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边镇暴动此起彼伏，北魏政权摇摇欲坠，朝廷大权被控制在边镇将领的手中。534年，边镇重将高欢扶植孝文帝元宏的曾孙元善见为皇帝，他就是东魏孝静帝，都城后迁到邺城。
宇文泰是边镇起义将领葛荣手下的大将，葛荣起义失败后，他投降北魏朝廷。后来，靠镇压关陇起义起家，他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名声越来越高。于是宇文泰立孝文帝的一个孙子元宝炬做皇帝，就是西魏文帝，首都在长安，这样，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
西魏的政权掌握在宇文泰手中，西魏地少人少，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时时都有被东魏吞并的可能，宇文泰为发展壮大西魏的力量，他千方百计寻找能安邦济边的能才，极力加强与汉族地主的联系，任用汉人做官，推广汉族先进文化，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有一天，同僚周惠达求见宇文泰，向宇文泰推荐一个人才。他说：“这个人叫苏绰，是汉族名士。他学识渊博，才智过人，上可知天文，下可通地理，而且品德高尚，为官清廉，凭他的才能，做一朝丞相太适合不过了。”
宇文泰听周惠达这么一说，非常高兴，心想：若苏绰真像周惠达所说的那样，那么西魏强大就指日可待了。于是他立即召见了苏绰，并提升他为着作郎。
有一次，宇文泰和很多官走到长安西汉旧苑去游历，宇文泰向这些人问了许多问题。他问王昭君出塞是汉朝哪个皇帝时期的事？有人说是汉文帝时期的事，只有苏绰说是汉和帝时期的事。他又问汉武帝时期司马迁入狱受刑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问题把那些人问得无言以对。苏绰却说：“李陵出使匈奴，被俘后受降，汉武帝为此事愤怒之下要斩李陵全家。而司马迁述说李陵被俘为当时处境所逼，根据李陵的人格与性格他不会投降的，且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死拼只有全军覆没，暂时投降是为了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与汉军里应外合，再打匈奴。司马迁之述很有道理，汉武帝硬说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才将他下狱行刑的。”宇文泰听完苏绰从容不迫的回答，高兴得无意行游了，决定回府后与他继续长谈。那天，他们两人一夜未睡，苏绰从春秋五霸讲到战国七雄；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讲到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强盛；从孔子的儒家思想讲到韩非子的法家主张。这些治国之道，宇文泰很少听说过，他越听越爱听，心中暗想：“这正是我想象中的‘济世之能臣’。”他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重用他。
不久，宇文泰向西魏文帝提议，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其地位和丞相是一样的。紧接着，苏绰又被授予大行台度支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和司农卿（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的官职。
苏绰看宇文泰和皇帝对自己如此重用，他便根据西魏的现实状况开始制定国富民强的措施，这些措施被称作“六条诏书”。
苏绰治理国家重在用人，而看人的能力不能只看门第，这是苏绰最重要的主张。他说：“曹操之所以能统一北方，与他重用人才是分不开的。他曾三次颁布唯才是举令，使很多有才能的人都为他所用。北魏之所以分裂，与实行士族制度有直接关系。不管有没有才能，只要出身于士族，就可以当大官，享厚禄，而庶族出身的人即使有才能也当不上高官，俸禄低。这样，就产生了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激化，导致了北魏的边镇暴动和起义。”
苏绰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耕地、织布、养鸡、养猪。所以，他认为不要随便让农民服徭役，要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耕地、去织布，农民有吃不了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收入也就增多了。
同时，苏绰还强调：要根据财产的多少平均负担徭役和赋税，不能把这种负担全部加在百姓身上。这种措施，就限制了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依靠特权而逃避赋税和徭役，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这六条诏书颁布后，上至皇帝，下到文武大臣、地方官吏，都要求知道这六条诏书的内容，而且会背诵。有一次西魏文帝根据宇文泰的提议，把文武大臣召集一起，让他们挨个背六条诏书，有两个大臣没背下来，当时，宣布官降两级。后来宇文泰还规定把六条诏书作为考核官吏成绩、增减俸禄的标准。
正因为宇文泰对六条诏书如此重视，这六条措施才能作为西魏治国准则，很快在西魏推行，西魏的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国力也大大增强。其后，西魏的经济实力很快就超过了东魏。
苏绰生活俭朴，爱民如子。他经常告诫家人：在生活上不要铺张浪费，我们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不要追求奢侈享乐，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我们才能高兴；百姓四处流浪，我们能吃得下、睡得好吗？
苏绰为了国家日夜操劳，不幸病倒，那时他才四十九岁。宇文泰按他的遗嘱，将他的遗体送回故乡武功安葬。灵车启程时，宇文泰带着文武大臣在苏绰的灵车前放声大哭，长安城里的百姓闻讯都赶来挥泪送别。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样，苏绰这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使西魏走上富强之路，他为取代西魏的北周再度统一中国，贡献了巨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