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豪门”一词，虽是近几年所新起的，但其事实及其阶级，却是由来已久。孟子“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云云，这“巨室”恰好拿来作今之“豪门”的注脚。至于豪门的流毒天下，更是古今一辙。而它被政府制裁清算，单是明清二代，就数见不鲜。史书之所谓“籍没”或抄家一部分即是历史上之“清算豪门案”。但其规模之大，当以本篇中所述为最（指明清二代）。其财产清单上所载仅纯金一项，若易为今日之“条子”，其数已足惊人听闻了。
本篇所述的是明嘉靖时之严门（严嵩及儿子世蕃）及清嘉庆时的和（珅）门和其结局。但因限于篇幅，故只能志其梗概而已。
严嵩（字惟中，分宜人）及其儿子世蕃，在张廷玉《明史》中，是列于《奸臣传》中的，说其“济恶贪蒏无厌”，又说其“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世蕃则“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综观其全传所载，其父子劣迹约如下述：欺君蒙上，独揽要政，植党营私，包庇嬖佞，通谋外寇，贪污好货，鬻卖官爵，诬害贤良，纵子不法，恣情声色，残虐百姓，强夺民物……及私生活之荒淫糜烂。
自来一切权奸之起家，不外能对主子之谀媚蒙蔽，甚至“济恶”。严嵩之最初见悦于世宗。由于当皇帝将加尊谥时，嵩即乘机凑趣奏言，“庆云见，请受群臣朝贺，又为《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奏之”。这一来，就立下他日后接近君侧，专政弄权的地盘，而且接着又加衔太子太保，赏赐乃与辅臣相埒。宗藩中有向帝请恤乞封的，也得走嵩门路，嵩便要挟取赂。而此后中央政权即被控制在严氏父子手中，且“非嵩无当帝意者”。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乃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时嵩年六十余，而其精神却爽健不异少壮。其间虽也有被皇帝疏远憎厌的时候，然因其擅长逢承，结果终得弥补成功。如当世宗要加嵩以上柱国衔时，他即以似逊而媚的口吻辞谢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主子听得这样几句话，自然逗得“大喜”的了！
反之，如碰到于他不利的事情时，则就用口蜜腹剑的手段，不惜眼泪鼻涕，下跪作揖，向可以为他利用包涵的人，钻营求援，而其居心又极阴狠叵测。如最初他的位置还在夏言之下时，即对言倚而事之，旋因其子世蕃横行公卿间，夏言欲发其罪，于是闻而大惧，连忙赶到言处“长跪榻下，泣谢乃已”。后知陆炳[3]与夏交恶，遂勾结炳以倾言。而一窥及言失帝宠，即假故构言之罪，置言于死地，夏言终至悲惨地被“弃市”了。又如他被西华门门者所阻，不得入内时，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会对泣起来。像这种患得患失，反复诡谲，喜怒无常（如他之对赵文华），而又险诈毒辣，以怨报德的行品，正是一个善于纵横捭阖，玩弄手段的权奸典型——也即中国地主性格中最阴险之一面。《明史》所写严嵩的个性，倒确极为生动。
这样的结果，于是就造成了严门声势之炙手可热，士大夫之趋附者，真有门庭若市之概。《明史》有云：“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以国家堂堂命官，却来做严门的“管家”，其气焰自不难概见。世蕃因嵩晚年的放纵溺爱，遂益骄横贪墨，卖官鬻爵，胡作妄为，史称：
嵩耄昏，且旦夕直西内，诸司白事，辄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浃月不得见，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居母丧亦然。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都是严门走狗，文华且是嵩义子，曾失欢于嵩，乃厚赂嵩妻得解）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4]
这里显明地勾出了一幅豪门生活的剪影，而其间不知耗费了多少的民脂民膏！还有如严嵩生日，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璎珞，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而世蕃则饰美人为队伍，以代樗蒱。其种种暴殄和奢汰，恐连今天一般豪门阶级也为之自叹勿如！同时，那些向严门攀龙附凤之流，也莫不狐假虎威，恣情纵欲。如鄢懋卿因严嵩保举他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尽握天下的利柄，于是“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复因向淮商苛敛，几至激变，弄得“咨怨载路”。虽经御史林润的弹劾，然因“朝中有人”，皇帝也就置之不问了。至于劾严氏父子本人的，则多被谴或被陷害，如叶经、沈炼、杨继盛等，前后死的达十余人。
然而常言说得好：“严嵩的势力也有倒的一天！”这里且让我们跳开一段，来说严门的获谴及其抄家的财产记录吧。
严氏父子最先获罪的原因，由于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邹应龙的抗疏弹劾，且以极严正的态度向皇帝保证道：“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而结果仅处世蕃等以戍边。翌年，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居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世蕃得罪后，与龙文日诽谤时政，其治第役众四千，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于是乃下诏论斩。圣旨有云（按此旨未载《明史》）：
这逆情，你每既会问的确，严世蕃、罗龙文便会官决了，盗用官银财货家产，著各该巡按御史严拘的亲儿男，尽数追没，入官送部，不许亲识人等，侵匿受寄，违者即便拿问。严嵩父子畏子欺君，大负恩眷，并伊孙见任文武职官的，都削职为民。有司拘管当差，余党逆邪，尽行逐治，毋致贻患。[5]
一时坐严氏党被论罪者，有兵部魏谦吉，工部刘伯耀，刑部何迁，副都御史董威，佥都御史张雨，应天府尹孟淮，光禄卿胡植（与嵩同乡，尝劝嵩杀杨继盛），光禄少卿白启常，右谕德唐汝揖，太常卿王材（白、唐、王三人俱为世蕃狎客。白氏至以粉墨涂面，供欢笑。而唐、王二人俱出入嵩卧内，关通请属，尤为人所恶），太仆丞张春，及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等数十人，黜谪有差。前述鄢懋卿及万寀因隐没逆产银八万两，皆先后戍边。
对严门逆产的处置，由都察院转行江西御史，将所有袁州、南昌、分宜等地房屋田地金银珍宝财货家私，责行地方官亲诣尽数查出，一面开造各项细数，送部查核，一面先将金银珍宝奇货细软之物，差官解赴户部，其房屋田地并家私器用等件，即行变卖价银，一体解部。
关于记录严氏父子产业的册子，原有木板的《天水冰山录》，后来神州国光社曾加翻印。兹姑以排列之字数计之，用五号铅字排，每面十四行，每行三十八字，每行约载财产名目（及分量件数）二件至四件，共计二百六十面有强。请想这该是怎样“浩大”的一笔数字！若在今日，足抵金圆券发行总额一倍以上。其中以纯金及金器二事观之，计金共重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余两。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余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余两，连金厢，坏金器共三千八百零五件，重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两余。其他珍宝、书画、田地、珠玉、绸缎、布帛、古玩……不及备载。房屋则合南昌、宜春（袁州府属）、分宜各地，计为第宅、楼铺、房店各共五十一所，六千七百余间，共估价基地银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余两。要之，在这些财产表中，凡奢侈品、日用品、娱乐品、不动产之类，每类都积有一个惊人的数目。无怪严嵩的孙子尝对人说：一年尽费二万金，尚苦多藏，无可用处。而事实上，其抄没的家产，犹不及十之四五，再加赂于权要及顿寄于亲戚者，又均占一半。论者乃曰：“若并其婿妇之家及鄢懋卿诸党而尽发之，则所得又当百十此也。足国裕边，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疆土加赋困民也哉！”后数语所论极精辟。
这一桩清算豪门案，发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此后虽亦时有豪门被制裁清算，如张居正、江彬、刘瑾等，然其规模及牵连，犹无过于严门一案。其次，尚有人民直接发动向豪门“斗争”的。如松江董其昌一案，亦是当时一件著名的地方民变。董氏的书画虽卓绝一时，论其品格，实为一土豪劣绅。又如明末江南一带，时常发生有奴变，也即被压迫者和豪门正面斗争的史实，为写豪门演变史者可取之材，此处则不必赘言。
然而从严门一案看来，使我们还有几点感想：严嵩和本文下篇所说的和珅之被处分，都在明清两代的中叶。而这些时代，比较的还有些升平气象。这原因，或者为了升平之世，文官无从恃功而骄，武官无从割据自固，皆不能有所挟持，故较为易于解决。次则这些豪门之受到如此严重之打击，痛快固然痛快了，但在“逆产”方面，起先既然是向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论理事后也得还诸人民——移之于充实民生的用途，结果依然是一齐给皇家“接收”去了，也便是从一个大号仓库移到另一个特号仓库而已。这使人民感到：严门诚然是“失败”了，然人民可并没有享到这“胜利”之果。这是说，凡是豪门的利益跟皇室——他的主子利益相冲突对立时，于是始有这种现象发生，而其本质并非真是什么“福国利民”的。昔人诗云，“养鸡纵鸡食，鸡肥乃食之”，正好说明那些皇帝对付豪门手段的真相。
下
前记：
本文上篇说的是明世宗时严嵩父子被抄家一案，此篇则谈清仁宗时和珅获谴的事。盖就明清两代而言，豪门之被制裁与清算，其情节与规模之重大，殆无逾于此者矣。
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贫无籍，初为满洲官学生。乾隆三十四年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此后即骎骎致用，扶摇直上，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如《四库全书》之编纂，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浩繁，一代“文运”所关的文苑大事，而珅以一生员出身居然得充四库馆正总裁，其“恩荣”可见。其他爵位赏赉，也无不冠诸朝列，炙手可热，如乾隆四十八年之赐双眼花翎，充国史馆，清字经馆正总裁，寻又由一等男爵晋三等忠襄伯，赐紫缰，旋又赐黄带四开禊袍。“十全老人”八旬万寿，命珅偕尚书金简专司庆典事。夫以清代对科举之严格与重视，而和珅又不以什么了不起的科第郡望起家，不但参预密勿，还俨然膺国家学术之重寄，踞文会之要津，兼功名爵秩风雅而有之，其“恩眷”确是非常罕见了。
不但他本人显赫一时，且连其子丰绅殷德也高攀起天潢贵胄，尚（娶）了固伦和孝公主，由细民一升而为贵族，并由此擢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这样，豪门一跟皇家发生了裙带之亲，自然更其“如虎添翼”；“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这也即所以构成“豪门”的条件之一；而促成他更易于接近君侧，蒙蔽主子，左右逢源，上下其手，紧紧地控制着枢政，并且大量地以官僚资本与民争利（有史为证）。而官僚资本之与豪门经济又正是相互辉映，支配着整套中国历史一种顽强不拔的传统势力！
这中间，虽因廷斌试举发策，奏对不实一案，被诏斥“护过饰非”，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但后来因教匪王三槐就擒，珅以襄赞之功，反又高升一级，一跃而为公爵。民国十九年间北京大学研究所印行的《嘉庆三年太上皇帝起居注》（此书得于《清代内阁档案》中）所载八月初九日一则有云：“奉敕旨，本日勒保奏扫荡安乐坪贼巢，生擒逆首王三槐一折，览奏嘉慰。（中有铺陈战功语，略。）军机大臣大学士伯和珅，襄赞机宜，承旨书谕，一手经理，夙夜宣劳，著加恩晋封公爵。”不过这一次晋封，实际已是和珅的将近黄昏的夕阳。因为翌年（嘉庆四年）高宗去世，和珅就遭伏法（另详下文）。但在这之前，因为他善于谄谀逢迎，所以在高宗柄国时，虽也曾加以裁抑，然以其巧为弥缝，终也得以无事。而当时一般言官，非与和门沆瀣，即反因劾他而得咎（如曹锡宝、尹壮图等），于是就无人再敢昌言其罪了。
至于和珅种种欺君蒙上、胡作妄为的劣迹，除后面嘉庆谕旨中宣布的二十款大罪外，复可从《清史稿》中见其一二。如记其因敕刻《石经》，与尚书彭元瑞作对事，即可看到他胸襟及手段：
五十六年，刻《石经》于辟雍，命为正总裁。时总裁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敕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嫉之，毁元瑞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上曰：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和珅乃使人撰《考文提要举正》以攻之，冒为己作进上，訾提要不便士子，请销毁，上不许。馆臣疏请颁行，为和珅所阻中止，复私使人磨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
这正是古今权奸的典型：器量小，居心险，手段辣。又为了个人想要操纵一切，因此就最怕也最恨别人跟主子接近，一接近，即有取彼而代之的危险，遂不惜运用险诈手段从中加以欺蒙，破坏，其气度行径实无异于“妾妇之道”。孔子所谓“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史稿》又记乾隆欲召两广总督朱珪（旧嘉庆的师傅），为大学士，也遭珅之嫉忌，密加倾陷，珪卒以他事被降。可与上记参览。要之，凡豪门权奸，其攫取权利之策略不外“独占”与“排他”。盖一面唯恐权利落在别人手里，一面又唯恐别人地位超过自己，终于明枪暗箭，交相倾铄。而这也即是造成中国官僚政治的一个焦点。
《清史稿》复记和珅的弄权舞弊、营私党恶云：
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川楚匪乱因激变而起，将师多倚和珅，糜饷侈，久无功。
此段末所云的川楚匪乱，曾由嘉庆严旨斥责带兵各大臣之贻误军机，另详下文。此外，又记珅之贪污好货云：“令奏事者具副本送军机处，呈进方物，必先关白，擅有准驳，遇不全纳者，悉入私家。”综观以上二段所记，豪门之误国滋乱，驱民为匪，蒙蔽君上，似亦足以资读史者之鉴惕矣。按照史例，此类人物，似汇置诸《奸臣传》中，如上篇所记的严氏父子，即为张廷玉收入明史《奸臣传》；而《清史稿》也许为了出清代遗老之手，对于“故国”前辈亲贵，或不欲过彰其恶吧？
然而和珅最初以一介无名细民，何以后来忽然受乾隆宠幸如此其极呢？《清史稿》对此语焉不详，只有野史曾记过“和珅获宠原因”，大意说：乾隆为太子时，某次入宫见一美妃（雍正妃）对镜理发，遽自后以手掩其目与之戏，妃不知为太子，惊而持梳向后还击，中其额，遂舍去。旋雍正后见其额有伤痕，严结乾隆，始具以对。后疑妃调太子，立赐妃死。乾隆欲白其冤，逡巡未敢。乃以指染朱，迅往妃所，乘间以朱印妃颈，且曰：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迨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选舁御舆，因事适中乾隆应对，乃唤起其旧日之印象，恍然于珅貌与妃相似，因密召珅入，视其颈，则赫然指痕宛在，因默认珅为妃之后身，叹为“宿缘”，遂如汉哀之爱董贤，由是而累擢显爵矣。（事见《清朝野史大观》）
这段记事，既失诸怪诞迷信，且近乎猥亵，果尔，则“十全老人”原来还是一个乱伦的恶少，而和珅则是以狎客的身份登场，恐怕只能作姑妄听之的材料。和珅获宠原因，或者自别有在，但总之不会是这样荒诞离奇的。
这里且不谈他的“获宠”，单记他的“获谴”吧。
原来当嘉庆未即位时，就素恶和珅之不法了，但因乾隆“春秋已高，不欲遽发，仍优容之”。盖乾隆虽云内禅，实际仍要干涉朝政，而和珅于是遂有挟太上皇帝以号令幼主之势；这结果，便大大地造成乾隆与嘉庆间的水火，而使嘉庆愈益痛恨和珅刺骨。《太上皇帝起居注》中有朱希祖氏一序，曾云：“是太上皇帝训政之日，其政务皆为和珅一人把持，彰彰明甚。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珅，则投鼠伤器。是以史载太上皇帝于正月初二日辛酉不豫，初三日壬戌辰刻即崩。清代学者，多疑其非令终，亦非无因。”故唯有速太上皇帝之死，而后方能痛快无忌地去此巨憝耳。本文前节所云嘉庆痛责剿匪各大臣的谕旨，即是紧接乾隆驾崩的第二天（正月初四日）所颁发，大有剑及履及之势。其中所陈“军营积弊”，如轻忽军务，玩兵养寇，婪索地方，靡费军饷，托词请假，藉端牟利，冒功升赏，以及“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铺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指各将领）节次奏报杀贼数千名至数百名不等，有何证验，亦不过任意虚捏”云云，表面虽泛责带兵各臣，实际却针对和珅而发，谕末所谓“勿谓幼主可欺也”一语，尤堪玩味。同时，乾隆晋封和珅公爵时旨中所称剿匪军事如何顺利奏捷，将士如何用命，武功如何煊赫一类话，一和嘉庆这个上谕相对照，就觉得完全是粉饰与铺张，其于和珅尤可说是“有意栽花”了——而这在嘉庆心中，自然更引起了反感，更非置和珅于死地不快？用现代术语来说，这就是所谓“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一弄僵，又往往可以牵涉整个政局之变化出入。虽在皇家，也不能免。古今来因主观上对某一人物爱憎之不同，恩怨之殊异，而影响了家庭骨肉间的感情意气，甚至激为摩擦斗争者，实已数见不鲜。易言之，倘不是为了乾隆与嘉庆意见对立之甚，则和珅说不定不会落得如此凄惨之结局。因此，和珅只是弘历与颙琰父子相持下的一件牺牲品而已。
但“清算和门”之正式的发端，据《清史稿》载，说是始于给事中王念孙之弹劾，且略而未详。而《殛珅志略》中则记录得比较详尽：
翌日（正月初五日。即上述嘉庆于苫次所颁痛责各将领一谕之翌日），御史广兴具疏劾珅诸不法状；大学士刘墉亦于造膝时奏请究治。初八日（朱希祖氏序文中刈谓“十一日即宣布和珅罪状，革职治罪”）奉旨革和珅职，拿交刑部收禁，诏仪亲王、成亲王、七额驸、大学士刘墉、董诰籍和珅家，列单具奏，命王公大臣会同三法司鞫审。珅初犹诿诸刘、马二家人，再讯始承。惟克扣军饷二万余万，娶放出宫女为妾，压匿军报，私放府道学政五款不认。诸臣以供词抄单进呈，钦禀上谕：和珅受大行太上皇考特恩，由侍卫洊至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多年，叨沐深恩，在廷诸臣无有能比者……今和珅罪情重大，科道诸臣列款提奏，实在难以刻容……兹录罪状二十款，特谕众知。
这二十款的罪状，原文颇长，为篇幅计，略经摘裁，志其大要于下：
一、泄漏册封皇太子机密，邀拥戴之功。二、骑马直过宫殿，无父无君。三、因腿疾肩舆出入宫门，毫无忌惮。四、将出宫女娶为次妻，罔顾廉耻。五、高宗（原称皇考）在日，于各路军营奏折，任意延搁，以致日久未竣。六、高宗圣躬不豫，毫无忧戚，谈笑如常，丧心病狂。七、高宗批文时，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口称不如撕去，意在另行拟旨。八、一人把持部务，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九、隐匿地方官奏报，不以边务为重。十、不遵帝（仁宗）旨，令蒙古王公一体来京，不顾国家体恤外藩之意。十一、宠用私人，如大学士苏凌阿，因系其弟和琳姻亲，侍郎吴省兰等，皆曾在珅家教读，保列乡阶，兼任学政。十二、将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十三、查抄家产中有楠木房屋，其楼阁园亭格式，有仿照宫殿及御园者，僭侈逾制，是何肺肝。十四、蓟州坟茔，开设享殿隧道，附近有“和陵”之称。十五、家藏珠串，竟有二百余串，较大内多数倍。又大珠亦较御用冠顶为大。十六、宝石顶并非珅应戴之物，而所藏有数十个，而大块宝石则为御库所无者。十七、家内银两衣物等数逾千万。十八、夹墙私库及地窖藏埋大量金银。十九、通州、蓟州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二十、刘、马二家奴，资产各有二百余万，及珍珠等，显系纵令需索。此外，尚有银号当铺，犹未抄毕，已有数千余万两。似此贪纵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者。
平心说来，以上大部分罪状，就专制时代一个拥高位的亲贵而论（何况现在），其实也未必真是如何大逆不道。其罪状之最大者，亦不过第五款延搁各营剿匪奏折，及第八款一人把持吏、户、刑部，务擅作福威，招贿殃民二端（朱氏序语）。假使能够追念“旧勋”，卖个“人情”，也未始不能贷其一死的。然而不幸嘉庆因跟和珅积有宿怨，一定要装他“榫头”，和珅自也只好做了他小主子上台后“打虎”扬威的供具了。而这一点，严嵩却能得保首领以没，要比他幸运些了。
至于和门的家产，根据清单所列，虽不及严门之浩大烦琐，但确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罕闻”。清单上分类之法，是以每一种物件的类别为一库，即每库为一单位，下则填其总数，如赤金库项下，计五万八千两（夹墙内藏匿二万六千两），银库项下，计元宝五万五千六百个，京锞五百八十三万个，苏锞三百一十五万个，洋钱五万八千元（地窖内银一百万两）。又如人参库项下，大小支数未计，重即达六百斤余。其他玉器、珠宝、古玩、绸缎、瓷器、珍馐等库约占十五六库，“应有尽有”。住屋、田地、银号、当铺不赘述。
至此案的牵涉人物，却较严门一案为少。廷谕亦说：“凡为和珅荐举奔走其门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与自新。有言和珅家产尚有隐匿者，亦斥不问。”结果除和珅本应斩决，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为恤国体起见，免其肆市，著加恩赐令自尽，及福长安秋后处决外，计为珅弟和琳革爵，丰绅殷德为体念公主夫妇之情，革去公爵仍留伯爵。苏凌阿、吴省兰等，虽系出珅引荐，但都没有遭到刑法的处分。且复诏诫内外臣工，此后不得再藉此案相互“攻讦阴私，摘发细故”。
有人估计和珅家产，已估价者约值二百二十三兆余，未估价者以三倍半为比例算之，当得八百兆有奇，可抵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而最后自然一塌刮子给内府“接收”去了。故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笔者在上篇结末，曾说严门之遭籍没，不过是从一个大号仓库“移交”给特号仓库而已。（真正天字第一号！）对于小民，则一样叨不着半分的“跌倒”之光。对于过去的严门，和门之被清算固是如此，对于这以后的A门、B门……还不是“如出一辙”？而被剥削“劫搜”的份儿倒是常常有之。
然而圆明园和义和团一役，取和珅二十年之搜刮而转贮于宫中者，这时也无法使爱新觉罗族（一个最大的豪门）永远据为己有了。盱衡今昔，又岂止所谓沧桑之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