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本来是不在这本集子的计划之中的，只是我觉得颇有必要补加的一个声明，虽说是补加，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缘起是这样的，前些天，一位学校内部杂志编辑部的朋友按惯例向我邀稿，我也按惯例给了他一首诗和一首词让他有个选择。不过这次有点特别，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一封杂志社发来的邮件，是通知我修改相关内容的，附件里是大片大片的批红。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很诧异：一首诗一首短调加起来不到一百个字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批红呢？看完之后才明白，原来这次杂志社的指导老师对古体诗版块儿提出了新的要求——格律。我立马平静了下来，突然觉得那些批红实在太正确也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我的许多创作中平仄方面确实没有字字推敲，大都是写完后自己吟诵几遍，觉得颇安稳了，也就罢了，其中或有符合其相应格律的，我想也是一种语感的偶然。既然是自己的错误，我当然是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去修改。后来，我才认识到自己的年少才薄：一个多小时，竟也没有协调好严格格律与原有意境的关系，让自己满意，何谈读者。我想这就是以意适律的难处吧，远远超过了对谱填词。只得掷笔它处，对影长叹一声。
不能把格律与意境完美统一，这个弊病，是我一开始写作古诗词的时候就知道的，这也是很多古代的诗词名家不能两全的。同时我又固执的认为，诗者所为抒情达意也，格律只是修饰，没了所欲营造的最适合寄托自己感情的意境，就是音韵再美的歌谣对于作者来说也是“东施效颦”般的失败。然而对于初学者而言，格律又是极限制意境的表达，很容易把美好的意境在森严的律法中给格杀的。而且爱好自由又是我的个性，当然更难以忍受感情在迸射中，格律的框框把它阻挡。有人也许会反问，那为什么不选择完全自由的新诗？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身为新人，新体我还是写的；其次，我又十分迷恋中国古典文人的情趣和审美；再次，于古体中寻自由，如同在黑暗中喜欢光明一样，如同睁开眼睛看到第一缕阳光般的欣喜，也更增加了我精神上的快意。于是我于新旧之间又偏执地选择了古体为主要体裁，同时在意律之间又利害相权，选择了今人较注重的意境为创作目标。故而一直以来，我是很不赞赏今人作古体而为了格律损害意境的行为的。个人觉得，以古适今，姑可称之为“改革创新”；若以今适古，就未免流之于“削足适履”了。
换个场合来说，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还经常会仰慕唐诗宋词的光辉吧。关于他们，大家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其亮点不在于它形成了近体诗与词严酷和谐的格律，而更多的是在于他们开辟出了更广阔的意境范围，表达出了更真挚更丰富更接近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的情感，简言之，更具真性情。反过来看，如果单着眼于格律的话，沈约等人的功绩恐怕就要盖过全唐吧！谈到这个，突然想起了我们公认的当时的几个大家。
韩昌黎，以文为诗，有时甚至根本没有韵律；苏东坡，豪放不羁，填起词来也累累落落、大开大阖，很多地方竟也忘记了平仄。他们都曾被时人讥为不懂作诗作词，但是现在这个评价听起来也许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奇怪好笑，因为站在今人崇尚自由、以意为主的立场上来看，他们的诗或词写的实在太好了，太真了，太性情了，只要读了，就没有办法不为之击节！还有，与之前后的杜工部、周邦彦、姜白石等人的诗或词做的也都极好，意境极美，格律也极协调，也绝对称得上标标准准的大诗人大词人，这点我毫不怀疑！然而最终我选择了昌黎东坡，选择了意境，并且我还希望像我一样的初学者也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认为学昌黎东坡，就算学不好也不失为一个忠厚可敬、有真性情的人，学邦彦白石，少点才气，就成为了只会舞文弄墨的轻薄文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
当然，如果个性合适，或者说古诗词创作的造诣达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也不能放弃对音韵意境境完美统一的更高追求。故而，我在这本诗集的最后要做如下声明：一、由于才力有限，我的这本集子以抒情为便，有些地方放弃了格律，如果从格律的角度来欣赏，它确实是有很大瑕疵的。
二、追述批红的事情中对指导老师并没有任何的不敬之意。相反，我非常感谢老师善意的教诲，同时无意中也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对这本集子中格律问题交代的必要性。
三、如果有可能，我今后会更加用心揣摩，如果不影响意境，尽量把格律应用到以后的创作中，使诗歌意韵更加和美。
四、较之苦心孤诣的追求格律，我还是更加欣赏“不求工而自工”的境界。
发表如上声明，只是为了说明一位初学者的集子中未注意格律的缺点及其理由，非为怙恶不恮，望各位朋友勿以为恶！
除了格律问题之外，这本集子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
十二月十二日夜于杭州
