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内容虽然在全国看来不是什么稀罕事，但在弹丸之地的延川已是石破天惊了，路遥再度成了全县的名人，全县无人不知。社会上是这样，延川中学更甚，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自称是他的朋友，所有的女同学都对他高看几分。大家都在想：“十八九岁就是‘县团级’，将来还能了得？”
路遥的感觉当然也很好，一派意气风发的样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知识青年开始下乡——家在城里的插队，家在农村的返乡。路遥家在农村，自然得回家去。经过几年闯荡，家乡在他眼里已经非常遥远了，路遥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就在这前后，爱情向他频频招手，先是一个本地女子，后是一个北京女知青。
首先向他示爱的是本地女子，当时他还在学校，正准备收拾行李返乡。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天高气爽，秋阳宜人，有一个女同学来找他，让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签个名。这是当时同学们分手时的惯例，一般都是同班同学间互签；路遥是名人，找他签名的很多，男的也有，女的也有，因此就没有在意。签完名后，那女的没走，而是静静地站在一边数自己的指头。路遥觉得奇怪，就问她还有什么事。那女的没看路遥，努力地低声说：“咱们到外边走走，我想和你拉两句要紧的话。”路遥这才注意到那女子的模样，高挑身材，白净脸皮，短辫及肩，举止端庄，是典型的陕北俊女子。那女子在前面走，路遥在后边跟着，一边走一边想：“这个同学怎么不认识呢？”刚想转着弯儿问，那女子倒先开口了，说她是初六八届的学生，并报了姓名。听得路遥无限感叹，觉得自己这几年只顾得在外面闯荡，竟然连同学也不认识了。“怎么能把人活成这样呢？”他不由得发了一通感慨。路遥东一句西一句地感慨，那女子静静地听，不时朝着他笑，露出满口整齐的白牙。路遥说完了，那女子却开口了，一开口就给了他一个意外——向他表示爱意！
路遥生性强悍，但在这方面却不行，加上当时正为自己的前途着急，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于是就和那女子打起了“马虎眼”，首先告诉她说：“我也是平常人，县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只是个‘名儿’，一离开学校就是农民。”那女子答：“你是农民，难道我不是？我就喜欢农民。”路遥又说：“我啊，农民也不是个好农民，耕不了地，下不了种，庄稼活十样里面九样不会。”那女子又答：“你不会我会。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款款地待着，什么也不要你管。”路遥一听大惊，连忙找了个借口离开，那女子的笑容立刻僵在了脸上……
这事是路遥亲口给我讲的，我在叙述时极力还原当时的情景，对话肯定没有大错，两人的情态中有我的想象，当然是合理的想象。至于这个人姓甚名谁，我知道，但实在不方便说，请读者千万理解。
再说那个北京女知青。据说，他们初识于一次大会上，路遥坐在主席台上，她在台角负责喊口号。他们真正相识在1969年的冬天，那时路遥已经回到村里，以“贫宣队员”的身份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搞“路线教育”，一同进驻的还有这位女知青。这期间他们恋爱了。其中的细节我无法得知，只知道她“改造”了路遥，“改造”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影响了路遥的一生：路遥喜欢在下雪天沿着河床散步，据说这是他们相识时的情境；路遥喜欢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据说这是他们相恋时唱过的歌曲；路遥喜欢穿大红衣服，据说这是那女子的专爱；路遥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樱依红”，据说其中暗含那女子的名字。为了她，路遥做了能做的一切，1970年招工，县上给了路遥一个指标，让他去某“信箱”厂（保密工厂，不公开厂名和地址，只公开一个信箱，故如此称呼）当工人。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招工，机会非常难得，路遥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恋人。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女知青进厂不久，就和别人好上了，将她和路遥的定亲纪念品—— 一块提花被面退还了路遥。
我没有见过这位女士，据说长得小巧玲珑且能歌善舞，是个人见人爱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她做得不好，有损于她美丽的形象——当时路遥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刚刚被停职，她这样做无疑是雪上加霜。
全面失落的路遥灰溜溜地回到村里，先是下地干活，后是当民办教师。一呼百应的日子过去了，短暂的幸福也过去了，留给他的只有满腹疑惑和无限苍凉。他的初恋虽然很失败、很苦涩，但也从另一方面成就了他，例如他的成名作《人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这是后话，在此不再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