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湍急的猫跳河，在陡峭的崇山峻岭间急泻直淌；性情温顺的鸭池河，蜿蜒曲折顺坡流来。在两条河的相交处，形成一个特殊的三角地带。长江、珠江都有三角洲，猫跳河和鸭池河的相交处，也算得一个小小的“三角洲”，只不过这个小小的“三角洲”，既不像长江三角洲那样平坦宽广，也不像珠江三角洲那么富有热带风光。它有自己的特点，山峰奇秀，河谷幽深，娴雅、安静。自然，它和贵州山区许多深壑峡谷地区一样，偏僻闭塞，到了秋末之后，还有点儿荒凉。从贵阳发出的长途客车，两天才到这儿转一圈，只停留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带走不多的几个乘客。
尽管有些住在这儿的人们并不很爱这个地方，可我实在是很爱它。离开久了，还非常想念它。原因很简单，近几年来，我的中篇小说《峡谷烽烟》《风中的雏鸟》《情牵意连》，我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还有一些没发表的文字，都是在这儿写成的。
近一年来，无数的读者来信从各个地方转到这儿来，热心于文学的男女青年们，常在来信里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
这个问题我很难解答，因此好多来信我都不能答复，心中总像是欠着一笔账那么不踏实。感谢《飞天》给我提供了这么一次机会，能让我和热爱文学的青年同志坦率地谈谈心。在谈心之前，我还重新阅读了近几天来收到的几十封来信。所以，我想，谈心的题目叫作《时间不是空白的》，还是恰当的。
我出生在上海，黄浦江在那儿流入浩瀚的东海；苏州河污浊的流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脏了。上海没有山，在我十九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子。
我出生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十六天，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像我同时代许许多多在上海长大的青少年一样，二十岁以前，我从未到外地去生活过。
中小学时期，我读了很多有趣的书。书本要我学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孩子，书本开阔了我的眼界，也陶冶了我的精神。书本中好多精彩的景物描写、格言警句，我都不厌其烦地抄录下来，同时写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体会和我喜欢它哪些方面。自然，书本使得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向往有山有水的环境。到十九岁的时候，上海南京路上嘈杂喧闹的人流，真使我不耐烦了。
大概是因为这些缘故，当命运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插队落户的时候，我选择了有山有水的贵州。上山下乡的生活，给我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画面。壮丽的山川河谷，山乡的风土人情，和上海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世代居住在偏僻村寨上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命运，像磁石般深深地吸引了我，萌发了我表现他们的激情。修建湘黔铁路的两年间，我生活在苗族聚居的清水江两岸、重安江畔，接触了许多少数民族，在和他们的摆谈、交往、共同生活中，了解到他们苦难的过去和今天的生活，熟悉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整天处在颇具特色的异域风光中，充满了新奇感。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贵州农村贫困的景象，山区农民古朴繁重的劳动方式，几角钱一个劳动日值，孩子们不能蔽体的衣服，年年春后需要靠救济回销粮打发日子的现实令我震惊和思索，更使我激发起学习创作的愿望。
在插队落户的集体户茅屋中，在铁路工地的芦席工棚里，我抽农闲、工余、清晨、夜里的时间，开始了学习创作的生活。白天的劳动是累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创作更是困难重重。在农村将近七年（六年又九个月。从1969年早春到1975年12月底），我挑粪、耙田、铲敷田埂、钻进煤洞拖煤、在土砖窑上当小工、采茶叶、背灰，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了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出工干活。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关于某某大学生下乡时从不出工，只知温课，某某拉琴的只知练曲，从不干活的奇闻轶事，似乎也张冠李戴到了我的头上。谢天谢地，我不是那样的奇才，因为我很清楚，当时发表作品要经作者本单位同意，你表现不好，本单位只要写上一行字，作品就别想发（事实上，出版社和电影导演后来确实来征求过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意见，开过座谈会）。劳动之余，我就练习写作。时间只要去挤，总是有的。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写；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吹牛消磨时间，我找个安静处去写。晚上，我以床铺当桌子，坐在小凳上，点一盏自制的小油灯写。油灯摇曳的火焰，把我的帐子熏得漆黑，我也没工夫去顾及了。清晨，我也常搬条板凳，到茅屋的后屋檐下，拿一块搓衣板搁在膝盖上写。在贵州下过乡的同志都知道，村寨上农闲时，出工时间晚。每当这时候我就起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四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非常安静。当初上铁路，我们的生活是“天当铺盖地当床”，每人发一根棍子和一张芦席过夜；吃饭是“上顿瓜，下顿瓜”，足足吃了两个月的老南瓜汤。我没闲心去整吃的、找住的，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带着一个小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的苗家，坡上长的是什么树、林子里叫的是什么鸟、河里出产什么鱼、婚丧嫁娶时他们为啥要按如此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啥民歌，“摇马郎”时男女唱些什么，新中国成立前这一带的山岭河谷是什么样的……问完了，我随便钻进其他连队、其他民兵团的工棚，往黑乎乎的人堆里一钻，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不待人家醒来，我又爬上山头，去看米色的稠雾如何从河谷里升起，去听雀儿如何开始啼鸣，去望苗家姑娘们如何挑着担上坡去……这一些景象，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么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写出的长篇小说《春耕》退给了我；另外两本写铁路工地的书，也退给了我。在这三本书稿里，有我的心血，有我的追求啊！我失望得掉了泪，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我还是默默地忍。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受到的挫折，一来是我要面子，我有自尊心；二来我牢记着“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人人皆知的俗话，即使在收到退稿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停止过练习写作。我相信我要从失败中迈出步子去。我自知文化水平低，我一个外地人学当地话味道总不对，我也明看到生活环境是苦的，创作条件几乎是没有的，我还是要干下去。
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之说，气候总是阴沉沉的，把人的心情也弄得忧郁不乐的。伴随着退稿，从邮局看到大捆退稿的人，对我说起讽刺话来。有人还咒骂说，我要是能写出一本书，他的脑袋马上就可以落地；另有一些自命思想进步的人说，我这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是极端个人主义，妄想成名成家，出人头地；还有一个集体户里，有我的几个好朋友，因为另外几个知青说了嘲笑我的话，争执起来，险些打架。事后我听说了这件事，对我的好朋友说，你别去跟他们打架，让他们说我好了，说得越多越好。这不是我今天来打“马后炮”，我当时确实是那么讲的。真要谢谢那些说风凉话的同志，当时他们要不说，我还没那么大的劲头继续学习写作哩。
除了人为的讽刺嘲笑，还有物质上的压力。我插队的寨子分值低，一年到头出工，扣除口粮款，没几块钱可进。有好多次，我没有买煤油的钱；有无数次，我没稿纸，不说农村没稿纸卖，商店里有信笺，我也买不起。天天练习写东西，一本信笺经不住我写几天。修建铁路时，我省下一点钱，经常拿来买煤油；感谢我那些在上海的老同学，他们一年到头要给我寄出无数的稿纸。
报刊上发了报道我的消息，青年朋友们容易注意到我已经发的东西，很自然地忽略了我的挫折。
其实，当受到这些精神的和物质的压力时，我的心情是抑郁的，情绪是低落的、烦躁的。但在那种时候，我仍坚信，挫折不能迫使我停笔，我非要写下去不可。电影文学剧本《火娃》初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写出来的。
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不断地感受生活，不断地往格子里填字，伴随着我一天一天走过来，我也一天一天地逐渐找到了表达的方式。
时间，不是空白的；空白的是稿纸。
看，这儿还是我插队落户时的土地，寨子仍然遮掩在绿荫丛中，微翘的屋脊在繁茂的枝叶间显出它的曲线，门前坝的青冈林子，仍是翠绿的一片。甚至寨前那条从水库引水来的沟渠，一点也没变样子。那座有一块石板晃动的小石桥，我的脚踩上去时，青岗石照样颠动了一下……
啊，几乎什么都没有变。
十二年后的今天，为了新写一本小说，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时的地方，不由感慨万千地想着。
十二年过去了，难道当真什么变化也没有吗？
不，时间不是空白的。
当我走进寨子，遇见一个一个熟人，和他们在台阶上、大树下、小桌边坐下闲聊的时候，我才深切地感到，山寨上的变化有多么的大。
我插队的年月里，这儿干活兴拖大帮，你看我，我瞅你，出工不出力，谁也不卖劲儿。过了春节，大队干部去公社、去县里开会，就向上反映，要求拨救济粮、回销粮。
如今呢，寨子里搞起了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早几年要一个多月才栽完的秧子，这会儿十来天就栽插完了。寨上不但没人喊“锅儿吊起”，家家户户到了新粮收进仓时，去年的陈粮还没吃完呢。
我插队的年月里，因为批“资本主义”，寨上有堰塘、山塘不喂鱼，坡上能栽果树、种花生，不敢种；烧个砖瓦窑、经营个小煤洞，都要大队、生产队派上一拨人经管，结果干活的人少，管事的人多。
如今，寨子里的堰塘、山塘养起了鱼，坡上栽了果树，沙土坡种了花生，还发展了烤烟、编篾、漆树。砖瓦窑、小煤洞也搞了联产计酬，只要肯劳动、肯下力的社员，家家都增加了现金收入。
举个例子说，我插队时，全寨五十多户人家、三百多口人，只有一户人家里有只走走停停的闹钟，现在寨上戴手表的小青年，买收音机、缝纫机的家庭，就有二十多户。
要写山寨的变化，得另外写一篇散文或是报告文学，我这儿不能由着兴致扯了。
看到这么多变化，我由衷地说：时间不是空白的，空白的是我的稿纸。
一走到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新形势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种种复杂的矛盾和纠纷，全扑进了我的眼帘：有两兄弟，为争水抗旱，撕破脸皮吵了起来；过去一向冷落的农技站，现在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曾经吹了的婚事，重新联了姻；计划生育意外地收到了良好效果……在办公室里，在斗室书房里，这些人和事物，哪怕有天外飞来的灵感，也是构思虚构不出来的。
啊，生活，一定要泡在生活中。
近些年来，由于前几年业余时间写了几本书稿，都在忙于伏案修改、出版，找一个冷静的角落住下来，总是关在屋里忙碌，总是为了书稿在城市里奔波，下生活的时间少了。在几本书稿定稿出版以后，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文思的枯竭。
写什么呢？
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翻翻新写的书、新出的杂志，我发现，不但是我，就是很多作者，都需要问问自己，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要比已写的东西深刻，又要有广度，无论是取材于新生活，还是取材于过去的生活，或是别的时期，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我找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到生活中去，到我原先熟悉的深山老沟里去，在那儿住下来，接触我周围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各种人物，看看他们怎样在新形势下生活，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遇到些什么难题和矛盾，是如何解决的，或者矛盾是怎么发展的……
初来乍到，会觉得啥变化也没有。还是那样春耕秋收，还是那么施肥下种，还是上班下班、出工入工。就像一首山歌里唱的：“坡是主人，人是客……”
山峰耸立在那儿，只要不遇到地震，千百年也很难变个样子；而人呢，在山坡面前，就如匆匆的过客。
但我们要写的，不仅是不变面貌的山峰，更主要的就是写那些山峰面前的过客—人，他们在怎样变化着，怎样改变着大自然，也改变着自己。
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我到了深山老沟，又快一年了。我小窗外那座有一片白岩的山峰，一点样儿也没变；甚至晴空里的云朵，和去年我来的那天，也没啥大的区别。只是，我的心灵又充实了，我又成了个素材的富翁，在我的笔记本上，记下了那么多生动的细节和生活中的原始材料；在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构思，那本在我来之前想写的书，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可供选择、提炼、概括……
啊，生活！我愿投在你的怀抱里，观察你的点滴变化，体验你的变幻，摸着你脉搏的跳动，充实我自己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山峰没变样子，即使景物外貌没甚变化，但是，时间不是空白的，随着它的推移，生活中又有着多么丰富多彩的东西啊！
可是，我并不盲目乐观。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年轻、幼稚，我也更清醒地知道，正因为时间不是空白的，所以在我生活的这个山沟沟外面，世界也在起着变化，祖国这艘船的各级各部门各个舱位，仍在前进着。
为此，尽管我这儿电视收不到，报纸只能看隔开几天的，但我仍然争取了解山沟外面的情况，掌握整个时代的动态。北京、上海的来信，政治、时事杂志，隔开几天的报纸，新闻广播，能帮助我了解外界情况的，我都绝不放过。
可以说，这也算是我的一条粗浅的经验。我的任何一本书，都不是只靠着自己体验过的直接生活写成的，都是受了某个问题的启示，受到某种生活现象的触动而逐渐产生构思，酝酿起来的。因为我的经历毕竟有限，我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脑子能接受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来说，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我必须像一块干枯的海绵一样，拼命吸水，吸足了、吸饱了，才能往外挤出一点新的东西。
关于这，茅盾讲过：“青年作者，专业的或业余的，如果在‘生活根据地’只注意钻得深，而不注意国家形势的全面发展，不了解‘生活根据地’以外的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那么，他在这一角生活中得来者未必能保证一定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从而他根据当前事态的观察和分析而写成的作品，也未必具有普遍性。”（《茅盾论创作》）
为了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需要了解生活基地以外的形势，就需要知道祖国的其他地方，同时在发生些什么事情。
这就是我酝酿、构思自己的作品的一个主要方法。
到生活中去，力争比较长时间地泡在你所感兴趣的生活之中，同时不忘你生活的这一角以外的生活，时常了解祖国的形势和发展。经常把两者进行比较、分析、鉴别，捕捉老是萌动在你心头、时常激动着你的东西，使它发展、成形，化为形象。
我们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书籍，我们有那么多的电影和戏剧，我们有代表现代化水平的彩色电视机和盒式录音机，作为一个读者，他随时可以放下手中的书，去欣赏优美的音乐，去看感人的电影，去阅读已有定评的名著。作为一个作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作者，用什么东西，去吸引读者，赢得读者的心呢？
这是我几乎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天天用以提醒自己的话。我希望在这种提醒下，自己以后写的东西，会逐渐地有所进步。
哦，时间不是空白的，空白的是我面前的稿纸。但愿我抓住这不是空白的时间，在空白的稿纸上写下新的东西。
1981年7月8日
贵州猫跳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