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路遥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没有乐趣可言。我认为不是这样，路遥的童年（特指过继给大伯后）虽然有苦难的记忆，但更多的是奋斗的快乐。一个人在回忆童年的时候，都以现实作为参照物。所以，败落户子弟回忆童年，尽是美好；寒门出身的英雄回忆童年，多有苦难。路遥的名声和成就，令人们放大了他童年的苦难，而忽视了他的快乐。
是的，路遥童年时，整个中国都很穷，陕北农村尤甚。但是，贫富贵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相映衬而彰显的，而且这种比较还得建立在当时的基础上。道理很简单，现在普通人家坐的沙发，比古代皇帝坐的龙椅都舒服，但谁会据此断定那些皇帝处在苦难之中呢？不说皇帝了，单说路遥。
先看他的家庭情况。当时他家四口人，奶奶、大伯、大妈和他，算是个小家庭。他进门的那年，奶奶六十岁上下，大伯和大妈四十岁左右，除他之外都能干活。三个大人干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算是当地相对宽裕的家庭，至少也应该算中等。不和别的家庭比，和老家比就好出许多。在那边，他是最大的男孩子，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里，他是唯一的孩子，吃穿自然会优先。这是物质上，再看感情方面。
他大伯和大妈我都见过，都是非常善良厚道的农民，性格非常温和。他们因“缺儿少女”过继了路遥，怎能不疼爱他呢？奶奶打小抚育过他这个宝贝长孙，现在他又远离了亲生父母，怎么能不格外呵护和疼爱他呢？所以在感情上也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上学。在老家时，别的孩子能上，自己上不了，只能上山干活，那种痛苦无法形容；现在好了，终于和同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那种快乐同样无法形容。
当然也不是没有困难，初到延川的路遥遇到最大的困难来自文化方面的不适。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文化方面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口音。那时的农村人交往半径很小，除了下地干活很少出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惊异。这种惊异表现在成人身上，往往是默默地观察；而小孩子就不同了，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起来，像发现狗吃月亮一样。
路遥出现在这里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先是一个孩子问他话，当他回答后，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边笑边夸张地学他的“清涧口音”，有的孩子甚至极野蛮地叫他“外路脑子”。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一下子沉默了，变着法子孤立路遥——在村里时，大家不和他一块儿玩耍，见他过来后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晾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唯独不让路遥砍。
当路遥灰溜溜地回到家里，把委屈告诉大人后，他不但得不到保护和安慰，反而受到责备。大伯和大妈要他“和小伙伴们好好相处，不要惹是生非”；他揭发了哪个孩子的恶行，大伯和大妈就会马上到那个孩子家里去，不是去找回公道，而是去道歉，临行还将自家的洋芋、萝卜拿一点送去，理由是：“小孩子闹了架，不要整得大人不好见面”，“不要让人家说咱们小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
大伯和大妈如此是有道理的。这样做，首先是基于传统道德和熏陶，出于与村人和谐相处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个外来户的无奈。当时外来户对政府来说是积极有利的，但对当地原居民来说不完全是件好事，因为这些外来户分走了他们的土地。尽管当地居民慑于政府的权威，从整体上不敢反对这件事，但对个体的外来户不无排斥心理；外来户必须“夹紧尾巴”、处处小心，才能站住脚。这就是大伯、大妈如此处事的历史原因。当然，路遥到延川后，随着土地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当地人对外来户的排斥感已经很淡了，但他大伯的习惯已经养成，小心处事、谦让处人已经成了他的“脾气”。
路遥个性强，在老家时王家又是大户，他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下，只好独自面对困难，捍卫尊严，这就成了其奋斗一生的起点。
具体怎么个奋斗法，谁也说不清楚，但结果是清楚的：路遥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就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他在孩子们中的“强大”和他大伯在成年人中“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随着年龄的增长，路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开始越过大伯与村里的成年人直接对话；而村里的成年人，特别是那些有远大眼光的“精英”们，立即意识到面前这个孩子会成为将来村里的“强人”，和他处好关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投资”，因此也乐于和小小的路遥对话。这使路遥享受到了别的孩子根本无法想象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