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索尔蒂爵士，世人谓之20世纪最后一位指挥大师。像一切终成大业的杰出人物一样，索尔蒂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求艺之旅。出生于“人们生活和呼吸在音乐中”的匈牙利祖国，索尔蒂无比自豪，他深知这是他得以从事音乐这个天赐的美好事业的植根之地，以至他在描述由于犹太背景而导致的种种磨难时都无丝毫怨艾。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2年，索尔蒂注定一生坎坷：经历了奥匈帝国的衰退和家道的中落；在德国卡尔斯鲁厄歌剧院工作了两三个月后就被指责为“东欧犹太人”而被解雇；德国人入侵奥地利使得正要大展鸿图的他在布达佩斯歌剧院的首演变成了他的歌剧生涯在那里的终结。为了心爱的音乐，他忍受过种种屈辱，在“犹太人禁止入内”的餐馆里以最快的速度吃饭，为了找一份工作到处托情靠友，花了全部积蓄要到美国发展却被拒签——在犹太人不受欢迎的时代和国度里，他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孤独凄苦。
人至暮年，回眸此生，当世间恩怨一笔勾销、人生冷暖灰飞烟灭之际，除了感慨万端，往往多了几分宽容、忏悔、自责、感激，何况到达峰巅的艺术大师索尔蒂，以他所处的年代、所共事的人物、所经历的事件、所创造的艺术，必是感悟甚多。这也正是人们期待着从他传记的字里行间所能品味出来的。生性“胆怯”、“羞涩”的索尔蒂，首先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勤劳、勇敢的犹太母亲，他深情地回忆说，是母亲最先发现了自己的音乐天才，节衣缩食，为儿子请钢琴教师，并鼓足勇气请求声名显赫的柯达依教儿子作曲；父亲是一个过于善良的人，他的轻信致使生意一败涂地，父亲的慈爱使他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在最后离别时阻止父亲哭泣的生硬举动。对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海蒂，大师毫不讳言她比自己聪明、成熟，“海蒂没有看不起我，她在接人待物方面教给我许多东西”。
作为上一代指挥大师，索尔蒂信奉的是“指挥不凌驾于作曲家之上”的信条，在1997年他去世前几小时完成校对的回忆录中，索尔蒂每每谈到自己对伟大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敬畏之情，常常袒露自己对某些杰作还没有来得及研究涉猎，大有面对古典音乐这个宝库，深知其深邃而不能悟透，浩大而无法穷尽之憾。他也毫无保留地披露了自己在研习音乐过程中的窘境、尴尬甚至露怯。他反省说自己在音乐学院所受的强化教育导致了非音乐教育方面的巨大空白；他在夺得金奖的那次瑞士音乐大赛中，决赛前突然紧张得忘记了乐谱而企图放弃比赛；他在刚刚接手斯图加特歌剧院时“出了一个大丑”，由于不大熟悉《费德里奥》这部歌剧，以至于排练第一幕莱昂诺拉咏叹调之前圆号演奏的引子时，让乐队停下来斥责“第四圆号哪里去了”，由于一位圆号手的提醒他才发现总谱上标明此处只用三只圆号；他提到理查·斯特劳斯曾批评他“拍子打得太多，动作幅度太大”；他在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时不止一次受到演奏家的轻慢。索尔蒂对自己近乎苛刻地承认，只有到了晚年，才真正理解了莫扎特歌剧《魔笛》的魅力和剧中表现的三个世界，而多年来他只是指挥了它的音符而没有揭示出其哲学内涵；他承认当年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龃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自己年轻时急于想在一流乐队面前表现自己，因而倾听不够；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甚至有些绝望地说：经历了50年，他还是没有理解理查·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们以为指挥的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名堂，在空中打打拍子，什么东西就都自然而然地出来了，很简单。有这种看法的人不明白，所谓的‘诠释’，在演绎出来之前有多少工作要做。”
早年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求学时，索尔蒂就得到了20世纪最了不起的音乐家之中的多纳伊、巴托克、柯达依等人的教诲；在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索尔蒂得以观摩并协助他的偶像布鲁诺·瓦尔特、弗里茨·布什、艾利什·克莱伯等人排练歌剧与合唱；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他为“当时世界上最出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担任歌剧排练的钢琴伴奏并得到赏识；对于富特万格勒这个世人褒贬不一的一代枭雄，索尔蒂有一个从不以为然到感兴趣到崇拜到重新评价的过程，他最终认为：“我在音乐诠释上与他看法不同，丝毫不减我对这位伟大音乐家的敬重。”在慕尼黑，理查·施特劳斯以一个长者身份给过索尔蒂音乐理解和指挥体验上的极有启发的忠告；在法兰克福歌剧院，索尔蒂第一次能够“以自己的艺术追求来塑造一个团体，不受别人指手划脚”。当待遇并不优厚的英国考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请索尔蒂出任艺术总监时，是布鲁诺·瓦尔特支持他接受这个位置，并以将歌剧传统肩负起来相嘱托。正是在皇家歌剧院，他不仅使自己在歌剧上的造诣更加成熟，而且一手将这个歌剧院“变成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向世人证明了他与同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家比肩的能力。在回忆担任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22年的美好感受时，索尔蒂一再谦逊地说，是乐队给了他艺术享受，令他再接再厉。尽人皆知，正是这个时期，索尔蒂的音乐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