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习生的安康，始终像是站在远处看风景，而他转正之后则像是一脚踏入了那景致之中，甚至他自己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只是这道风景未必那么靓丽，也未必是自己愿意看到的。
随后的十几天除了身份有了改变之外，安康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唯一的不同是在发工资的那天发生的。
期待已久的安康终于领到了工资条。工资条很小，被叠成像一根指头一般大小，用钉书钉钉上了。
安康启开钉书钉之前深吸了一口气，那个数字可千万别又是两千。他慢慢地展开工资条，三个零先后出现之后，安康又一次深吸了一口气，屏住了呼吸，然后用力一扯——果然最前面的数字不是二。但也不是八，而是六。
六千好，六千好。安康内心一阵欣喜。
他把工资条完全展开，看了看前面的工资构成。原来这个月的工资是按天计算的。前几天是实习工资，后面则是正式工资。工资按千位取整，被抹掉的零头计入个人的季度奖金。
六千好，六千好。安康首先想到的是下楼去银行给父母转一笔钱回去，这样父母准备年货也从容一些。接下来就是要请柳欣然吃一顿“好的”。
安康自从认识柳欣然以来，还真没请她吃过什么“好的”。如非特殊情况，两个人为吃饭消费150块钱就算是到头了。当然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除非是温芊芊跑来捣乱。
安康给柳欣然发了短信，柳欣然毫无保留地应邀。
于是安康请同事推荐人民广场周边有品味有格调有档次有红酒有烛光的餐厅，并掐头去尾选了一个中间价位的餐厅，下班之后与柳欣然就在南京西路碰头了。
安康转正和涨工资对柳欣然来说当然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安康那实习生的工资确实限制了他们俩的行为能力。市区这些电影院啊、博物馆啊、图书馆啊、公园啊、保龄球馆啊、射箭馆之类的都杀过无数个来回，再去真的就要吐了。现在终于可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把脚步迈豪迈一些。万卷书虽然还没有读完，但是可以行万里路了。
柳欣然提议说过了年一起去太湖看梅花，安康也十分赞同，并对此抱以期待。这顿烛光晚餐吃得尤其惬意。
安康无法像别的同事那样在春节放假之前就提前几天回家。他是一个刚刚转正的新人，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天。好在安康经历数次拼杀终于买到了除夕凌晨的火车票。虽然说买火车票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但是安康自从来上海以来每逢春节都是要回老家的。历经磨难，早就练就了一副在火车站窗口抢票的好身板儿。
柳欣然就比安康从容得多了。反正机票嘛整个春节期间都是全价票，何况又是商务舱，早买晚买都一样。
所有的幸福都是相似的，归乡之途却各有不同。
不论春节期间归乡有多么艰难，安康终究还是在除夕当天的半夜回到了家。
整个春节的假期，安康除了大年初一跟父母出去拜年之外，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度过的。他从上海带了好几本书回家看。这些书都不是闲书，而是与金融、投资相关的专业书。尽管他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但是安康知道理论与实践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此时的安康连恶补专业的时间都不够，哪里有功夫看闲书？
在家乡一切如常，只是母亲比以前更爱流泪了。据安康的父亲说，安康不在家的时候，他的母亲是隔三四天都会哭一次。安康在家的时候，母亲是每天都会哭一次。
安康当然知道以前性格开朗、行事大大咧咧的母亲这几年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内心如此柔弱，因为自从几年前的那件事发生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当然，安康觉得自己始终没有变，但是别人对待他的感情都变了。
安康临回上海的头一天，他正在自己的卧室看书。母亲进出他的房间好几趟。安康以为母亲是来拿东西的，可是却发现她是空手进空手出。安康就问：“妈，是不是有啥事儿？”
安康的母亲听到安康这样问，犹豫了一下说：“我和你爸准备去给你爷奶上坟。那你就一个人在家里吧。”
“上坟？我也一起去啊。”
“你……也要去？”母亲问，似乎有些不太确定。
“我当然要去。”安康从床上翻身下来，把外套披上和母亲一起出了门。
客厅里父亲早就准备好了。衣服也穿好了、上坟要烧的纸、鞭炮都准备在了一个大塑料袋里。看情形是在客厅等了好半天了。
看到安康伸手把这个大塑料袋拿起来往门外走，安康的父母相视一笑。这情形就像他们现在不是去上坟，而是去赶集或是去娶亲的。
所谓的坟，其实就是两个土堆，在他们家的田地旁边。从桥上过了河走上不到五百米就到了。
在爷爷奶奶的坟前烧过纸之后，安康把头磕完就把鞭炮将两座紧挨着的坟头缠烧了一圈。这样的事情他很小的时候就做熟了。等到安康把这些都准备好，安康的父亲冲安康挥挥手，安康就带着母亲离开了。然后就听到后面传来鞭炮声，父亲也飞快地向他们跑来……
一切都是以前的样子。安康的父母十分欣慰。
一切都是以前的样子。安康也十分欣慰。
来到桥上时，安康刚好碰到了一个小学时代的女同学。她依然还长着一副不经世事的孩子脸，可是怀里的孩子都有三个月了。虽然信息时代让城乡的人有相同的交集，但是两个老同学此时却并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安康只能逗一逗那个因为母亲停下脚步而停止了摇晃因此有点儿不耐烦的小胖子，然后离开。
有些事情还是有些变化的。当然，说的不是这个每当安康放假回老家都会到他家来找他的女同学。女同学来找他的理由很多，小时候就是单纯来找他玩，长大后才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且鸡毛蒜皮的理由。只是这两年她来得少了。
那些发生了变化的事情是别的。
第二天的离家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却又不得不面对的。
安康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母亲则拉着安康的衣角一遍一遍地嘱咐回上海之后如何如何，父亲背着安康的双肩包在前面一遍一遍地催：“哎呀，走快些！别误了车！”，可母亲的注意力却只在安康身上，并不在加快脚步上。
长途车驶出车站的时候，安康才看到父母站在一个卖水果的担子后面伸长脖子往徐徐往站外开的长途车这边望。安康拉开车窗向他们挥手时，母亲用带哭腔的声音喊：“经常回家看看。”嗓子是哑的。
“我五一就回来！”安康喊道。
我会经常回来的。长途车驶离镇子的时候安康喃喃道。
安康自以为那一年之后什么都没有变，可是很多人和事都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