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物无贵贱的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庄子却忽略了一点，即人们对于自然界万物所做的判断，是以人类从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标准进行判断的，所以，对于人来说，每一种事物在自然界虽然都占据着各自的位置，但是，事物的美丑、善恶、有用与无用、用处大与用处小，都是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尺度判定的，而不是用纯自然的尺度进行判断的。
庄子也不承认客观的真理。庄子认为，人们所说的是与非，事实上都是相对的是非，并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庄子举例说：假如我与某人辩论，如果某人的论辩超过了我，并不能说是某人的观点对而我的观点是错的，如果我胜了某人，也同样不能说我的观点正确，某人的观点错误，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是非，假如又有第三者为我与某人判断是非，同样也是不可能，如果他认为某人的观点正确，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与某人的观点一致而已，出于同样的道理，他也不能说明我的观点是对的。如果这个第三者认为我与某人的观点都不对，也不能说明我与某人都错了，这只不过是他的观点和我们二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而已。由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是非标准，所以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是非。
用相对主义的观点认识社会生活，庄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贵贱贫富、世间的治乱、圣人和盗贼都是相对的，即使是尧和桀之间也没有善恶可言。三皇五帝虽然名为治天下，其实就是乱天下，善良的人如果得不到“圣人之道”，就不能在社会中生活，可是，盗贼如果得不到“圣人之道”，也同样无法行盗，所以，所谓的“圣人之道”，既可以帮助善良的人，也可能会帮助盗贼。
庄子在描述他理想中的国家时说：在至德之世里，山上没有蹊隧，河上没有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生长，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禽兽同居，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同样没有智慧、没有欲望。庄子所设想的社会，实际上是原始时代的缩影，在庄子的理想国中，人完全处于蒙昧状态，“民如野鹿”，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文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都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庄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动乱不堪，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统治者越是想要治理国家，国家就越是混乱。这是因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行为，违背了自然，所以，天下就越治越乱。庄子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饮水，在陆地上行走，这是马的天性，虽然有义台路寝，对于马来说没有任何用处。可是，伯乐却说他善于治马，于是，烧之、剔之、烙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马却已经死去过半。天下也是这样，圣人名为治天下，其实却为天下人造成了无穷的祸患，所以，治天下也就是害天下。
庄子对于人的认识有独到之处。庄子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的发展也是对自然的破坏，由于人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界和谐的状态。他在说明自然和人之间的差别时说，马牛各有四只足，这就是自然，而络马首、穿牛鼻就是人。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庄子认为，人在自然界中生活，就不能破坏自然界的和谐，所以，人应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自然性。
由于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把人的生死也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他说，人有生命，不过是自然界的气聚在一起，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在庄子的观念中，人的生死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生与死不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庄子强调养生，养生的秘诀就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曾讲述这样一个寓言：一次，庄子与自己的学生走在山里，见到一棵大树，伐木者坐在树下歇息，而没有砍伐这棵大树，当问及原由时，伐木者回答说，这棵树不成材，没有任何用处，因此，庄子叹道，此树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当他们出山以后，到一个故人家做客，故人杀雁待客，其家有两只雁，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杀了不能鸣的雁。第二天，庄子的弟子问庄子说，山中大树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而故人家的雁又因为不材被杀，究竟怎么样才好呢？庄子回答说，最好是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庄子告诫当时的统治者说，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越大，将要面对的危险也就越大，所以，权力与其说是一种享受，莫不如说是一种负担。庄子举例说，丰狐文豹，栖在山林里，伏在洞穴中，昼伏夜出，十分警觉，但是却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它们虽然什么罪过都没有，却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引来了灾祸。国家对于君主来说，也像丰狐文豹身上的皮一样，这正是君主日夜寝食不安的根源。所以，庄子劝那些君主应该“洒心去欲，游于无人之野”。庄子的这些话确实有些荒诞，因为没有哪一个统治者甘于放弃自己的国家而隐居于无人之野，让统治者洒心去欲，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不过，庄子对于功名利禄的蔑视，却反映了一个思想家难得的品质。
庄子一生穷困潦倒，乏意仕途，由于他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所以对现实的生活状况极为不满。庄子认为，现实社会的君主是社会的罪人。他们与盗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不过所盗窃劫夺的事物和规模不同罢了，小的盗贼被拘捕起来，而大的盗贼却成了诸侯，庄子更明确地说，“窃国者为诸侯”。把君主与盗贼等同起来，在表面上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庄子确实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墨翟，鲁国人，生卒年代不详。墨子曾在宋国做过大夫，后来到列国游学。墨子周游列国期间，曾经受到楚国、越国的礼遇，据说，楚王曾经封赏他书社五百，但是被墨子拒绝了。墨子最初学习儒家的学说，但是后来他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过于繁琐，所以，另辟蹊径，成为墨家的创始人。
墨子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杨墨之言盈天下”，在战国时期，墨子思想学说很为社会下层的人们所接受。到了战国晚期，韩非曾称墨家的思想学说与儒家为显学。
墨子曾经广招学生，墨子学生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战国时期，墨者有严密的组织，墨者的首领称为“巨子”，墨者的组织内部有着严格的纪律，称为墨者之法，其中有“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规定。
墨子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其中涉及政治、军事、逻辑、伦理、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墨子的思想学说主要保留在《墨子》一书中。与战国时期其他思想家相比，墨子的思想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墨子的许多言论都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社会现象而发的，这反映了墨子讲求实用的思想方式。墨子本人曾说：每当到了一个国家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到这个国家最急迫的事情来发表议论，如果这个国家昏乱，就对这个国家的国君说尚贤、尚同，如果国家贫困，就向这个国家的国君宣传节用、节葬，如果这个国家熹音湛湎，就向这个国家的君主宣传非乐、非命的思想主张，如果这个国家淫乱无道，就向其君主宣传尊天、事鬼，如果这个国家喜好攻打侵凌别的国家，就向其国君宣传兼爱、非攻。可见，墨子的思想学说在当时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议论大都是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而发的。
墨子认为，现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他说，人与人不相爱的表现，就是每个人都损害别人的利益而为自己谋利，子自爱而不爱父，所以亏父而自利，臣自爱而不爱君主，所以亏君而自利。反过来，父亲也自爱而不爱自己的儿子，所以亏子而自利。至于那些盗贼也是这样，爱自己家而不爱别人的家，所以就偷窃别人家的财产为自己家谋利，那些伤害别人身体的人也是这样，爱自己的身体而不爱别人的身体，所以残害别人以对自己的身体有利。至于列国相攻，墨子也是用人与人不相爱来解释，他说，列国之间之所以相互攻伐，就是都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都攻打别人的国家以对自己的国家有利。
墨子认为，人与人不相爱是一切社会动乱之源，由于人与人不相爱，强者就一定会欺压弱者，人多势众者一定会劫夺人少势孤者，富有的人一定会侮辱贫穷的人，社会地位高的人一定会傲视社会地位低的人，奸诈的人一定会欺骗愚蠢的人。为了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墨子认为一定要从使人与人兼相爱、交相利傲起。对待别人的国家像对待自己的国家一样，对待别人的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对待别的人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这样，诸侯之间就不会野战，人与人之间就不会相互仇杀，天下人都相爱，就不会发生强者凌弱、众者暴寡的现象。
墨子主张尚贤使能，墨子指出，王公大人要做衣服，一定要找一个良工，有一个牛要杀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良宰，可是，在治理国家时，他们不知道尚贤举能，只是任用那些与自己亲近的人，任用那些面目姣好的人，使他们无故富贵。所以，社会秩序便越来越乱，国家越治越穷。因此墨子主张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任用他们管理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不肖之辈，则应该贬抑他们的官位，甚至把他们从职官队伍中清除出去。墨子认为，实行任人唯贤的原则，应该不拘出身，不论贵贱，即使是牛监草肆之人，只要有才能，就要选拔他们从政。同时，墨子也强烈地反对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能够经常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