空军第一次对常德守军第57师空援，获得成功。遥望苍天，余程万双手合十，感激地喃喃自语道：“陈纳德将军，没想到你真够义气！”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空军为何称中美空军，这主要是陈纳德的原因。1937年5月，兼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经笕桥航空学校美籍教官比利·麦克唐纳和罗易·霍尔布鲁克鼎力推荐，聘请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上尉陈纳德为航委会顾问。卓有才华的陈纳德在美国曾研究出一套新的飞行战术，摒弃以往单机“各自为攻”的空战方式，而采用三机编队协同攻击(两机攻击，一机在高处掩护)，这套战术后来证明确实行之有效，而在当时却未引起上级重视。陈纳德郁郁不得志，抵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被派到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的最后实战训练，并用他的新战术武装中国飞行员。以后的大量事实表明，宋美龄重用陈纳德，是对中国国民党空军一大贡献。
陈纳德为报知遇之恩，倾力训练年轻的中国空军，在他的努力下，一支规模虽小但效力日强的飞行部队终于建立起来了。到正式参加抗战前，列入编制的飞机共有296架，编为9个大队，每个大队2～4个中队，共有31个中队，每个中队有9架飞机。
中国空军的主力飞行员全是陈纳德精心带出的学生，从1937年8月14日至8月21日，仅半个月，国军飞行大队就击落日机61架，把号称精锐的鹿屋和木更津两个海军航空队消灭殆尽，使骄横狂妄的日本空军受到沉重打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石井义海军大佐，因惭愧而剖腹自杀。
武汉、广州失陷后，日军涉步向内陆深入，大片中国领土被日本侵占，直接损害到美国在华利益，美日关系逐渐恶化。从1940年起，美国出现了直接援助中国抗战的迹象，中国政府遂于1940年11月，先后派陈纳德、毛邦初、宋子文赴美，进行求援活动。
陈纳德以中国政府的使者身份回到美国，开始的活动并不顺利，因为那时美国的援助重点在英国，对中国抗战并不关心。后来，陈纳德得到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海军部负责航空事务的次长托马斯·科克兰的支持，终于说服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3月11日签署了“租借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中国可以用租借方式从美国得到飞机和其它航空装备。又经陈纳德积极活动，中国不久便从克蒂斯·莱特飞机公司得到了100架原来准备给英国的先进的P－40C战斗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陈纳德，决定将这批飞机交给陈纳德，由他组建一支美国志愿航空队。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又签署了一个未公开发表的命令，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退役人员参加志愿队来中国作战。陈纳德随即组成一个5人招募小组，奔赴全美各地，用高薪(由中国支付)聘任了一批飞行员和机械师。1941年7月10日，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务、后勤人员组战的第一批美国志愿人员，从旧金山启程，经澳大利亚抵达缅甸仰光。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在仰光正式成立，陈纳德任队长，下辖3个中队，在缅甸东瓜开始训练。
12月19日，志愿队第一次参战，在昆明附近上空将来袭的10架日本轰炸机击落9架，自己无一损失。美国志愿队首战告捷，从此博得“飞虎队”的美称。美国志愿队存在了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可能击落者153架，自己仅损失12架，50次空战没有一次败绩。
1942年7月4日，美国决定将美国志愿队扩充改组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下辖的第23战斗机大队，也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恢复现役，晋升准将，继续在华担任该队指挥官。
1943年，中国战场的空中形势开始发生重要转变。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空军力量，美国驻华特遣队于3月4日扩大改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拥有各种作战飞机1000架。陈纳德晋升少将，仍任第14航空队司令官。6月间，中国接受陈纳德建议，在卡拉奇设立训练中心，分批训练中国空军飞行人员，掌握美式新飞机，提高实战技能。
10月，由中国空军第1、3、5大队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及原“飞虎队”部分人员，共同组战中美空军混合团，辖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战斗机大队，统归陈纳德将军指挥。在常德会战爆发之时，中美空军共装备有轰炸机60架、战斗机180多架，力量已相当雄厚。
陈纳德不仅和中国空军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对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与许多中国人建立了友谊，包括后来成为他夫人的中央社记者陈香梅女士，还包括许多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余程万与陈纳德结识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两年前的夏天，余要把夫人邝瑗及子女送到大后方去。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重庆和昆明，重庆是陪都，达官贵人太多，像余程万这样的中将根本不稀罕，所以就选定了昆明。
在昆明安顿好家室后，余程万急于要赶回部队，那时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没有停息的时候。国防部规定，在条件允许下，国军将官可以搭乘中美空军的便机。陈纳德的空军总部就设在昆明，所谓便机，就是这条航线的运输机或轰炸机有几个空座位，让你顺个风。那天中午，烈日炎炎，余程万赶到昆明巫家坝机场，凭将官证明在空军联队司令部拿到了登机牌。问什么时候有飞机？回答说再过几个小时，将有一架运输机飞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恩施。于是余程万就到跑道旁的树荫下去等候，同时在那等候的已经有10来位将军，不过互相都不太认识，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在那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