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
他在《语丝》第二期上说，有某人挖苦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大概可以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对的。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倘改篡了旧对联来说明，就该是：
“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于是玄同即应据精神文明法律第九万三千八百九十四条，治以“误解真相，惑世诬民”之罪了。但因为文中用有“大概”二字，可以酌给末减：这两个字是我也很喜欢用的。
题注：
本篇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五期（1924年12月15日），收入《集外集》。
1924年11月24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钱玄同的《随感录·“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一文，文中引用了前人讽刺叶名琛的对联：“不战不和不守，相臣度量，疆臣抱负；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并说：“我觉得这大概可以作为‘持中’底真相之说明了。”叶名琛1852年任两广总督，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他不作战事准备，在家设长春仙馆，扶乩以占吉凶。广州失陷后被俘，送往香港，转囚印度，1859年病死。钱玄同1908年曾与鲁迅一同在东京听过章太炎讲授文字学，是鲁迅的老同学。鲁迅对钱玄同的观点持有异议，因而作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