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这是现在的说法，往前三百年，同样也这样。在地方上，奋斗半生，当个知县算是到头了，能晋升知府的少之又少。但是处在京城就不一样，六部九卿，发展空间要大得多。
京官是相对于地方官而言的，他们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干活儿。明清两朝，京官以不同的官阶分别隶属中央政府的各个衙门。当时有个说法：“以天下官人之额数而计之，京省大小之职不啻二万有奇。”也就是说，京官至少要占去官员总额的一半以上。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中，一、二品的大员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中下级官员和七品以下的小角色。
在京城的大、小京官，很多人都是出自翰林院。对于一个初涉官场的人来说，能够混上一个翰林身份应该说是无上的荣耀。翰林作为皇家人才的储备基地，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们打交道，经常出席朝廷各种重大典礼，是个让人感觉很有面子的职业。从一个官员的资历，吏部就可以掌握他的为官经验以及取得功名的先后。虽然说资历这种东西不靠谱，但至少能看出一个人的职业经历。
在清朝，“资历”是衡量京官最重要的一项硬性指标。尤其在一些地位显贵、政务又不怎么繁忙的清要衙门，更是将资历看得极为重要，比如说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光绪年间曾做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唯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
这种论资排辈的做法，在客观上造就了官员晋升的公平环境。当然，这种公平也只是相对的。论资排辈虽然不能保证良币淘汰劣币，但至少可以让京官们安于本分，心无旁骛地干工作。乾隆年间有的京官根本不愿意空降到地方上任职，他们宁愿碌碌无为地老死在京官的任上。纪晓岚就曾经书挽联嘲讽道：“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当然，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官员的升迁速度也要比其他衙门来得快。
说到明清时期的京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穷”。比如说翰林，他们的收入与地位极不相称，当时有“穷翰林”的说法。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一个七品京官的年俸把钱粮放在一起，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也就两万五千多块钱。那么他一年需要花去多少钱呢？
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为七品京官们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七品京官每天也需要花一两银子，一年算下来要花销三百多两银子。收支对比，一个七品京官每年要欠下二百多两的债务。如果真是这种境况，做京官真就成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朝廷任命张集馨为四川按察使（省高院院长）。在赴任之前，他晋见了皇帝。皇帝无非是交代些勤政廉洁的话，算是敲敲警钟。见完皇帝，张集馨并没有拍拍屁股走人，他还要履行官场应该遵守的潜规则。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他需要向各部门的官员道个别，打个招呼。招呼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有讲究的。一个官员去向昔日的同僚打招呼，是需要带上礼物的，称为别敬。不要小看了这“临别一敬”（别敬），京城各部门里的大小官员，落下一家，将来都可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麻烦。
当时新官赴任前的别敬有个标准，张集馨在他自叙性质的传记《道咸宦海见闻录》里有记录：军机大臣，每人四百金；军机章京，每位十六金，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金；侍郎、都御使五十金；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一个都不能少。张集馨在赴任之前，把京城里但凡有些权力的官员都敬了个遍，仅此一项，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张集馨就任的按察使是正三品。在他送礼的京官中，军机大臣虽然没有品级，但是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六部尚书、总宪、侍郎都是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大员。而军机章京只是正四品。这说明地方高官在赴任前，送礼并不仅仅局限于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别敬虽然中间有一个“敬”字，但从官员的内心来说，这与“敬”没有半点儿关系，与人品、感情、级别统统没有关系。如果非要和这个“敬”字拉上关系，那么张集馨所“敬”的只是官场中人遵守的规则。这种“敬”是圈子里的约定俗成。你不愿意进入这个圈子也可以，那就只好请你靠边站，候补队员多的是。
作为一个京城官员，在得到自己将要到地方赴任的消息后，想的一定不是喝酒庆贺，而是想办法凑钱来度过这临别一“敬”。当然这凑来的钱并不指望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去偿还，那样的话，全家人就是把嘴巴都缝起来，也难以偿还。曾国藩当时也在北京做了整整十三年的京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居京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因为“胸中无学手无钱”，连家里的仆人都看不起他，卷铺盖另寻高枝。虽然中了进士，但与其感情最为亲密的大舅依然“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一种半野人的生活。而他的二舅也是贫病交加，直到去世，也没能沾到外甥一点好处。
来看一看张集馨上任后，他的工资标准应该是多少。按照当时的工资标准，作为一个正三品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清廷从雍正年开始发放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张集馨一年的合法收入在两千两银子左右。就这两千两银子既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又要为雇用的幕友支付薪水。也就是官家支付给张集馨的年薪只有一千多两银子。他临别一“敬”花去的一万五千余两银子，单靠自己合法收入，不知道要还到猴年马月。由此可见，张集馨“别敬”花去的费用是薪水之外的灰色收入，也就是他在地方上捞到的好处。
作为一个省级官员，张集馨进京出公差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每一次回京，张集馨都要将京城里的那些大小官员们打点一番。这些真金白银还是要从自己的灰色收入里拿。这样一来，“张集馨们”在地方刮地皮的任务就很重。这就好像一个输血管道，地方官肩负着为京城官僚集团输血的任务。要保证整个权力管道不因为失血而堵塞，那些地方大员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提高自己权力管道的造血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