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等待着安娜贝拉的故事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再写她。可是，这么多年等下来，依然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今天是2012年11月6日，奥巴马再次当选为总统的欢庆日子。不知道以后的移民政策能否给安娜贝拉带来好运。
安娜贝拉是文迪的大学同学，是个墨裔家的女孩。墨裔家的孩子上大学的比率并不是很高，尤其是女孩。大二那一年，文迪和安娜贝拉做了室友，这一住就住到了大学毕业，所以，我也知道了很多安娜贝拉的故事。当时，我们像是保守机密一样地保守着安娜贝拉的故事。
文迪上的那所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在这所大学里，90%以上的学生来自于美国的中产阶级或者上层阶级的家庭，以白人居多。读完这所大学需要昂贵的学费，我们当然是读不起这样的私立大学的，如果没有全额奖学金的帮助，我们是不会考虑让文迪去这所私立大学。文迪经常对大家说：我就是学校里那个10%的穷学生！语气里透着自嘲，也透着自傲！
安娜贝拉当然也是属于那个低收入家庭的10%中的一员。
在大学里，文迪和五六个女生抱团玩儿在一起。年轻人玩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同阶级的区分。她们大多来自于外州，周末或者节假日，文迪经常带她们来家里吃我做的中餐。这些白孩儿墨孩儿学的第一句中文就是叫我：文迪的妈妈！
这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做什么吃什么，一点儿不挑食。无非就是宫保鸡丁、芥蓝牛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排骨什么的，酸辣泡菜是安娜贝拉的最爱。她们这几个孩子里面有不吃海鲜的，有不吃肉的，刚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她们做饭，文迪劝我：别管那一套，做上一桌子，谁爱吃啥就吃啥！有时候晚上在家里看电影，我就给她们叫上比萨和饮料，也就不用管了。这帮孩子很好玩，也不坐沙发，统统坐在地板上，吃着比萨看着电影很满意。文迪问我：你能看出她们谁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吗？我看着她们，都是T恤牛仔裤拖拉鞋，也没谁穿什么名牌，开的车也大都是些二手车，表面上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文迪在厨房悄声对我说：这个，家里有油田，有游艇；那个，家里有私家飞机……我只看到了一帮子很单纯很简单很开心的孩子，其他的，我什么也看不出。
暑假的时候，大家都纷纷出去打工了，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富裕孩子也不例外。文迪平时在律师楼做文秘，周末还要去日本餐馆做带位，整个暑假每周七天都在打工。
开学后，大家又凑到了一起，相互交流着暑假打工的情况，才发现，整个暑假只有安娜贝拉闲着没去打工。
要知道暑假的时间真的很长，从五月中旬到九月中旬，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呢。
这个情况让大家心里很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么贫困的家庭走出来的安娜贝拉暑假为什么不去打工？来自于中产家庭的孩子说：我们付全部学费的人都要去打工，为什么她拿着助学金而整个暑假不去打工？为什么？几个同学在背后就有议论：家境贫寒拿助学金没有问题，关键是自己不劳动，不去做出努力，完全掌心向上伸手等待，这就无法理解与原谅！除了懒惰还有什么解释吗？
这些议论文迪都听到了耳朵里。
文迪也是对安娜贝拉的做法无法理解。
她们两个同是室友，又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文迪一直想着找个机会跟她说说这个事儿。
其实，安娜贝拉何尝感觉不到同学们对她的不满，她只是保持着沉默，直到文迪将话题向她挑明。
那个晚上，熄灯后，两个人都躺在床上睡不着，各自想着心事。文迪问她：安娜贝拉，我想不明白，整个暑假大家都在打工，你为什么窝在家里不出去打工？
安娜贝拉说：我在家里帮着照看我的弟弟妹妹。
文迪听到这个理由，心里很不高兴，就说她：你知不知道大家都对你有意见？一个暑假宁肯待在家里也不出去打工，你到底在想什么呢？大家都说你很懒惰你知道吗？我不希望大家议论你，可是我也堵不住大家的嘴！
安娜贝拉沉默了很久，没给文迪一个回答。
文迪继续说她：这里面，只有你和我是来自于移民家庭，她们都是出生在这儿的美国人。她们说，可以接受移民的贫困，但是，不接受移民的懒惰，你听清楚了没有？
安娜贝拉长叹一口气说：我是多么的愿意去打工啊！可是文迪，我不能啊！
文迪不解地问她：什么叫你不能？
安娜贝拉又沉默不语了。
文迪突然间像是明白了，悄声问她：是不是因为绿卡身份的问题？
安娜贝拉说：毕竟是移民，你会懂得。
文迪不明白地问她：没有身份，你是怎么进入这所大学的？
安娜贝拉坐起来，打开灯，问文迪：你能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吗？不对同学们说出这个秘密？！
文迪一看问题严重了，也紧张了起来，发誓说：绝对不会！永远不会！
安娜贝拉终于敞开心胸向文迪说出了她的故事——
在安娜贝拉四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她，从墨西哥穿过漫漫沙漠偷渡到了美国。那种越过死亡时的干渴、疲惫和绝望，不知是存在于她的四岁时的记忆中，还是来自于后来父母一再重复的回忆。来到美国后，安娜贝拉的父母又给她增添了两个妹妹两个弟弟，五个孩子中，只有安娜贝拉没有身份，其他的弟弟妹妹因为生在美国，自然就是美国公民。爸爸妈妈也可以等到孩子21岁时给他们申请绿卡，只有安娜贝拉是掉在没有身份的空当里了。
听起来安娜贝拉真是很不幸的孩子。但是她说：上帝会关照我的。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只有交给上帝去解决了，包括能够上这所大学。她说的也有道理，她遇上了好机缘——这所大学有一个基金会，是专门针对没有身份的学生，只要是肯读书而又无法解决身份的，这所大学每年可以招收一名这样的学生。建立这个基金会的投资者，曾经也有像安娜贝拉这样的经历，在这所大学毕业后，成就了一番事业，为了回馈母校，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每年招收一名身份特殊的学生，所有的花费由基金会出资。安娜贝拉就是这一年的幸运儿！
安娜贝拉相信这是上帝对她的关照。
退一步说，幸好她信上帝，解不开的疙瘩交给上帝去解决。不然，像我们这样急躁躁的个性，真就会愁死了。
至今为止，安娜贝拉连个身份证都没有，在所有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机会面前她都会隐身，更何况打工这件事不仅是需要身份证，还需要工卡的。
有谁知道安娜贝拉的心情有多纠结？
文迪自从知道了安娜贝拉的故事以后就明里暗里帮着她说话，再有同学说话刺儿她，说她懒惰，文迪就挺身而出替她辩护：不了解情况别乱说，她不去打工，自有她自己的原因！
文迪之所以向我道出安娜贝拉的故事，也是想着让我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样的案子还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我那时候正在律师楼做文秘。律师的回答是：这种情况，一是办婚姻绿卡；二是等待移民大赦，别无他法！
大三的时候，大家都开开心心地选择去国外学习一个学期（study-abroad海外学习）。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欧洲，文迪去了伦敦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只有安娜贝拉留了下来哪里也没去，继续按部就班地在学校修课。也看不出她有什么起伏的心情，依然很平静。文迪说：大家都走了，就剩下她，也不知道她心里会是怎么想？没有身份证，她连飞机票都没法买，更是出不了海关，换作是我，真是难受死了！幸好她信主，天天祷告，不然怎么过？
按照咱们老中的思路，这丫头赶快找个有身份的男人嫁了也就得了，啥都解决了，不至于一步一步走得这么艰难。 我当时真是很希望安娜贝拉在上大四的时候就赶快找个人嫁了，绿卡也就有了，大学一毕业，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工作了。文迪说：我已经转告她这个信息了，可是看样子，她听了也就听了，没什么反应。再说了，哪有那么容易说嫁人就嫁人？总不能逮着个有身份的男人就嫁吧？再说了，小姑娘家家的，正是渴望爱情的时候，怎么可以为了绿卡随随便便就把自己嫁出去？！
怎么听都有道理，可现实生活中的路就是走不通。
还好大家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记得给她寄来世界各地的明信片。
等同学们从世界各地留学回来后，聚在一起海聊自己经历的奇闻逸事的时候，安娜贝拉是听得最有兴趣的一个。
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到了四处找工作的时候了。
还好，这所私立大学的好处就是，把各招工单位招到学校里来，学生们也就不需要满世界跑去面谈。那段时间，这些孩子们都开始施粉化妆、穿上西装套裙高跟鞋忙碌地穿梭于各个招工单位之间，又是只剩下了安娜贝拉无事可做。同学们问她，她也不做任何解释。越到最后，美国的那些白人孩子越是觉得安娜贝拉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怪胎！
也难怪，生在这儿的孩子，脑子里是没有什么身份问题的概念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绿卡。这只是外国移民才会遇上的难题，对他们来说是个无从涉猎的话题。只有像文迪这样的移民才会一下猜中她的困境。
要离开四年的大学了，大家都有了工作单位，只有文迪知道，安娜贝拉无处可去，不管她是多好的大学出来的毕业生。因为她没有身份。
文迪问她以后怎么办？
她说她要继续上学，考法学院。
真是让人佩服的孩子！
那年的七月四号国庆节，文迪已经工作了，很久没见安娜贝拉了，说是很想她，我们就开车去了圣塔芭芭拉的海边去找她。
虽然听文迪说过安娜贝拉家很贫困，等我真正来到她家，还是不敢相信，美国还有这么贫穷的人家——安娜贝拉一家住在她的外婆家，不太大的一座小House，一共三间卧室，住着三代人九口人：外公外婆住一间；爸爸妈妈住一间；安娜贝拉和两个妹妹住一间；她的两个弟弟住在后院加建的屋子里。客厅里还放着两张婴儿床，安娜贝拉的妈妈白天帮人家看护婴儿。
我看着安娜贝拉的房间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两个妹妹睡大床，安娜贝拉睡小床，唯有那台电脑是她的学习工具。我无法想象安娜贝拉住在这间三个人睡的小屋里，怎样准备她的法学院考试。
安娜贝拉看到文迪，两个人开心得又抱又跳。
我们去了圣塔芭芭拉的海边，在安娜贝拉的爸爸和叔叔合开的墨西哥餐厅里吃了一顿前所未有的地地道道的墨西哥美味大餐，喝了一肚子的墨西哥啤酒。他们一家人对我们的接待真是厚道极了，怎么也不让我们埋单，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地过意不去。
驾车回来的路上我对文迪说：你看看这家的生活环境，安娜贝拉还在坚持读书上学，多么让人敬佩。文迪，你若是处在安娜贝拉的生活环境，你能做到像她那样不放弃地读书 吗？文迪说：真不敢保证。所以啊，大学对贫困生招生有所倾斜是正确的，一定要给他们一定的宽松条件，才能让这样家庭的孩子走出贫困，改变命运。
来年的三月份左右，我们接到了安娜贝拉的电话，她考上了UC大学（加州大学）最好的法学院。真是不敢相信！文迪向她祝贺，安娜贝拉喜极而泣地在电话里说：真不知道上帝是眷顾我还是忘记了我？从我四岁起就将我抛弃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外，让我从记事起就活得没有尊严；可是上帝又一再地给我机会，让我进入最好的大学、最好的法学院，我到底是上帝的弃儿还是宠儿？真是让人难以搞明白！
时间真是快得倏忽而过，转眼之间文迪和她的大学同学们已经工作了三年了。在累积了三年的工作实践经验后，她们又纷纷考入了商学院、法学院。这个时候，安娜贝拉正面临法学院毕业的实习。
或许真的是又一次承蒙上帝的眷顾，安娜贝拉谋得一份在加州高级法院实习的机会。在最后决定是否录用她的时候，她的身份问题再一次成为了障碍。资深的法官们知道了她的身世后，无不为她感到可惜。他们准备联名写信给州长，请州长动用他的特批权限，给这样一个优秀的难得的人才特批绿卡。安娜贝拉听到这些以后，对加州高级法院的法官们说：真诚地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还是等我考过加州的律师资格执照以后，再请求你们的帮助吧！安娜贝拉担心，万一在没有取得律师执照以前，身份问题被摊开来，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万一移民局不认可、不配合怎么办？那么，她这么多年的努力可要功亏一篑了。移民局那可是独立执法部门，按照法律执行，对这样的偷渡移民，那是说遣返就遣返。
事情也真是很寸，那么多的非法移民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变成合法化，唯有安娜贝拉却是怎样都变换不了身份。真的像是她自己说的那样：我到底是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
像安娜贝拉这样的孩子，四岁来到美国，长在美国，从小学开始，到大学、到法学博士，这一路走过来，20年的时间啊，全部接受的是美国教育，她早已经把自己视同于美国人了，可是，就是因为当初来美国的途径不对，至今美国都无法正式地接受她。这一切，她能怪谁？她又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变？除了等待移民大赦或者州长特赦，她还有什么别的路可以选择？ 每次我们听到有关移民政策议案的讨论时，都会想到这次会不会松动一下，让安娜贝拉过关？
现在，安娜贝拉投入了更加艰难的加州律师资格考试中。她还是那句话：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交给上帝去解决，我只做好自己的事情。
上帝只拯救自救的人。在安娜贝拉身上，我们能找到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