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郑国也是一个内乱频仍的国家，郑国的内乱，一方面是由于卿大夫家族的势力恶性膨胀而导致的卿大夫专权，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公室内部的群公子为了争夺君位而造成的相互残杀。郑国地处楚、晋两个大国中间，是两个大国主要的争夺对象，晋楚之间的争霸战争主要是围绕着争郑进行的。在晋楚争霸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郑国几乎每一年都受到晋、楚两国的讨伐，常常是晋国的军队刚去，楚国的军队又来，郑国是春秋时期内忧外患交织的一个国家。
据史书记载，郑国自郑庄公死后，郑国先后有郑昭公、郑灵公、郑僖公三个国君被杀，另外，还有几个公子在君位争夺过程中被杀。郑厉公时，因为大夫祭仲专权，郑厉公曾被逐出国外。在这一时期，郑国国君的废立，大都是由卿大夫家族决定的，同时，宋、楚、齐、晋等国也对郑国公室内部的斗争施加影响，这样的历史环境，使得郑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复杂。
到了郑简公以后，郑国的内乱更加严重。郑简公时，郑国由子驷、子国、子耳三个大夫执政，国家的政事主要决定于子驷一人。起初，子驷与郑国的另一个大夫尉止有纷争，公元前563年，郑国与楚国联合出兵讨伐宋国，然后又进犯鲁国的边界，在这次出兵的时候，子驷有意地减少了尉止所率领的战车的数量，尉止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子驷又与尉止争功。另外，在子驷执掌郑国的政权以后，曾经在郑国重新划分了土地疆界，在划定土地疆界的过程中，郑国的几个大夫家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因此，这五个家族与尉止联合起来，在这一年十月戊辰日清晨发动叛乱，攻进宫廷，对正在西宫议事的执政大夫发起攻击，杀死了子驷、子国、子耳，把郑简公劫持到北宫。后来，子国的儿子公孙乔（即子产）招集郑国的文武百官，在其他几个家族的支持下，平定了叛乱。发动叛乱的司臣、堵女父、司齐、尉止等人都逃到国外。这场叛乱在历史上称为“西宫之难”。西官之难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这场祸乱的发生却进一步证明，郑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变得愈加不稳定。但也正是在平定这场叛乱的过程中，子产作为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西宫之难平定以后，子孔成为郑国的执政卿。在子孔当政不久，就制作了盟书，在盟书中规定，郑国的大小官吏都要无条件地听从执政的命令。子孔的这一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诸大夫家族和文武百官的抵制，后来，在子产的劝说之下，子孔才勉强焚毁了盟书，没有酿成更大的祸乱。然而，子孔与郑国的群大夫之间的矛盾却没有最终解决，子孔一直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其他的卿大夫家族。公元前555年，郑国的子孔为了实现其尽除大夫家族的企图，勾引楚国出兵伐郑，想借此机会除掉郑国的众大夫。在他的怂恿下，楚国出兵侵伐郑国，当时，郑简公正率领军队讨伐齐国，郑国国内由子孔、子展、子西留守。子展、子西二人预先知道了子孔的阴谋，在楚军到来之前，严加守备，子孔没敢出城与楚军会合，其铲除郑国众大夫的阴谋也未得逞。第二年，子展、子西起兵讨伐子孔，最后杀死子孔，瓜分了子孔的家产。此后，子展成为郑国的执政大夫，子西主持郑国的日常政事，子产被立为卿。
十几年以后，郑国的执政大夫子展去世，子皮继任为郑国的上卿，执掌国政。这时，郑国卿大夫家族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而以公孙黑为首领的驷氏和伯有为首领的良氏之间的矛盾尤为尖锐。伯有奢侈嗜酒，在自己的家里修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通宵达旦地饮酒，到了第二天早晨，当自己的族众前来朝见时，伯有也不肯走出地下室，前来朝见的人们问及主公在哪里时，伯有的家人就说：“我们的主公在山谷里。”于是，朝见的人们只好散回各家。公元前543年的一天，伯有在饮了一夜酒以后，去朝见郑简公，提出要派公孙黑出使楚国，然后，回到家中继续饮酒。公孙黑率领驷氏的甲士讨伐伯有，伯有逃到国外。当时，伯有已经烂醉，在逃到国外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几天以后，伯有又偷偷潜回郑国，纠集自己的徒众试图作乱，结果又一次战败，伯有死于街市。在伯有与公孙黑之间争斗的过程中，子产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不肯偏向任何一方。而在伯有战死以后，他又亲自收敛伯有的尸体，子产的做法，深受郑国的上卿子皮的赞赏。于是，子皮把国政交给了子产。从此，郑国的政治秩序才稍稍得以安定。
子产相郑以后，首先对郑国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行了整顿，使郑国的都市和乡村有一定的规章，上下尊卑各有不同的等级服饰，田有沟澶，庐井有伍，奖励亲近忠诚勤谨的大夫，惩处骄奢淫逸的大臣。大夫丰卷想要祭祖，请求打猎获取祭品，这个请求遭到了子产的拒绝，因为当时只有国君才能用新鲜的猎兽祭祖，其他人只能用一般的祭品。为此，丰卷大怒，召集了自己家族的兵卒准备进攻子产，就在子产想要逃亡国外的时候。子皮阻止了子产的出逃，驱逐了丰卷。丰卷出逃国外以后，子产又向郑简公请求保留丰卷的田宅，三年以后，丰卷回国，子产又把他的田宅还给了他。
由于子产严格遵守礼制治理郑国，在他执政之韧，曾经受到国人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后来，却受到了国人普遍支持。在子产当政一年的时候，人们歌颂说：“收取我家衣帽的财物税，丈量我家的田园来征税，谁去杀子产，我们都愿意帮助他。”到了第三年，人们又歌颂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增加它的产量，子产如果死了，有谁能继承他的事业。”
郑国人在乡校里聚会，议论执政的得失，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在春秋以前，乡校不仅是国人受教育的地方，而且也是国人议论国家政事得失的地方，郑人游于乡校，实际是上古时期的遗风。因此，子产回绝了毁乡校的建议。他说：“人们早晚劳作完毕以后，到乡校里聚会游玩，议论执政的得失，他们认为是好的事情，我就推行，他们所厌恶的，我就改正。这些人正是我的老师，我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用忠诚善良来减少怨恨，从来没听说可以用作威作福防止怨恨。虽然权势可以制止人们的议论，但是，这就像用堤防堵截洪水一样，洪水冲破了堤防，就将伤害很多人，那时，我们就无法挽救了。不如把河掘开一个小口子，慢慢地疏导洪水，不如让我听到人们的议论，把议论当作良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一个千古不易的道理，子产相郑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他懂得这个道理。
子产相郑期间，对于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一是“作丘赋”，即对野中的居民开始征收军赋，其二是铸刑书，把郑国的法律铸在铜器上公布于众。子产的这两件举措，受到了人们的非议，甚至有人说子产将不得善终，但是，子产却说，这样做，有利于国家，我是为了救世，至于我个人的生死只能由他去。
郑国处于晋楚之间，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要到楚、晋两个大国去朝见，每当子产与晋楚两国的执政大夫相见的时候，子产都不卑不亢，既做到不辱使命，又能与晋、楚两个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子产相郑期间，晋楚两国对郑国的军事征伐较之以前大为减少。
子产是春秋时期最为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在子产的治理之下，郑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子产相郑的巨大成功与春秋后期其他国家内乱频仍的局面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